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薛伯青是中国早期的着名电影摄影师，他一生拍片一百余部；他经历了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六十年历程；他是为新四军留下影像资料的唯一专业摄影师；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部队摄影师；他的代表作品有《壮志凌云》《绥远前线新闻》《夜半歌声》《新四军的部队生活》《钢铁运输线》《在长征的道路上》《永不消逝的电波》《东方红》……

　　薛伯青从影记

　　我外公的老家在江苏常州武进县余杭里。他13岁随家里搬到了南通。因为两地方言差别很大，所以，他经常逃学。他的父亲就给他请了绘画老师教他学画，还在上海买了一台照相机送给他。于是，外公一边画画一边学着拍照片。外公18岁时，他的老师建议家里送他到上海去闯荡。

　　最初，外公准备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但上海美专的课程大多是西洋画，他就放弃了美专。他的堂兄薛逸如在上海开有一家“新艺照相馆”。外公就当了2年学徒，从拍摄、洗印到修底、放大、上色，什么都干，每天光是照片上色就要100多张。

　　上海是我国电影发祥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规模不大，但数量不少。“新艺”当时承揽了很多电影公司的明星照片，外公经常去为明星拍照、送照片，一来二去就跟电影公司的人熟络了。大家也都很喜欢这个不爱说话，但非常勤恳、老实的小伙子。外公毕竟有画画的基础，慢慢熟悉了电影公司的工作，并且喜欢上了拍电影。每次去电影公司，他都会在一旁默默地看摄影师测距离、调光圈。

　　时间一长，“新艺”的活多少受到了些影响，他堂兄就向他父亲告状，他父亲拿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他，但外公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新艺”。

　　离开“新艺”后，外公到各个电影公司去碰运气。“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1929年的夏天，复旦影片公司拍摄无声古装武侠影片《三门街》。摄影助理请假了。老板兼导演俞伯岩就让我外公临时协助工作。那个日本摄影师知道他会摄影，主动让他拍摄，促成了他真正迈向电影的第一步。

　　拍摄中，外公的工作受到了女主演张玲君和钱似莺的欢迎。因为日本摄影师抽烟太厉害，拍两个镜头就要停下来去抽烟，影响工作。因此，外公决心一辈子不吸烟。更让我佩服的是，外公原来戴眼镜，为了干摄影，他愣是坚持每天数瓦片锻炼眼睛，真的摘掉了眼镜。通过这两件事，就能知道他为了自己喜爱的摄影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而且意志坚定。

　　在《三门街》之后，外公主动向老板俞伯岩请缨，希望能独立完成一部影片的拍摄。但此时俞老板对他还有些不放心，外公表示，自己不拿薪水，如果拍摄质量有问题，他愿自掏腰包赔偿损失。天遂人愿，恰巧新片《粉妆楼》的摄影师因病请假，老板下决心一搏，同意了外公的请求。

　　1929年，外公为“复旦公司”独立拍摄了无声黑白影片《粉妆楼》，这是他电影摄影的处女作。

　　除了八路军办事处，太原就像一座空城

　　1933年，张善琨在上海创办了“新华影业公司”，导演杨小仲介绍外公加入了“新华”。这个公司后来成为上海三四十年代电影界的No1.。外公也因1936年拍摄的《壮志凌云》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摄影奖，1937年又拍摄了经典影片《夜半歌声》。可以说，他当时在电影界是初露锋芒。

　　1936年8月，日本侵略者勾结蒙古德王，在百灵庙发动侵华战争。绥远守军在傅作义将军的指挥下，一举收复百灵庙，令全国抗日热情高涨。张善琨接受了上海左翼作家阿英的建议，派外公前往百灵庙拍摄了抗战纪录片《绥远前线新闻》，此片在上海轰动一时。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再次发动战争，制造了“八一三”惨案。10月18日，张善琨要外公去上海淞宝前线拍摄新闻片。外公提出已有两家公司在前方拍摄，不如去山西拍摄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的新闻片；这一建议得到了张善琨的同意，并表示公司的人员、设备随他选。

