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自2018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历经长、短名单的两轮选拔，将于9月19日由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等五位评委决选出最终获奖者，并在当日举办的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入围决选名单的五位青年小说家：双雪涛、王占黑、阿乙、张悦然、沈大成，乃是五位风格迥异的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时代青年小说家的代表。因此，文学奖委员会近期组织了对五位青年作家的访谈，9月12日起将陆续刊出，希望能在短名单的群像之余，呈现这些优秀的青年小说家各自的面貌。正如宝珀?理想国青年文学奖所揭示的那样：“青年”与“文学”，永远在“奖”之前。

　　按：“生活就像一盘消消乐”，这是90后新锐小说家王占黑处女作《空响炮》扉页上的一句话，据王占黑自己说，这句话是编辑想出来的，灵感可能来自书中的一个短篇《美芬的故事》，因为美芬喜欢玩一个叫开心消消乐的手机游戏。

　　《空响炮》一共收录8篇小说，小说主人公都是身处新旧交替的空间之内的街道小人物，他们的人生没有什么惊涛骇浪，过着像消消乐一样的生活。这个短篇集源自王占黑一个叫“街道英雄”的写作计划，该计划第二本《街道江湖》也即将出版。

　　王占黑生于1991年，浙江嘉兴人，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男孩子气的网名，叫“占黑小伙”，也有读者喜欢叫他“占黑伙计”。

　　与许多同龄作家不同的是，王占黑的创作起点并不是个人的女性的内部经验，而是更广阔的街道空间和平民社会，尤其喜欢写老年人的故事。按照评论家的说法，王占黑就像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而她书写的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昨日遗民。此外，吴语方言的运用、老成的文风、不加引号的对话、白描的手法，这些都构成了王占黑的标签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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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这个称呼，可以是平民的，甚至反英雄的”

　　文学奖：能不能先谈谈“街道英雄”这个写作计划的初衷？

　　王占黑：这个计划高中的时候就有了，那时觉得小区里很多叔叔阿姨都很厉害，有本事，我是说平常社交、生活技能和精神面貌上。当时写了第一篇，小区看门人，后来上大学，就此搁浅了。

　　直到研究生才拾起来，重写了最初那一篇，发现不该美化、传奇化、英雄化，他们老了，大半辈子也并不称心如意，于是想要更真实、细致地去写，但仍然保留了“英雄”这个称呼，觉得这个词可以是平民的，甚至反英雄的。不知不觉就写了很多人，但写的过程中仍然在努力规避重复，希望能做到“什么样的人都有”。

　　文学奖：“街道英雄”是一种写完就可以结案的个人经验，还是长久以来的主题？

　　王占黑：街道英雄和王占黑这个写作者，以及我这个活人一样，都是在持续生长着的，行走着的。现在看来，它也四五岁了。而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社会人。我一直在反思，在调整，脑中的文本，落笔的文本，和我本身，一起成长，长久磨合下来，我们之间难以做个告别或了断。

　　文学奖：你写市井小人物的悲喜，在年轻一辈里，这种“生活流”也不乏其人，但对于这类小人物书写，似乎还得问一个问题，就是写出了这些人的悲喜，然后呢？如果只是简单的世情小说似乎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不知道你写“街道英雄”系列背后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意识？

　　王占黑：好像没有。也许我在写《街道英雄》的时候，我的思考水平就到这里了。也许我还难以用言语表达出自己脑中一些混沌的想法。问题意识这个词，我从大学第一次听到开始，就答不上。

　　文学奖：你在创作谈里写过说自己经验和知识的顺序，你是由经验到知识，但作为一个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作者，你肯定很清楚文学史的一套叙述，比如对于尤其90年代以来过度沉溺在自我的书写里的批评，这个会不会也是一个原因？你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那种过度挖掘自我经验的写作是有问题的，你会有意避免吗？

　　王占黑：如果我和你是面对面问答的两个人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及时问你，文学史的哪一套叙述？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我在学业上太差劲了。但我的创作好像也是在挖掘一己之经验，街道的经验，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生活经验，只是不够那么“个人”、“私密”而已。而且我也时常担忧，一直写下去，我是否会过度沉迷和消耗，最后没东西可写，卒。（不过可以找点别的事做，也许不错）

