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米恩·查泽雷站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后面，这个房间并不比太空舱大多少，也不那么迷人，看起来他显得精疲力尽。地板上沾有披萨的痕迹，在一个破烂的沙发脚下，一个狗碗被扔在一袋粗粮和一个咀嚼的小狗玩具旁边。人们不断匆匆忙忙地通过两个不同的门进出，用榴弹炮的速度和力量向这位33岁的电影制作人提出问题。

　　自从达米恩·查泽雷凭借热情洋溢的歌舞爱情片《月光之城》（La La Land）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一年半以来——而且距离他成为奥斯卡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搞砸事件（“最佳影片奖”的乌龙）的不知情的参与者之一的一年半之后——这一切似乎已经过去了几光年，因为他在环球影业的一个小编辑区中设置了障碍物，盯着挂在墙上的电视屏幕，看着瑞恩·高斯林在一个罐子中“穿越宇宙”。查泽雷的皮肤是苍白的，他5英尺11英寸的身形看起来非常瘦削，当他坐下时，他弯曲的身体似乎在他的思想的重压下消失，因为他要赶着让自己执导的尼尔·阿姆斯特朗的传记片《登月第一人》（First Man），为8月29日在威尼斯电影节的全球首映做好准备。

　　“我曾经想过，‘哦，你们知道的，如果有一天我足够幸运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一个奖项，或者那部电影获得了好评，那么所有的恐惧都会消失。’”他苦笑着说道：“‘我会得到我需要的肯定，我会完全自信，这不是很棒吗？’伙计，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种粗鲁的觉醒。”

　　自从凭借2014年的剧情片《爆裂鼓手》（Whiplash）获得突破以来（该片是一部制作成本330万美元的独立电影，最终在全球获得了4900万美元的票房，而且让J·K·西蒙斯获得了小金人），达米恩·查泽雷又在2016年凭借《爱乐之城》纵马电影界（这部制作成本3000万美元的歌舞片，最终赢得了4.46亿美元的票房，并且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如果他愿意的话，查泽雷本可以回归执导一部靠得住的低预算剧情片，甚至执导另一部歌舞片。相反，他却将自己的未来压在了这部制作成本7000万美元的太空剧情片上，这是他迄今为止成本最高的一部电影，可能很容易在发射台上“崩溃”。

　　喧闹声平静了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可以让达米恩·查泽雷观看他的电影中的完整片段。一架紧张的摄影机来回掠过，然后切入到即将起飞的Gemini 8号飞船的驾驶舱内——从封闭的舱口铆接到叮当作响的金属开关，再到仪表盘上短暂的嗡嗡声，然后一切都看不见了。屏幕外，倒计时开始——15,10,9,8……然后航天舱开始颤抖和震动，火焰在舷窗上爆裂，一切都在颤抖。这不是太空，不是最后的疆域，就像在《星际迷航》（Star Trek）或者一大堆青少年幻想片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喧嚣，生死攸关的航行，这是人类生存的隐喻，更不用说一位一线导演在好莱坞超时空中的不稳定位置。

　　《登月第一人》剧照

　　“我们不会考虑太空旅行的第一个时代到底有多危险。”达米恩·查泽雷说，他从2014年开始开发这个电影项目，当时制片人马蒂·博文和威克·戈弗雷以及执行制片人伊萨克·克劳斯纳，给他带来了詹姆斯·R·汉森的同名小说，他们最终选择让这个项目落户环球影业。“我们可能知道一些灾难，但我们主要以胜利的方式思考。我们听到号角咆哮，看到旗帜挥舞着，它看起来既高贵又尊严，让它看起来很容易，就像既成事实一样。我想放松所有这一切，让它变得像现实海洋那样可怕和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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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米恩·查泽雷知道一些关于可怕和不确定的事情。在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夜，《爱乐之城》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荣誉，但仅仅持有这个荣誉2分23秒，《月光男孩》（Moonlight）就抢走了它。

　　“当时我整个星期都高烧104华氏度（40摄氏度），卧床不起。”查泽雷回忆道：“我一边通过静脉输液治疗，一边服用一些类固醇的药物，所以那天早上变得非常不讲理。我住在一间酒店房间里，尽可能晚的睡觉，然后我就穿上西装去参加颁奖典礼。”