　　外公指名让导演吴永刚、剧务屠梅卿、木工时玉生和他同去。公司里轻便的“爱姆”摄影机有人拿到南京去了，他只好带上笨重的法国“地勃里”手摇摄影机。外公离开上海前，张善琨将办好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两份护照和介绍信交给他。一份是去太原的护照，并有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给阎锡山的介绍信。另一份是去西安的护照和杨虎给蒋鼎文的介绍信。另外，外公还有左翼作家阿英写的介绍信，让他们到太原后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1937年10月24日，外公一行四人先去南京，但上海北火车站被炸毁，只有龙华西火车站有去嘉兴的火车。他们只能走反方向先到嘉兴再换车。

　　25日，他们在嘉兴换乘公共汽车北上去苏州，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汽车走走停停。苏州仍没有火车去南京，他们就先坐小船到无锡。

　　26日，他们在无锡火车站附近的小旅店等消息。听说晚上十时有货车去南京，他们四人携带着笨重的“地勃里”，连拉带扛不顾一切地挤上了火车。挨到天亮时分，火车终于到了南京。

　　27日休息一天。第二天他们乘陇海线继续北上，车上不时传来上海、南京的坏消息。他们到潼关车站下车后，与大批青年男女学生一起渡过黄河到达黄河北岸。在同蒲铁路车站，他们见车就上，勉强挤上了火车。但因火车超重，车小轨窄，火车时走时停。一路上还遇到日机三次轰炸扫射，最后两节车厢被炸毁，车上人心惶惶。等到这列摇曳的火车终于挪到太原车站时，已是深夜11点钟。

　　29日凌晨，太原街上没有灯火，一片漆黑。旅店全被国民党部队占满，北方夜晚十分寒冷，一行四人只好找到基督教青年会，被允许在门房过夜。天亮后，外公终于找到太原省政府，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走投无路时，他们想到了太原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

　　太原八办设在太原坝陵桥成成中学内，外公就在门口拍了一张八办的外观照片。彭雪枫主任和张震参谋长、赵品三、边章五四位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彭雪枫是一员儒将，对待这几位上海电影人非常谦和有礼。外公拿出阿英写的介绍信，说想去平型关前线拍摄新闻片。

　　彭雪枫主任满面笑容地说：“你们从南到北不远千里而来，一定送你们去前线拍新闻片。你们暂时先休息，随时准备着，等有机会即通知你们出发。”彭雪枫主任儒雅的风度和办事处同志热情的态度给外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后的几天，日军飞机整天在太原上空盘旋，外公抢拍了些太原被炸的镜头。太原全城已被炸得像个废墟，连公园里的防空洞也被炸毁，路上行人稀少，好像除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太原就是一座空城。

　　11月7日傍晚，外公他们接到了通知——到办事处等候出发。等他们到了地方，却找不到办事处的大门，眼前只有一片被炸的房屋。办事处的同志说，这里三天前被鬼子飞机轰炸过。外公又按照之前的拍摄角度拍了一张办事处被炸后的照片。

　　当晚，他们就住在办事处。深夜三时，他们登上汽车，我外公心细，看了一下车的标记是第十八集团军军用车，还有十几个人和他们同行。军车驶出太原城后，同行的一人拿出彭雪枫主任的信。内容是说最近情况有变，为确保他们的安全，让他们先去西安办事处等候消息，一有机会立即送他们去前线。

　　外公他们当时并未预料到战事的险恶。当他们到达黄河北岸风陵渡露宿时，才听到了太原失守的消息。原来，在他们离开太原的第二天敌人就进了城。在那么危急的时刻，彭雪枫还能想到疏散这几位客人，这让我外公对彭雪枫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

　　太原之行虽没有如愿拍摄到平型关大捷的场面，但这次与共产党人的近距离接触直接影响到外公后来的人生轨迹。

　　“摩登夫妇”其实是地下工作者

　　外公一行在西安八办同样受到林伯渠、博古、邓颖超、钟赤兵等共产党人的热情接待，负责联系他们的是任泊生。

　　任泊生先后在西安、汉口等地八办工作，后随彭雪枫将军到淮北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四师联络部部长。任泊生当时的妻子是电影明星陈波儿，也许是多了这层关系，外公和他很快成为好朋友。