　　文学奖：你书写的主要是新旧交替的社区里的人物，在《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这篇文章里，你特别谈到你很喜欢贾樟柯、毕赣的电影，他们的电影似乎有很强的空间感，但是在你的小说里，似乎并没有花很多笔墨去描摹那个社区空间，似乎主要的笔墨在人物上，不知道你怎么处理空间的问题？

　　王占黑：贾樟柯早期几部很喜欢，毕赣一般。他们对待故地的姿态十分启发我，倒没怎么留意电影中的空间感。但我自认为，我对社区这个空间有过较为细致的描摹，不在《空响炮》，而在《街道江湖》里面。某种程度上，《街道江湖》是个固定画圈的系列，人物在同一个范围内相互穿插，彼此联结，而《空响炮》更像是一个补充，范围更广，人物关系更散。比如我记得《阿祥早点铺》、《老马的故事》等都对生活环境的描摹。但我不会特意去单独处理空间，本身“街道”就是一个较大且固定的框架在这些人物之上了。

　　文学奖：划定一个具体的故乡，然后书写这个故乡，这是很常见的写作模式，但你这个集子里的小说都没有点出具体是哪里，只是泛泛地称之为街道、社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占黑：我是故意的，不给这个文学世界中的社区起名字，哪怕最开始确实以自己生活过的地方为原型。圈地没有意思，“老社区”本身就是大小城市里常有的，这些人物也随处可见，他们很普遍，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不需要特定的架构。就像鲁镇一样，每个人，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读到鲁镇里的角色，都会觉得好像跟身边的谁谁谁有点像。它不是个需要被固定的地方，而是很多地方的影子。

　　这也是我为什么用很含糊的吴语，而不是用特征明显的沪语，或是标明嘉兴话。读者只需要大致感受到，这是江南某个城市的某个小区就可以了。包括地点，我也是天南海北地用着。事实上，我写的时候，脑子里也并不限定在哪个特定的空间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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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是行文游走的支撑，也是写作者思维流动的支撑”

　　文学奖：因为语言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你在那篇《麻将的故事》的创作谈里讲过，有朋友问你的小说里如果抽掉方言表达，会不会逊色大半，你觉得会吗？

　　王占黑：对于有方言的人来说，方言是母语的底色。你说得没错，语言影响思维，我用吴语来思考和叙述，我自己边写边读的时候，是用方言来念的。但我并没有只在对话里放方言。当然，刚开始我觉得方言可以让人物对话逼真，因为这些人物不会说普通话。后来发现不止如此，方言中有很多词汇的表达和形容比标准汉语生动，有趣多了，有时恰恰展现了不上台面的口头语言所具有的高级的文学感，可谓一笔深厚的宝藏。但最终，方言是行文游走的支撑，也是写作者思维流动的支撑，我认为我正在努力靠近这个趋势。

　　文学奖：虽然看起来也是在写小镇畸人，但与我们普遍理解中的“乡土文学”、“小镇文学”并不相同，你似乎是在用一种当代的视角处理传统的文学题材。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你会把自己的书写放到哪个序列里？

　　王占黑：乡土作家？我这算是城市吧……虽然比较土味，贫穷，但确实是在城市里发生的事。有时候放假去乡间玩会很开心，很有收获，但确实不太有农村经验，也不了解乡镇。

　　用当代视角处理传统题材，好像是这样。也许因为我比较喜欢现代文学三十年（也许可以称之为过度沉迷），对当代文学不太了解，我感觉自己的写作风格还是很老派，很古旧的，但处理的却是当代生活。咦，不对，这样一来，似乎就成了“用传统视角来处理当代题材”？

　　说真的（我不是在插科打诨），我希望我的书能出现在城市图书馆的新增序列里，一种实体的序列。至于分类和序列，我无所谓啦，反正《空响炮》都被建议上架“青春文学”了。

　　文学奖：《空响炮》里的八个故事大部分都是全知视角，但也有几篇里有一个叙述者的“我”（比如《怪脚刀》），你怎么处理哪一篇里要放进一个“我”，而哪一篇不用？这个“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怎么定义叙事者的身份？