　　查泽雷必须要出席在杜比剧院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那是因为他的《爱乐之城》一共获得了六项奥斯卡提名，其中包括艾玛·斯通获得的最佳女主角提名，他记得“在仪式举行期间高烧退了下去。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自己病重，但我并非处在最佳状态，我有些神志不清，但是很高兴看到同伴们获奖。”他听到费·唐娜薇宣布《爱乐之城》是最佳影片，从沃伦·比蒂交给她的一张卡片中读出这部电影的名字，然后他走上舞台加入了他的演员和制片人的庆祝行列，但他能够意识到一些事情出错了：“我很困惑，因为我实际上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说：“我对于自己在舞台上听到的声音之少感到惊讶，即使你就站在正拿着麦克风讲话的那个人后面。我听不到任何声音，我只看到发生了一些骚动，我想：‘哦，好吧，肯定出了一些事情，不管是什么事。’”

　　只有当第二个信封出现时，事实才浮出水面。“事情变得很明确了，肯定出现了某种错误。”他说：“整件事情非常奇怪。《月光男孩》剧组的一群人开始走上来，其中很多人都是我在颁奖季期间熟识的，也有一些是多年前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件超现实主义的事情，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东西的，那种重叠。”他此前一直通过电子邮件跟《月光男孩》导演巴里·杰金斯保持联系，但自从在奥斯卡颁奖晚会合影之后，他们迄今还没有见过彼此，“我们所有人都还在处理这件事。”他承认。

　　奥斯卡颁奖的“最佳影片乌龙”事件

　　这并不像任何人想象的那样获得奥斯卡奖，甚至不是一个从5岁就开始梦想着电影制作的男人能想象的。出生于美国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的达米恩·查泽雷，有着一位法国父亲和一位美国母亲，因此他早年的生活就是在这两个国家来回徘徊，分享他们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这给予了这个男孩儿双重国籍，同时兼顾身份的二元性，以及不断的“流离失所的感觉”。最终，他们定居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查泽雷的父亲现在那里教授计算机科学，专门研究他所谓的“有机算法”和“在混乱中找到秩序”（一种与电影制作完全无关的努力方向），而查泽雷的母亲，一位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则是新泽西学院的教师。两人都在达米恩年轻时给他灌输了一种社会正义感，特别是当他的母亲塞莉娅（Celia）开始在一个最大的安全监狱中教育囚犯时。“她可能会非常温暖和深情，”查泽雷谈起母亲：“但你绝对不会想瞎胡闹惹怒她。”

　　达米恩·查泽雷的父母是非常宽容的（虽然他们信仰天主教，但却把查泽雷送到了犹太学校，他们相信他会在那里得到更好的教育），但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疏远，因为他们要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过于情绪化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想法。“我有一种过度活跃的想象力，”他说：“我非常神经质。我记得当我们住在巴黎时，早上（我的母亲）会叫醒我，我会坐公共汽车去上学；每次离开时，我都有可怕的恐惧，我担心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查泽雷承认，这种焦虑感仍存在于他的体内，虽然他用一种冷静的外表掩盖住了它。“我只是将社交焦虑置于我的DNA中，”他说：“我是一个捣蛋鬼。我变得紧张，我就是那种人，也是一个神经质和工作狂。”

　　他最早的电影记忆来自于母亲带着他在5岁时去看《彼得·潘》（Peter Pan），他惊叹于银幕的大小和“虎克船长的大鼻子特写”。他很快就沉迷于电影，无休止的观看视频，尤其是在他没有追求自己的另一个爱好——打鼓，或者跟比他小两岁半的妹妹安娜玩耍时。“这对于我的父母来说太棒了，”他说：“否则的话我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小孩儿，尖叫、乱跑、摧毁一切的孩子。我真的非常非常不守规矩。”

　　他18岁时进入哈佛大学，主修视觉艺术，以让父母感到担忧的无情态度推动着自己，冒着失败的风险进入新的领域。“他用西班牙语制作了一部小型纪录片，而他甚至不会讲西班牙语。”查泽雷的前教授Jan Schuette回忆道：“我会说：‘达米恩，这很复杂。’而他会说：‘是的，但无论如何我想尝试。’”回首过去，查泽雷对他母校的看法很复杂：“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社交啄食顺序由金钱决定的地方，不是看人们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家庭赚了多少钱。”

　　达米恩·查泽雷

　　正是在哈佛大学，他与一位学生作曲家贾斯汀·赫尔维茨成为朋友。贾斯汀·赫尔维茨为查泽雷2009年的论文电影《公园长凳上的盖伊和艾德琳》（Guy and Madeline on a Park Bench）创作了配乐，并继续为他后来的电影创作音乐。“我在成为鼓手的过程中遇到了达米恩，因为我一直在找人来创办一个乐队。”赫尔维茨说：“我听说他真的很棒，所以我联系了他。我们和其它几个同学一起玩儿。我不知道他的电影创作激情。当然，第二年当我们成为室友时，他就一直在做电影——研究电影，写作剧本。他总是知道每部电影以及每部电影中的每个镜头。”

