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的一天，当我拨通李毓佩先生家中的电话预约这次访谈时，电话那头传来的依然是洪亮、热情的声音，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份热情、坚定，一如两年前我第一次采访他时留下的印象，一如他对数学科普创作的一生钟情。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李毓佩先生和他的作品开始长时间的关注。

　　不管是读李毓佩先生的书还是与他当面交谈，都是十分愉快的体验。在聆听与发问之间，你会明白他走上科普创作道路的偶然与必然，会读懂他为孩子们写数学科普故事的热情与快乐，会领略到他对科普创作的自信与坚守，也会感受到他对数学科普创作后继乏人的深切担忧。李毓佩先生是深深地爱数学、爱孩子、爱科普、爱创作的。

　　创作的准备：教与学之间

　　记者：您对数学的兴趣是怎样萌生和培养起来的?在这方面比较显着地影响过您的老师或书籍有哪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毓佩：我上男四中后才发现对数学特别喜欢。我的化学、物理、数学老师都是全国特级教师，讲课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化学老师讲课非常幽默，整堂课逗你玩儿，但是通过乐、玩，把知识都融进去了。他上课是最后掏出来课本，告诉你今天讲了哪儿，作业是哪儿。我碰到这三位好老师，终生难忘。他们不但自己的水平高，讲的东西也不限于课本的一点知识，而是能把它延展出去，让学生的思维发散开，这些都给我很大启发。其实我初中时候语文好，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朗读。但是到男四中以后，由于受到三位老师的影响，我开始喜欢数理化。

　　记者：您的写作能力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李毓佩：这跟看书多了有直接关系，不然没有那么些词汇和构思。小时候我家境困难，为了改善生活，我提出来在我们院里开一个小儿书铺。我负责采购小人书。各类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等我都买了，并先睹为快。我同时还当新开路小学图书馆馆长，可以把书拿回家看。这当中我就看了很多书，这段经历也让我知道小孩喜欢看什么。小时候读书多，日后我写作编多少个故事都不重样。另外，“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手抄积累了好几本材料。我后来能连着一本接一本写，跟那时候积累的材料有关系。我觉得写科普作品比写文学作品、哲学作品都难，难在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格式。你非得跟着你要讲的这门学科和知识去写才行。例如，数学公式多、枯燥，很多女孩子不爱学，所以我就认为在创作中要把数学弄得热热闹闹的才行，男孩子女孩子都喜欢。实践表明这样的创作是成功的。另外，恐怕跟天赋有点关系，我创作当中有一些可乐的故事和情节不用去硬想，下笔就水到渠成。我写作都是一稿清，不写第二遍，也少有出错。

　　记者：您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专数理系，这一阶段的数理专业学习给您以后的科普创作打下了怎样的基础？

　　李毓佩：我在男四中6个班300人中学习还是拔尖的，高考分数上清华、北大都够了，但是因为我有高血压，体检不合格，不能上大学，我非常伤心。我想当工人，后经学校动员，去刚成立的北京师范专科学院读书了。在校期间，我自学了微积分和解析几何，还经常给同学们讲课、辅导。后来因为讲课好，我还被工厂请去讲课，在那里学习两年以后，因为成绩好留校了。留校以后，学校培养我到北师大数学系学习两年。但是，我刚去北师大学习一年多师专就解散了，以后就把我分配到北京电视大学，在电视大学教中专数学，还在电视上讲课。后来，电大又解散了，我被下放劳动，在房山种了两年半棉花。70年代以后调到白家庄中学教学。总体来看，我一直在数学的学习之中。

　　记者：在师专、电大、中学的教学经历给您日后的科普创作打下怎样的基础？

　　李毓佩：我这个人不愿意墨守成规，总想搞一点新鲜感。我在那时候的教学中就发现，定义、定理、概念经常是说来就来了。我觉得这不是办法，因此，我当时讲课都要讲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比如讲“幂”这个概念，就从最早生活中的见方桌布讲起，把概念引出来。这种讲法很受欢迎，所以我就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后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中日交流活动请我去讲数学概念引进。因为教过中学，我对孩子的思维方法比较清楚，自己跟他们往往有共鸣，因此我相信我所讲的东西也是孩子所喜欢的。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写作都有帮助。

