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继徐悲鸿之后中国美术的领军人物，吴作人在其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以“法由我变，艺为人生”的艺术观，循着“师造化，夺天工”的创作道路，成为本世纪正在形成和走向成熟的中国油画学派中独具特色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又致力于民族传统水墨画和书法研究，其创造性的实践，为“中国水墨画”开拓了新的风貌，从理论和实践及其教育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当代美术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杰出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1984年法国政府文化部授予他“艺术与文学最高勋章”，1986年比利时国王授予他“王冠级荣誉勋章”。

　　吴作人（1908年-1997年），祖籍安徽泾县，生于江苏苏州，从小喜爱绘画。1927年至1930年初先后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及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发掘培养了他。1930年，他赴欧洲学习，先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考入比利时布鲁塞尔王家美术学院巴思天院长画室学习。入学第二年，即在全院暑期油画大会考中获金奖和桂冠生荣誉。由于他的勤奋，很快掌握了熟练的专业技能，并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油画作品，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巴思天院长称赞他“既不是弗拉曼画派，又不是中国传统，乃是充满个性的作者”。1935年回国，徐悲鸿又聘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近百年来绘画史上凡有成就的画家，无一不是力图当随时代，以发展中国文化为己任。他们或者如任伯年、齐白石等，不离中国传统法度，吸收西洋绘画特点，引领文人画的新潮流；或者像高剑父、徐悲鸿等，致力于吸收西方传统写实绘画技巧与中国文人画笔墨情趣的结合以改良国画，拓展审美，丰富技艺；或者像徐悲鸿、刘海粟等，致力于吸收西方现代艺术观念，转换视角，调动中国画笔墨技巧，发展现代中国画……正是这样一批有识之士，顺应历史潮流，致力改革创新，开启了近现代中国美术史新的发展篇章，使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进入了现代文化的范畴。所以，作为其学生辈的第二代画家如吴作人等面对同一历史课题，必须作出抉择：能否以自己的创作推动艺术的发展，成为检验和衡量其艺术活动价值的基本标准。时代潮流，浩浩汤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吴作人即是其中一位佼佼者。他禀赋深厚，早年攻素描、油画，间作国画，富有生活情趣，不落传统窠臼；晚年以凝练而准确的形象融会了中西艺术的深厚造诣，在中国画创作方面，境界开阔寓意深远，别创一格自成一家。

　　1943年至1945年初，吴作人曾与另一位现代绘画大师李可染结伴，分别赴陕甘青地区写生，临摹敦煌壁画，赴康藏高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写各色风貌，作了大量写生。如果说吴作人一生历经战争年代的磨难和个人生活的不幸与坎坷，无形中为他艺术素质的深沉内涵准备了感情基础，那么这两次西北之行的艺术考察和生活体验，无疑是其生活和艺术的重要转折，他从现实和历史两个方面受到民族精神与审美意识的洗礼，直接催生了自成面目的艺术风格：他获得了新颖的题材，油画艺术的面貌由此产生了飞跃，也使他开始尝试以中国水墨画方式抒情达意，更使他的艺术创作观念转向中国审美体系回归，更加注意艺术的表现而加强了写意性。

　　吴作人曾说过：“风格是画家自己的面貌，既不故弄虚玄，忽此忽彼；也不取泥古不化，套袭仿效。”这话即对他艺术风格的理解与解读，实际上也是他对自我风格的诠释。

　　游学西欧，让吴作人的油画必然遵循西方艺术传统，但他没有盲目崇拜丧失自我，而是辨别取舍：写实主义的基础，古典主义的精粹，十九世纪法国绘画汲取消化他人之长发挥自己民族特色的融会贯通，结合时代特性发挥画家独创等西方艺术发展五百多年的合理内核，他是拿来主义的为我所用。他把西方写实绘画艺术强调的生活源泉和对形体、色彩的敏锐感受融合了中国文人画传统所体现出的强烈艺术个性、诗化的意向、飘逸潇洒的笔墨技巧与情趣等，因此，他的油画创作，既充分继承了西方油画艺术造型与色彩体系之特长的现代意识，也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其中具有的中国艺术气质和民族色彩的清晰个性特征。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中展出的油画《空袭下的母亲》以及《玉门油矿》《解放南京号外》和《齐白石像》等是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堪称其代表。

　　吴作人是在西风东渐中登上的美术舞台，他的创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中国的诗意带入油画，二是把西画的元素融入国画。徐悲鸿一直提倡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周恩来总理曾问吴作人是不是学国画的也应该学习素描？吴作人肯定地回答，再也不能以画野逸高士的笔墨画工人农民解放军，也不能用山林茅屋的旧图式画新中国的新气象了。

　　西北之行，让他认识了中国艺术的审美情趣、造型、色彩语言，尤其敦煌早期洞窟壁画犷放、刚烈、挟雷霆御风云的气势与力度，让吴作人体会到一种高贵、雄强、勇猛、奋进的品格，这也构成了他的审美追求与创作理想。其后来创作的黑天鹅、牦牛、苍鹰、骆驼甚至可以看作是其审美理想的形象化身。他的中国画，不是以毛笔宣纸画西画的新瓶旧酒，不是“学院派的写实主义”，不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而是尊重承接传统，又不泥古不化因袭模仿，有其追求自然天工，绝不故弄虚玄的一贯性；是继往开来，是推陈出新。他创造出的笔简意足、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表现出具有时代风貌的人格精神与质朴的生活气息，其主要体现为：绝不会被人误解为明清某家的花卉、翎毛、走兽，既具备古代艺术的特质，却又完全是现代的，既融合西方艺术的优点，却又完全是中国的。吴作人笔下经常出现的骆驼、牦牛、熊猫、黑天鹅等动物形象都是古人很少入画没有接触的题材，而他也没有套用素描明暗光影的方法，而是利用徽宣笔墨留痕的特征，以雕塑般的语言造型，意在似与不似之间。比如他画牦牛，并不重在它的具体形态如何，不再去仔细描摹它的眼睛、犄角怎么长……而主要在于表现它的性格、它的强力的体态、迅捷的速度，为的是体现出一种雄强有力的运动和雄强有力的艺术境界，使人看了感到有一种推动的力量，而产生共鸣。比如他的熊猫形象，是有所取舍的夸张、变形、变调、加工、提练，把熊猫概括为黑白分明的色块组合，充分体现了形式美的构成原则，也体现了书法艺术的情趣，创造了一种憨厚可爱、稚拙纯朴之美的典型。比如他的骆驼形象，是从骆驼负重致远不畏艰苦的性格里，从骆驼在沙漠中迎风屹立的形象里，获得联想与灵感，经过反复意匠经营：黑白色块的构成，形体的夸张塑造，画面力度节奏的追求，色彩提纯的调子等等的过滤、凝炼后，抒写出了气质美的醇化升华。吴作人晚年的金鱼形象更是堪称一绝，当代画坛上当推第一，在造型上他忠实于物象，强调尾根不断，从腹部到左尾翼一连到底仅用一笔，形成了一定的用笔程式，神态真切，有着高雅与平易的统一，不仅有动态美，更具体形美，似动似静，悠然自得。

　　如果说吴作人的油画，曾经给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美术带来了新鲜的味道，那么，后来他致力于中国水墨画的创作，则是他给中国美术带来的一股刚劲质朴的新鲜空气：拓展了艺术审美的领域，也给沉闷的艺术界带来了勃勃生机，给五、六十年代处于困境的中国画坛起了积极地矫正与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