　　达米恩·查泽雷于2007年搬到洛杉矶，在那里他完成了《公园长凳上的盖伊和艾德琳》，同时努力谋生。他不太可能成为在好莱坞获得成功的有力竞争者，他是知识分子的后代，他喜欢法国的所有事物，对他影响最大的导演是弗朗索瓦·特吕弗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在洛杉矶的第一年，我都无法弄清楚如何支付房租。”他说：“我住在小公寓里，经常和一群人一起住，首先是在圣莫尼卡，然后是威尼斯海滩。我试着尽一切努力通过灵活的工作时间让自己写作。”他找到了一个为一些书籍写“经典笔记研究指导”的工作，比如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九故事》（Nine Stories），酬劳只有500美元。“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可以阅读或者重读一篇伟大的文献，但这也代表着一大堆工作。”他说。他还辅导“真正有钱的孩子，但我没有自己的车，所以我会坐公共汽车，而洛杉矶的公共汽车并不好玩。”

　　他感到沮丧的是他的电影制作生涯无处可去，他改变了方向。“我决定尝试写出能卖出去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只是我可以卖钱的东西。”他说。经过一些错误的开始后，他卖掉了一部惊悚片剧本《The Claim》，该剧本被拍成了一部低预算的电影，“惊恐、惊悚、科幻，我写的都是这一类的东西，”包括后来成为续集电影的《科洛弗道10号》（10 Cloverfield Lane）。

　　2012年，随着《科洛弗道10号》向制作方向发展，查泽雷决定拍摄一个简短版本的《爆裂鼓手》，以期推动该项目向前发展。当《科洛弗道10号》的制作方坏机器人制片公司和派拉蒙影业在圣丹斯电影节看到这部18分钟的电影短片时，他们也给了他执导《科洛弗道10号》的机会。突然，那个乘坐公共汽车的年轻人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前，我会跳起来。”他反思道：“但这件事正好发生在《爆裂鼓手》有可能会拍成电影的时候，即使它（《爆裂鼓手》）的热度很小，我也要开始‘打铁’。”

　　通过Bold Films的资金以及贾森·雷特曼和杰森·布鲁姆等知名电影制片人的支持，达米恩·查泽雷在19天内拍摄了《爆裂鼓手》的电影版，中间只因为他遭遇的一场糟糕的小车祸住院而中断过。这部电影在圣丹斯电影节引发轰动，并在2014年10月上映后赢得了三项奥斯卡。

　　《爱乐之城》

　　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成功，但查泽雷仍然难以将他珍藏许久的《爱乐之城》的“碎片”拼凑到一起。演员不断地更换（迈尔斯·特勒和艾玛·沃特森都曾经有意担任主演），制作资金也是如此，所以他转向了《登月第一人》，并在2014年与瑞恩·高斯林会面，讨论了他扮演阿姆斯特朗的可能性，后者是1969年7月20日第一位在月球上行走的男人。“我遇到瑞恩，立马就选定了他。”查泽雷说：“但对话很快就被搁置了。他听说了我正筹备一部歌舞片的消息，他对扮演尼尔·阿姆斯特朗很感兴趣，但他对吉恩·凯利更感兴趣。”高斯林签约担任了《爱乐之城》的主演，一年半之后查泽雷凭借这部电影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我们在编剧室会面的一个星期之后，这位导演出现在索尼“芭芭拉·史翠珊配乐舞台”的控制室里，他的元素在这里，即使他的眼睛深深的凹陷进去，额头上还有两个而压力而出现的粉刺。在玻璃墙的另一边，80或者90位音乐人正在调整，即将为《登月第一人》的一些更具戏剧性的时刻录制一些音乐。赫尔维茨正在引导这些音乐人，他和查泽雷用对讲机交换着简短的口头速记。

　　“声音渐强的时间有些长了……”查泽雷开始说道。

　　“我们仍在让音符的下半部分下降。”赫尔维茨插话说。然后他对音乐人们说：“每个拥有第16音符的人，在结束之前都下降一个拍子。”

