秋风，最早被大家所熟知，是作为著名的时评作家和“自由主义”学派学者。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却冷不丁一个急转弯，收起如刀之笔，从研究自由主义、市场、法治等问题，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名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大张旗鼓地带领弟子拜孔子、穿汉服，凡事必称儒，于是引来众人注目。旁人难以理解，甚至认为他分裂、逆行，而他自己却坦承，儒学是他必然的归处，这是随心而行。

　　在秋风眼中，儒者和儒学研究者隔着的那条鸿沟，其实也就只有两字——“践行”。他将自己近些年在儒学方面的研究归纳为三点：解经、述史与创制，而他在西学方面所经受的学习和训练，正成为了他探讨现代儒学新发展时的优势。

　　接受我们的专访时，秋风谈起自己带领着十余名弟子在安徽池州小九华山每日诵读《孝经》、体认生命的经历。“于幽静的山林自然中，感念天地、父母，这不像西方哲学需要思辨才能了解，而是要我们回到自己生命中去体认。”此时已过知命之年的秋风，身着深色汉服，密密丛丛的花白胡须与头上的银发更显气度不凡。他用半生的寻觅，终能自得地行走于自己的儒学之道上。

　　对“孝”的批判

　　是我们在文化上走的一条岔道

　　晶报：在“四书五经”这么多的经典中，您为什么会选择作《孝经》的注解？

　　秋风：对“四书五经”的解读很多，我自己目前也没有太多新的见解，所以就先把这些放下来，以后还是要做的。相反，实际上对于《孝经》的现代解读比较少，但同时它又非常重要。《孝经》的重要性是我在完成我的另外一本书《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的过程中才深刻体会到的。我们都知道《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虽然它整个文本只有短短一千多字，却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本价值，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它的大意阐发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本《孝经大义》。

　　晶报：《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从孔子到其弟子曾子、子思、孟子等都多有论孝之道，可见重孝是孔门所传之要义。在您看来，孝在儒家伦理学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

　　秋风：“孝”是中华文明中基础性的价值。儒家的思想，或者说中国人的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敬天，二是孝亲，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因为我们敬天，所以孝亲，通过孝亲则可以把握天地，巩固我们敬天的意识。所以在我看来，孝可能比“仁义礼智信”更基础，它是一个根基，而“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德”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敬我们的父母，由这个本源就可以扩充发展出普遍的仁爱之情。

　　晶报：汉人十分重视《孝经》，五经设博士，五经博士不论专治何经，均通《论语》《孝经》。自汉代则确定了《孝经》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后，历代朝野无不重视，直至20世纪却遭到冷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转？

　　秋风：20世纪初，西学东渐之风兴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在那个时候，中国人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求富强，而当社会的一些不适开始出现时，国人也开始对比西方来检讨自身文明中的不足之处。那时，西方的一些现代价值则涌进来了。在西方，“家”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不重要，相反他们推崇的如个人主义、男女平等等观念似乎更有助于当时的中国实现富强，所以许多知识分子就开始把这样的理念作为一个现代的新观念接过来，并以此来批判“孝”。

　　晶报：所以《孝经》自然而然地被视为现代观念的对立物了。

　　秋风：对。这种批判，不仅体现在文字上，还体现在各种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中，包括对社会制度、婚姻制度的重建，其实它们背后基本的诉求都是求富强。这个特点在那个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控诉旧家庭和封建礼教的罪恶，父亲都是专制的，青年都想着出走，这甚至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

　　20世纪的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我们在文化上走上了一条岔道。中国文明自古以来都是以家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所以说“孝”为“诸德之本”，正如孝经的第一章所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而西方的文明并不是，所以它并不重视“孝”这样的一种德。20世纪初的那种观念，实际上是把中西之别视为古今之别了。在我看来，中西文明在本质上是有重大差异的。不过，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孝”的推崇又开始回归了，并且回归的步伐越来越大。

