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温岭日报
　　谈到现代化，我们常常底气不足，觉得现代化的到来意味着西方文明更加优秀。《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一书对此给出了独特的意见。
　　作者赵鼎新出生于1953年，年轻时身陷于火热的“革命海洋”而看尽世态炎凉，目前任职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等，2012年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引进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是他关于“前现代中西方模式的比较”系列文章的结集，重点是通过前现代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比较，探明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一直被当作负面意义上的研究出发点，批评韦伯的人说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了解得很不够。赵鼎新撰文为韦伯辩护。他认为，韦伯理论的一大价值是指明了儒家对于中国社会的宗教性影响。儒家关心的是现世伦理而非预言未来，儒家文化统治地位的巩固表明它几乎是专为国家的需要而发挥作用的，儒家与国家的这种紧密结合与欧洲政教分离的传统完全不同。
　　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大分流》广受好评，赵鼎新则持有异议。彭慕兰说，18世纪的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之所以后来大分流，是因为英国充分利用了从新世界获取的大量资源和转嫁人口压力，而长江三角洲却没能走出传统经济的马尔萨斯陷阱。赵鼎新认为《大分流》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强调了数据类的技术分析而忽视了中国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
　　赵鼎新分析韦伯和彭慕兰著作的长处和不足，他本人的论点并不是两者简单的整合，而是在进一步拓展、深化基础上的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本书分成“中国历史的模式”和“欧洲的战争与国家”两大部分，第二部分说欧洲、说西方，仍然是要回过头来说中国的。赵鼎新继续批驳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认为仅仅通过经济和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本书收录的赵鼎新的十几篇文章，论述或有侧重，但都是从不同侧面强调了中国现代化的出现有着自身的特殊性。
　　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与西方同时产生或者先于西方产生？货币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商人阶层的壮大这些现象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反复发生，但中国社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机制发展，即使有着足够长的时间，最终也没有自发产生出一个工业体系。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历史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尚有除生产方式之外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赵鼎新为什么批驳彭慕兰而为韦伯辩护，并理解赵鼎新如何看待工业资本主义带来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赵鼎新说，工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断裂”，它并不值得夸耀，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给世界带来的一个现实。儒家是一种更具有持久性的文化，因为这一文化成功地约束了人们的欲望，使人类能够进行“理性地自我调节来适应世界”，而非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性地掌控世界”，到下个世纪，人类会抨击工业资本主义的破坏性，重新拾起儒家文化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赵鼎新既进行了中西比较，同时深入挖掘中国历史，对宋朝的工商经济状况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还有明朝万历年间苏州和武汉两地民变的不同过程等实例，通过对比分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涉及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政府能力、阳儒阴法、战争对中西历史发展的作用程度，以及如何解读传统等重要课题。赵鼎新的意见有待商榷，他提供的并不是完成了的答案，而是范围广阔、内容深邃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