　　王占黑：《怪脚刀》是从《街道江湖》里单独抽出来的一篇，里面出现过的阿金，小官，都在另一本书里。我最早的写作都会有个“我”，比如《空响炮》里很稚嫩的三篇，《吴赌》、《地藏》和《老菜皮》，以及《街道江湖》里的很多篇都是，“我”的成长和老伙计们的衰老，是共同发生的。但写到后来，我渐渐尝试把自己隐去了，就写了《空响炮》《麻将》《美芬》《偷桃换李》。所以你会发现，《空响炮》里有两种形式、质量都断层的作品。但今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叫《小花旦的故事》，那个作为小区的游荡者的“我”又回来了。“我”和小花旦的交往串联了十多年的历史。我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而且那个“我”，和真实的我，和文中的小花旦，都有很真挚的关系。

　　关于叙述者身份的处理，每次出现的不同，可能要看我愿意站得离我的文本有多远。这个距离，可能是由我对这个尚未出生的文本的情感所决定的。

　　文学奖：我有注意到豆瓣上有的读者说《空响炮》里的小说有点参差不齐，似乎他们普遍比较喜欢的《麻将，胡了》《空响炮》这样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小说味更强（比如《空响炮》的结构性很强，而《麻将，胡了》最后则有点欧·亨利式结尾的意味），而有几篇则不太像小说，就像一般的散文或是人物素描，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气质不太统一，你自己怎么看？

　　王占黑：后面三篇短的是很稚嫩的习作，我当时确实不想放上去。但是出版总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原因。所以这本书很单薄，撑不住，我也很心虚。比较好看的几篇是在写完《街道江湖》之后写的，所以前后差很多。希望《街道江湖》出来之后大家能看到我在《空响炮》两类参差不齐的作品之间的成长和过渡吧。另外，书《空响炮》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偷桃换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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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命题，可能是寻找文学之外的世界”

　　文学奖：你似乎很推崇沈从文和萧红，还做过萧红的研究，这两个人对你创作的影响主要是什么？你的小说的那种市井气、烟火气也会让人想到张爱玲，但你似乎比较少谈到张爱玲的影响，为什么？

　　王占黑：称不上特别推崇，这三位我都看过，因为上过精读课，仔细研习，比较熟悉。我研究生的课题本来想做晚清知识分子张德彝，因为对晚清和文化史感兴趣，后来做不下去了，就换了一个题目，选了萧红。她的《呼兰河传》我很喜欢，其他一般。

　　其实我没有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但最近常常被别人问起，如果非要说，那就是《海上花列传》，算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文学作品。韩邦庆的苏白好看，张爱玲的国语翻译本也好看。

　　文学奖：注意到你说过自己认同已经是一个行动者，你很关注社区共建和公共空间自治的问题，比如你参与定海桥互助社的活动，跟他们玩得挺好，你会怎么理解你的文学创作和这些基层实践之间的关系？又或者说，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像“文学的行动性”这样的问题还重要吗？

　　王占黑：我的理解是，坚决不把行动当作文学素材的收割。

　　文学奖：你觉得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面临的新的命题是什么？你会怎么处理它？

　　王占黑：新的命题，可能是寻找文学之外的世界。

　　文学奖：在读《空响炮》这一篇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群像了，出现了好几个人物。你如果写长篇，会不会用这种开头让人物全部出场，然后接下来各自讲述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但又各自有关联，形成一个王安忆讲的“一曲套一曲，曲牌如海”的长篇叙事结构？

　　王占黑：因为穿插的人物都在《街道江湖》里。很抱歉拆成了两本，而第二本没有及时跟上。有计划写长篇，目前还没开始，全职社畜太累了。

　　文学奖：谈一谈未来的写作计划，以及未来更完整的写作图景？

　　王占黑：想写一个长篇，和我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历史关联更强一些。如果写不出，或者没有新的想法，就不写了，干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