　　音乐飙升，在屏幕上一辆汽车在夜间横扫整个城市，瑞恩·高斯林扮演的阿姆斯特朗盯着窗外的过往景观，他知道他将离开妻子，而且这次离开可能是永别。

　　当制片人最初联系他时，达米恩·查泽雷几乎对尼尔·阿姆斯特朗这个人一无所知。但是他读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越多，他就越被这个看似无情的人物所吸引。查泽雷发现，阿姆斯特朗已经忍受了多次悲剧，包括在大火中失去家园，以及3岁女儿的夭折。查泽雷开始阅读关于“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及其前身的一切。“我想把它包围起来：它是什么样的，不只是发射，而是在那个小小的航天舱中。”他解释道：“我想了解有关它的所有事情，所有细节。”

　　不久后，《聚焦》（Spotlight）编剧乔希·辛格加盟了环球影业的这个项目。“达米恩最初的观点是表明（太空飞行）有多么艰难，”乔希·辛格说：“围绕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很多神话，大量的糖衣，他开始撤回这个神话，并试图让观众进入驾驶舱，感受这些家伙必须感受到的东西。”

　　他和查泽雷访问了美国宇航局，遇到了一些还活着的首次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2012年去世），其中包括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科林斯，甚至还跟阿姆斯特朗的妻子珍妮特（克莱尔·福伊在片中扮演这个角色）共度了一段时光，但在看到最终剪辑的电影版本前，她已经在今年6月份去世了。他们的目标是超越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人的不透明阵线，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几位同事在这个过程中的试飞中死亡。查泽雷说道：“我记得在想，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让这部电影捕捉到完全平凡和完全恐怖的组合，以及令人敬畏的感觉，那将是非常美妙的，但这是一个困难的组合。”

　　达米恩·查泽雷并没有转向类似主题的电影——有些电影甚至是他所钦佩的，比如《阿波罗13号》（Apollo 13）和《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他反而从《为全人类》（For All Mankind）和《月球漫步》（Moonwalk One）这样的纪录片中汲取灵感，在这些纪录片中，真实的事实和精确的细节被“融入档案”，对于坚韧不拔的现实主义，他想到了其它的影片。“我们看过《阿尔及尔之战》（Battle of Algiers）和《法国贩毒网》（The French Connection）这样的电影，”剪辑师汤姆·克罗斯说：“我们的很多谈话都跟梅索斯、彭尼贝克和弗雷德里克·怀斯曼（都是着名的纪录片制作者），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真实纪录片有关——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以及你如何以这样的方式加入镜头，从而感觉到情绪的连续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查泽雷开始创建一个图像数据库，最终编制了一份300页的档案，工作人员将其称为“恋恋笔记本”（The Notebook，这是向瑞恩·高斯林主演的同名电影致敬）。“它里面包含着我喜欢的以及航天舱如何工作的每一个图解。”查泽雷解释说：“这部分过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历史。”

　　在主摄影开始的前两周，也就是2017年10月中旬，克莱尔·福伊、瑞恩·高斯林和他们电影中的孩子们聚集在亚特兰大，他们在那里花费了几天时间，在他们的角色家里闲逛，他们穿着戏服进行即兴创作，摄影导演莱纳斯·桑德格伦则将这些都拍摄下来，其中的一些镜头也被剪到了最终的上映版中。

　　“让我们忘记古典电影所有的规则，”查泽雷告诉桑德格伦：“想象一下，我们是墙上的苍蝇，带着相机，与这些宇航员一起奔跑和加油门。”

　　为期58天的拍摄延伸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克恩县的休斯顿和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后来，他们又在后期剪辑中增添了726个特效镜头，尽管其中很多最引人注目的效果都是在镜头内完成的。查泽雷说，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受控制的东西是最难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捕捉纪录片的质量非常重要，并且要尽可能的拍到相机中，这意味着演员们将看到观众会看到的东西。如果演员们看到地球扑出窗外，那么它就在LED屏幕上。任何镜头都没有蓝屏或者绿屏。”

　　达米恩·查泽雷

　　协调LED镜头的组织性，在舷窗后面发射的真正的焰火和周期细节，可能会令人愤怒。“特别是让月球场景变得仿真有很大的压力，”高斯林说：“莱纳斯·桑德格伦曾与一位灯光师合作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电影灯，用来模拟太阳。当然，它在拍摄过程中起火了半个小时。”然后，在剧组人员不遗余力的“制作陨石坑和未受影响的月球表明的印象之后，结果却在拍摄之前下雪了。我知道这些事情对达米恩来说充满了压力。”不过他打趣说，可能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在片场有无休止的笑话：“我们可以把一个人扔到月球上，但我们不能……”