　　记者：中外的数学教育家、科普作家及科普作品是否对您的数学科普创作产生过影响？

　　李毓佩：我在中学到大学主要读苏联作家伊林等人的科普作品，物理、化学方面的都看，后来也看了不少美国作品。我看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给中青年人看的，当时能够拿到手的大概都看过了。我觉得他们写的题材比较新，有一些问题挖掘得比较深。但是我觉得人家的终究是人家的，学是可以的，但不是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创作自己的作品。

　　走上创作之路：偶然与必然

　　记者：您从1977年开始科普创作，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动笔写科普作品？

　　李毓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孩子们可看的书非常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计划编一套少年百科全书，涵盖天、地、生、数、理、化。因为我经常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文章，别人知道我很能写，编辑文赞扬就找到了我。叶至善先生还专门对我进行了半天的考察，我顺利通过。然后我就写出了第一本书——《奇妙的曲线》。就这样，一本接一本，关于方程的、集合的都有。后来，《我们爱科学》的郑延慧找到我，约我写点有意思的连载，于是我开始给报纸杂志写连载。我曾经一连气给《少年科学画报》写了12年，给南方的《小猕猴》写了15年。

　　记者：您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李毓佩：我那时候的工作和家庭负担都很重，非常忙。我哪有工夫专门寻找灵感？我骑车到学校要一个小时左右，这一路上就是琢磨。我都是在骑车上班下班的路上考虑问题。对我来说，只要题目有了，想内容一点都不难。

　　创作特色与技巧——趣味故事、数字拟人与科学史话

　　记者：您的作品中数学故事占很大比例，选择讲故事的方法来进行创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毓佩：我喜欢故事，小时候爱听爷爷讲故事，也爱听评书广播，所以听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喜欢的，我相信小读者也喜欢，我乐了的，他也一定能乐。我是从他们那个岁数走来的，自己喜欢什么都知道，所以我是按照这个想法去创作的。我比较受欢迎的故事作品是《数学西游记》《荒岛历险》和《X探长》。这X本身就是方程的一个未知数，为什么叫探长呢？因为解方程跟侦探是一回事，一开始谁是坏蛋不知道，先设定他是X，然后顺着解方程抓坏蛋，那就是逻辑推理了。实际上是在拿侦探比喻解方程的整个思路。

　　记者：您作品中有很多人物形象都是数字，别具一格，您是怎样想到这样创作的？

　　李毓佩：我在《少年科学画报》上比较有名的作品是《小数点大闹整数王国》。当时我想，为什么这些数字不能拟人化呢，猫、狗都能拟人化，数字就不能吗？从那开始我就引进零国王、1司令、2司令，后来这些数字还打起来了，主要就是有理数、无理数之战。

　　记者：您在中学教学时以及在科普作品当中，非常注意引用数学史上的内容，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创作想法？

　　李毓佩：因为我爱看书，发现几个特别有意思的数学史故事，就觉得应该怎么把它们用上。我觉得数学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趣味性、干、难。其实数学史上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可惜教科书里不讲，更多是定义、定理。所以我想，要想使我的课丰富、有人喜欢听，就可以用上数学史的材料。于是我想一切办法发掘各种材料，把数学史当中一些没有解决或者已经解决的问题引进来给孩子们讲，引入我的作品当中去，作为情节的一部分。我觉得给孩子们讲点这些东西不算提前，这能让孩子在听故事中对数学有个印象。我们就怕孩子脑子里面对讲的知识一点印象都没有，有印象以后再接触它的时候就有兴趣了。