　　办书院

　　与“治国平天下”有相通之处

　　晶报：您是学历史出身的，之前研究法学、政治哲学、中外历史，现在却转向研究儒学，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变？

　　秋风：大概在七八年前，我正式确立自己要成为一个儒学研究者。当然，说研究儒学，并不代表其它的就再也不研究了。前一阵子，我还在修订十多年前翻译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与此同时，我刚好也领了一个研究项目，讨论儒家智慧在当代如何发挥作用，恰好可以把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基于儒家的义理来设想一系列在我看来比较适合当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

　　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转变，更恰当的形容是一种成长。儒家的学问是一个以前被我忽略的知识宝库，而我现在看到了它，并在努力地汲取它，而且我能看到它在我的身上扎根得越来越深，所以这就变成了我的“本”或者“体”。那么以前我学习的那些知识，无论是经济学、法学还是政治学，它们就成了“末”或者“用”。我对我的身体做了一个自我更化，但并不能说那些东西就完全排除了。

　　晶报：拥有这些跨专业领域的知识背景，对您研究儒学有什么样的帮助？

　　秋风：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从上大学以来，误打误撞，进入过多个知识领域，当然不能说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但对其学科范式还是有所了解，也尽最大努力研读各个学科的经典。而这样的一番曲折的知识经历，给我研究儒学以非常大的助益。因为儒学本身其实严格说来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套学科，也就是说，儒学实际上包含今天专业化的很多学科，比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

　　当我研究儒学的时候，以前积累的那些庞杂的知识，其实都派上了用场。所以我现在的儒学研究，看起来也比较庞杂，涉及多个领域，以至于主流的儒学界觉得我是个另类，因为主流的儒学者是从哲学系训练出来的，而我自己的研究比较偏重于儒家的社会科学。

　　晶报：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钱穆先生对您影响颇深。您的硕士毕业论文为《钱穆历史文化思想述评》，所著《国史纲目》的“国史”二字也取自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而您在书中序言里亦称受到钱穆先生影响最大，可以谈谈您的学思过程吗？

　　秋风：确实，钱穆先生对我影响很大，当年我攻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了钱穆先生作为研究的对象，而当时内地学界对钱穆先生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研究钱穆先生之故，所以也阅读了其他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著作，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受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思想。而钱穆先生对于我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还是他的史学进路，所以我自己进入儒学领域，其实还是通过史学的门径进入的，到今天，我研究儒学也还是习惯于使用史学的方法，也就是说，不仅仅关注儒学的义理，还关注儒家士君子依据这些义理在历史中所构建的制度。同样的，因为钱穆先生的影响，我研究经学，最重视《尚书》，回想起来，目前自己的学理思考是以《尚书》学为基础的，包括对于《孝经》的研究，也都是从对《尚书》的研究中引申出来的。所以，对钱穆先生心怀感激。

　　晶报：这些年来，您一直在思考儒家价值之现代制度形态，推进儒家价值进入现代社会，包括由您担任院长的弘道书院亦是如此。这项工作的开展难吗？

　　秋风：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因为我毕竟还只是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唯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学问、写文章。因为儒家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什么问题它都要解决，从生命的安顿、家庭的和睦、国家的治理，到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问题都在儒者的思考范围里。所以想要把经书读通，然后又用经书中的义理来解决现实的问题，这个就非常繁重了。

　　但即便如此，我自己仍然认为，一个儒者，绝不能是书斋里面的书呆子。除了读书、写文章、写书，同时我们也要行走于天地之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说办书院，就算是践行的一种，它其实和治国平天下之间有相通之处，需要你有德行，有组织和办事的能力。前两天我们刚给一位快毕业的研究生开饯行会，他自己也说在给书院做事的几年间学到了很多东西。“知行合一”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一些基本的道理，按照这些道理来做事，同时在做事的过程中加深对它的理解。所以不仅是同学受益非常大，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中。

　　我的志向就是要“遍注群经”