　　在他对现实主义的不断追求中，达米恩·查泽雷让瑞恩·高斯林和宇航员戴着真正的头盔和遮阳帽，而呼吸和冷却系统在他们身上并不总是有效。“突然，”这位导演说：“遮阳板正在变得模糊，因为有太多的空气进来，然后冷却系统停止工作，演员开始过热，然后你让空气以正确的方式出去，而且你不能发出任何声音。这是一场噩梦。经过数小时的准备工作，你可能会对最终出错的事情之多感到震惊。‘我的天啊，’你会在每次拍摄后都说一句：‘有什么事情在这里是管用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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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拍摄结束的六个月之后，达米恩·查泽雷于8月9日进入了展映室，这是在影片录制配乐的几天之后，距离电影的全球首映则不到3周时间。他详细介绍了色彩定时的细节，并研究了阿波罗航天飞机在黑暗景观中起飞的形象。这个景象非常精致：火箭发射，火焰从下面掠过，蓝色的大海和午夜的天空。但这些对他来说还不够完美，“我们可以回到原点吗？”他问道，因为他和桑德格伦加深了一部分黑暗天空的镜头，并调亮了另一部分。

　　“我真的认为他可能有X光视力，”福伊说：“因为他能够在屏幕上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流逝，达米恩·查泽雷因为太忙而疏于锻炼（他喜欢拳击），吃的也不健康（他喜欢可口可乐、披萨和汉堡），也没时间发推特（他过去的几篇推文包括反对特朗普的消息，以及拍摄《登月第一人》这部太空电影而对特朗普的“航天部队”的不屑，他称之为“荒谬”）。他甚至因为太忙而缺少睡眠，“他不是一个失眠症患者，但是他能够在凌晨3点睡觉，然后在早上7点起床，连续几周都是这样。”他的妻子、30岁的奥利维亚·汉密尔顿说。很快，他就将搬进喜来登酒店，只为了每天再挤出一两个小时工作。

　　只有在电影首映之后，他才会短暂休息一段时间，以便与汉密尔顿正式的举行婚礼，后者以前是麦肯锡公司的高管，如今已经投身演艺圈。（查泽雷曾跟他哈佛大学的女友、《爱乐之城》的执行制片人贾思敏·迈克格拉德有过四年婚姻）。他和汉密尔顿去年年底在纽约悄悄的订婚，“就是心血来潮，”这位电影导演笑着说：“我们最初订婚时对自己说：‘让我们在9月份举行一个仪式。’这是一种浮躁的不耐烦，促使我们前往市政厅。”这对夫妇正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更传统的婚礼仪式。

　　在那之后，查泽雷将开始为他的下一个工作做准备：视频流媒体网站Netflix的一部电视系列剧《The Eddy》，这是一部故事背景设定在巴黎的爵士音乐剧，他将担任该剧前两集的导演；他还将为另一家视频流媒体Apple打造一个还没有确定的项目，这可能是一个迷你剧，也可能是一部电视剧，但目前该剧还没有确定名字。所有这些对他个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项目，无论它们的商业潜力如何。“你想尽量把这些做成个人的东西，”他说：“这几乎比它的好坏更重要。”

　　工作就是一切，而且一直都是。汉密尔顿称查泽雷在洛杉矶生活了七年，“但他从来没有去过太平洋。”

　　他现在的生活跟刚到达洛杉矶时不同，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没错，他在洛杉矶的威尼斯海滩拥有自己的第一座房子，并且选择了梅花项目，但他仍然有同样的焦虑，同样的神经官能症——他的朋友们说，这两者是混合的，而内在的则是善良。他承认感觉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成熟了，“虽然这可能是你从未完全感受到的东西——但你已经完全弄明白了。”

　　他是一位身价数百万美元的导演，连续两部电影都担任威尼斯电影节的开幕影片，WME经纪公司的顶级经纪人代理他的工作，对他有意的影视项目比他能做的要多得多。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接下来的整个30多岁的生涯都可以连续不间断的执导影视剧。

　　相反，他已经准备好回归沉默。

　　“我从未想过我会说这么多，因为当我花费所有时间写作时，我认为这（说话）是一种折磨。”他反思道：“我是说，写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我写作是为了有一些东西需要执导。所以我很惊讶，现在我发现自己真的很想整天坐在一个房间写作，我很渴望我过去常常逃避的事情，我真的很想念那些生活在思想世界里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