　　数学科普的理念——踮着脚尖够得着，拒绝低俗

　　记者：作家与读者的交流是常有的。通常您和读者之间交流什么话题？您的数学科普理念是什么？

　　李毓佩：有时候学校请我去讲座，孩子们可以提问，有时候他们提的问题挺深的。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提到，所谓的质数是有限个还是无限个的问题。一个这么点儿的小孩就能想到这个问题，挺深的。因此我觉得，有一些数学问题别怕孩子不懂。叶至善先生跟我讲，你不要指望你写这个数学科普人人都看得懂，他能看懂一部分就行；但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往后移，别上来就吊他，他够不着就不看了，原则是踮着脚尖能够得着就行。这就是科普作品的前期预热作用。不踮脚尖去够不是科普，那是教材。

　　记者：您的很多数学故事依据不同学段进行了结集，那么，是否在您创作之初就将知识的难度跟学生的年级、学段有意地设计和结合起来了？

　　李毓佩：难易程度肯定要考虑。我要看杂志是面对谁的。中年级和高年级是不一样的。数学跟别的不一样，没学就是没学，一年差一年，这个是要考虑的。但是有一条，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的大概读者，不会被各年级的知识点界限所束缚。一个故事可能四年级孩子要看，但里面含着五年级的知识，可是，不用这个知识我没办法写，那我就放着。后来有人总结说，我的作品是看懂的看总结，看不懂的看故事。

　　记者：当下，科普为了追求趣味性而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常有，甚至用语低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毓佩：我反对这样做，以这些东西来取悦小孩没有什么好处。小学生还没有成才，你说什么他听什么，不能灌输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包括低俗的语言都不能，这方面我很慎重。

　　创作路上的困惑、坚持

　　记者：有人认为做科普没有搞科研那么高级。在您从事科普的初期是否听到过这样的声音，是否有过困惑？您是怎样坚持过来的？

　　李毓佩：当时做科普出了名的人，就叶永烈一个人还行，再找不到第二个。我写科普是有人看不起，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举个例子，当时我出了本数学科普小册子，我们系有人说，“李毓佩就写这个？我不爱写，要写我一晚上能写4本”。结果他一辈子一本也没有写出来。但是，在我评教授的时候，因为我这方面的工作和成就，得到特批，所以还是有人肯定我的工作的。我相信数学是多方面的，“搞科研”叫数学，数学教学和数学教学理论研究也叫数学。因此，我坚持下来了，后来把科普创作能得到的奖项都得了。

　　记者：2009年，您的作品《李毓佩数学故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项荣誉对您和您的创作而言意味着什么？

　　李毓佩：有信心了。原来有人说我一个大学教授不好好做研究，写的东西就是哄孩子的。现在来讲，我觉得我写的东西不是无所谓的，国家都很重视，不能说是小儿科了，我的底气就足了。

　　创作回望与人才之忧

　　记者：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您在不同时期是否有不同的创作习惯和特点?

　　李毓佩：是有不同阶段的。我从科学小品开始写起，小品文以事论事，自己编的东西不多，相对比较初级。我后来发现写科学小品不解渴，约束我。要想数学有意思，要靠我编，不能靠知识本身有多少，所以我又想到怎么样加强故事性。后来我开始写故事，从小品文到故事是一个深化过程，作者越来越成为故事主宰，而不是知识主宰。然后我又逐渐把故事的题材多样化了。

　　记者：您怎么看待数学着作里面插画的作用？

　　李毓佩：插图作用是非常大的，现在我一直苦于没有好插图，找不到好的插画师。好的插画师必须能够理解数学，然后进行再创作，能够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插画与故事应该结合，故事的文字充满想象力，插画也应该充满想象力。但是，现在找这样的人很困难，这么多年我也只遇到少数几位。

　　记者：您认为数学科普创作怎么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

　　李毓佩：我很希望我的东西能变成动画。我曾经和广东一家动漫公司有一个合作，但是现在来看不行。一方面我的作品不符合动画片的情节，即便请了香港、台湾的人来设计制作。但是我一看是怎么体现数学呢，变成了在情节中间出题、答题，这是我觉得最不对劲的东西，数学内容没有融入故事当中，因此我就不看好。另一方面，动画片的改编过程没有特别好的体现创作的思想，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美国出的《唐老鸭漫游数学奇境》特别好，我个人感觉是，那个制作团队的画手都是数学家。所以说人才特别重要，我们还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