　　1938年冬，任泊生到上海找到我外公，说自己随彭雪枫将军到淮北开辟抗日根据地，现在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希望外公能加入他们的小组。而外公在与彭雪枫将军和任泊生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早已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他们的主张，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与他们站到了一起。

　　外公接受的第一个重大任务是为新四军定制手摇发电机。整台发电机属于违禁物品，上海根本买不到。外公找到电影界搞录音的同事，购买零件请他组装。发电机制作完毕，运送又是个难题。在当时的上海，日伪情报部门繁多，运送违禁物品十分危险，外公虽然有公开职业掩护，但一个单身男人行动没有一男一女来得方便，为此，外公向任泊生提出让外婆薛岱云协助工作，但不告诉她工作内容。此建议得到了任泊生的同意。外婆掩护外公完成了无数次的接头工作，从开始的“一无所知”，到后来逐渐熟悉工作和组内成员，成为他们三人小组（任泊生、徐今强、外公）的得力助手。每次任泊生约外公在舞厅、咖啡馆、茶馆等地见面时，外公总是偕外婆成双入对地摩登出场。在任泊生与外公交谈时，外婆的任务就是在舞池中翩翩起舞，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久而久之，连舞厅老板都知道，这对年轻人是常客，可先生从不跳舞，而太太的舞技超群。当时的电影界收入并不丰厚，更何况薛家十几口人仅靠外公一人的工资来维持生活。但每次执行任务时，他们夫妻俩都穿戴得漂漂亮亮，摆出一副阔气的样子来掩人耳目。

　　1940年11月的一天傍晚，外公告诉外婆打扮一下，要去送东西。为防检查，外公还带了预先准备好的修理摄影机马达的证件。俩人身穿锦缎棉袍，外公头戴皮帽，外婆手插皮草暖手筒上了辆黄包车。当时上海的冬天，三轮车上都有盖腿的毯子。他们将发电机放在腿下，用毯子盖起来。他们从当时在法租界的北京西路的家里出发，经过大世界附近时，见有一个人手拿报纸站在红绿灯下，就算是收到了可以平安通过的信号。从法租界到终点英租界的四马路，这一路都是繁华的闹市区，敌人封锁严密。外公在车上一面与外婆随意交谈，一面装作若无其事地观察周围的情况，看上去就像一对阔绰的夫妻悠闲地在逛街。他们按时到达了指定的旅馆门口，亲手将发电机交给了接应的徐今强，再去南京路的咖啡馆与任泊生会面。外公清楚地记得，当他们向任泊生汇报了顺利的消息后，任泊生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

　　冒险运送领袖绣像

　　1944年底，外公接连收到任泊生从淮北寄来的三封信，要他催促四师联络员徐今强速回根据地。可当他转告徐今强后，却见徐面露难色。后经外公几次催问，徐今强才道出原委：“有一位商人送给新四军一套马、恩、列、斯四幅30寸大小的绒线织成的绣像，还有一幅鲁迅的绣像，我把它们存放在亲戚家里。这东西若留在上海，万一被敌人抄到就会连累别人全家，可带着走又怕被敌人查出。”外公果敢地说：“你被这批东西所困不能走，让我来送走。”徐今强马上阻止：“以前，你送电影器材、通信材料，因为你是摄影师，你有合法的护照和证件，就是被敌人检查到，你也可以混过去。这五幅绣像万一被查出来，没有什么可掩护的，这个险你千万不能冒。”外公坚定地表示愿意冒这个险。

　　外公约定让徐今强不带东西先走一天，外公、外婆第二天走。如在路上发生意外情况，就让外婆到扬州找徐今强通报消息。如果第二天下午五时他们还不到扬州绿杨旅馆会合，就是发生意外了。

　　外公准备了一个漂亮的皮质立式旅行箱，用纸包装好五幅绣像，将它们放在箱子底层的夹层中，中间放一些照相材料，最上面放一只莱卡照相机和衣物、日用品。如果箱子被敌人检查，就用他的日文通行证搪塞。