　　晶报：您曾将自己这些年在儒学研究方面做的事归纳为三大类：解经、述史、创制。这些年来，是否还有别的补充？能否详细说一下您在其中所做的工作？

　　秋风：这些年我在学术上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三大类。第一类，就是解读经典。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发展经学，这应该是整个学术工作的基础。我们总说“要行道于天下”，那就要首先弄明白这个“道”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去解读“四书五经”。像《尧舜之道》《孝经大义》，包括前头我写过一本《论语大义浅说》和《建国之道：周易政治哲学》其实都属于这方面。我的志向就是要“遍注群经”，因为这个工作实在太重要了。

　　第二类是述史。在我看来，20世纪整个中国历史的叙事有几次的颠倒。但颠来倒去，都没有如实地准确地描述我们中国的历史。因为20世纪大家都是用西方人的观念来裁剪中国的历史，结果一百年下来，中国人不认识中国了。这样的一个对历史的遮蔽，其实把儒家也遮蔽了。因为儒家本来就在历史中，过去几千年，它都是塑造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但是你看看在现在我们的历史叙述里面，其实都隐而不彰，或者成为一个“坏角色”。因为我就是历史科班出身的，所以我也希望通过历史记录重述儒家历史，把中国历史文化背后的灵魂，儒家的价值揭示出来。这个我目前也做了一些工作，雄心勃勃地准备要写一套至少十卷本的中国历史，也就是《华夏治理秩序史》，很惭愧现在也只写到周朝。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不过由此我退休后也有事做了。（笑）所以后来，我又写了一本简明版的叫《国史纲目》。

　　晶报：您写华夏文明的开端似乎与许多传统史学的开端不同。

　　秋风：对，我的中国历史是从尧舜开始写的，基本上现在还没有人这么写历史。首先，在许多人看来，尧舜只不过是神话人物，很多历史往往是在考古地里跑来跑去，从山顶洞人开始讲起。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没有意义。当然，在另外一个层面而言，这些说法也有另外的学术价值。

　　但是，作为中国文明演变的历史而言，我们这个文明的魂魄是什么？《中庸》说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如果不从尧舜这里开始讲，那等于孔子在文化上的祖宗没了，我们的本源也就没有了。那后面的演变更讲不清楚了，因为往后两千年，士大夫在讨论国家的制度建设、政策设计时，开口闭嘴就会说到“尧舜如何”。当然，我最后要落实的也是收尾于今天，甚至是未来。读者为什么要读历史，就是要铭古致今。这是我的想法，当然其中也与我们现在主流历史学界的叙事有很大区别。

　　晶报：那刚刚所说的第三类工作，应该是在前两部分的研究基础上所展开的吧？

　　秋风：对，其实就是基于儒家义理，参照历史经验，解决当下问题。这个范围就涉及得比较广，包括法律政策、制度设计等，我个人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一点点优势的，以致对现实问题做一些讨论，还不至于太离谱。我认为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行大道于天下，必须要通过制度，总不能指望每个老百姓读过《论语》，念“仁义理智信”，然后天下就变好了，老百姓就是困而不学，你能怎么办？那么就要通过礼乐法度吧，但同时，你也不能把古代的制度照搬复制到今天，必须根据我们新的民情来创想。

　　晶报：您有什么计划吗？

　　秋风：这些年，我初步形成一个想法，前段时间也刚提交过相关论文，即现代儒学发展应该走社会科学化这条路，建立儒家的社会科学体系。现在的社会学科，如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全都是从西方来的，它的预设都是西方文明的基本意识，比如个人主义，然后基于这些西方价值建立一套理论体系，比如经济学里面所说的个人收益最大化。这兴许能够解决西方的问题，但对中国人可能就不太行得通。而我们照搬西方这些经验，则会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差距。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一个范式转换，也就是基于儒家的义理来发展社会科学，同时从儒学的角度来说，儒学本身也需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社会科学体系，拿出具体的办法，使高明的道落实于现实中。（记者 罗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