　　徐今强离开上海后，外公和外婆特意请在车站调度室工作的好朋友陈洛，买了两张到镇江的头等软席票。

　　俩人早早上车后，故意坐在日本宪兵专座（车厢中固定给日本军人的座位）对面的两个位子上，并将旅行箱放在宪兵专座的行李架上。开车前上来四个日本宪兵，将他们两人赶走。他俩没有拿旅行箱，就直接坐到了对面相隔几排的座位上。不久，上来一个日军大佐，将他的两个软包放在外公的旅行箱旁边。从上海开车到南翔站，敌伪宪兵在车厢里开始给每个旅客搜身，行李架上的东西也都要一一打开检查。

　　外公已做好放弃旅行箱的思想准备。但敌人见他有日文证件，竟没有搜他的身。这张日文证件的内容是允许携带照相器材，是外公请摄制组的日本翻译搞到的，这张证件多次帮他化险为夷。这样反复检查了六七次，唯独日本军人头上行李架没有检查——敌人误认为那些都是日军大佐的东西。日本军官在常州站下了车。等火车一到镇江车站，外公急忙取下旅行箱迅速下了火车。

　　在站台上，大小行李还要一律打开检查。外公叫外婆先去和检查员打交道，说明他们是上海来镇江拍外景的，还故意送一些明星的照片给他们，外公则趁机冲出了检查站。一路上，他们就用送明星照片做掩护，避免检查。

　　等他们乘船赶到扬州，早已过了他们约定的五时，徐今强在旅社里等得坐立不安。徐今强本想带着绣像赶赴根据地，没想到，连日阴雨断绝了交通，他们三个人只好强作悠闲地白天冒雨游览瘦西湖，晚上打牌掩人耳目。几天下来，所带资金已全部用尽，外公只好变卖了外婆的戒指。等天一放晴，三人立即离开扬州。

　　朝鲜战场躲过一劫

　　1938年至1949年十年间，外公先后10次穿梭于上海和淮北根据地之间。

　　上海解放后，外公外婆接到张爱萍将军归队的命令，加入了华东海军，任华东海军摄影队队长和摄影师。1952年调至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

　　1953年1月，外公随军委摄影队赴朝鲜拍摄《钢铁运输线》。

　　4月，外公和徒弟张伦、戴赤从西海岸培山阵地到西海岸指挥总部汇报工作。4月12日上午，他们从“西海指”出发返回培山阵地。下午2时，在去50军军部附近的公路上碰见八架美国“油挑子”飞机紧跟着他们的吉普车。司机将车开进松林中，躲开了敌机投下的炸弹。下午４时，他们到达50军军部，按计划要住上一晚，但外公想尽快返回前线。吃过晚饭，外公在路上巧遇原华东海军的战友——扫雷大队长孙公飞。他陪同外公找到司令部何政委，说明来意：离开前线已有一个星期。那里可拍到真实材料。他们想尽快赶回培山阵地，但苦于没有车。何政委爽快答应用他的车送他们去培山。

　　晚九时左右，他们在行军途中，听到后方敌机连续不断的轰炸声。到达师部后，得到消息说美出动大批B29轰炸机，50军军部被炸。

　　摄影队的剧务黄宝善住在“西海指”的四层半房间，“西海指”设在一个大金矿洞内，往下一共有五层。半夜，黄宝善听到消息：“史导演说，老薛他们出事了！让你快去查。”黄宝善从地下四层半一口气跑到政治部秘书处，找林科长打听。林科长答：“是出事了，但你们的人没听说出事。”可一连几天都没有消息，大家当时都认为外公他们肯定已经牺牲。出事当晚，导演史文帜在39军吃饭，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就大哭了起来：“老薛，你要是出了事，一家老小可怎么办呐？”谁知，又过了两三天，他们三人竟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只听史导演突然大骂：“薛伯青，你这个胆小鬼！你不上前线，跑到哪里去了？”外公才不紧不慢地讲述了经过。史导演多年后对外公说：“老哥哥，50军那次要不是你求战心切提前离开，还真光荣了。”外公后来给我们讲，战场上冲在前面的一般没事，被打中的多是胆小缩在后面的。

　　我的外公用照片和影片记录下一个个历史瞬间，带我们解读那些久远的、鲜活的人和事。更令我难忘的是，他在历史洪流中舍弃安逸的生活，带着坚定的信念和为了理想勇往直前的求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