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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永生永世为百姓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阅读:183 次 作者: 来源:青年报 发布日期:2018-10-15 09:45:27
基本介绍:

  对作家张平来说,上海是他的福地。1997年,他创作长篇小说《抉择》,被一百多家报纸连载,上百家电台连播,出版印数60多万册。上海电影制片厂将此改编成了电影《生死抉择》,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成为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后来,张平经历了从作家身份到副省长身份的转变,五年的从政体验为他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素材。今年,张平再次推出长篇小说《重新生活》,由《收获》杂志首先发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对张平来说,为官亦是作家心态,就像他的小说都是采访出来的,他绝不是编故事的高手,甚至觉得根本不会编故事,只要一想到编,就会不踏实,就无法下笔。

  张平,祖籍山西省新绛县人。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800多万字,主要作品有《祭妻》《姐姐》《凶犯》《孤儿泪》《红雪》《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树理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金盾文学一等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等数十次重要文学奖项。由《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先后获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由《孤儿泪》《红雪》《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先后8次获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由《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特别奖,《抉择》被评为“建国50周年献礼作品”。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六届(增选)、七届、八届副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现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二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十届中国文联副主席。

  1 普通老百姓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生活,对落马官员及家属来说需要像涅盘重生一般地去适应去承受。

  记者:2004年推出《国家干部》之后,直到今年才推出《重新生活》,是什么原因让你阔别文坛十多年都没有新作品?

  张平: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时间写了,尤其是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写东西了。2004年年底当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2007年当选为民盟山西省委主委,2008年当了副省长。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职务,脑子里整天千头万绪,考虑和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那么多,不可能静下心来去构思,去写作。其实你所处的环境也不允许不支持你去写作,当作家不写作,那叫懒散;当副省长写小说,那叫不务正业。

  长篇小说创作是需要连续性的,不能今天写一段,过几天再写一段。情绪、感觉、思维、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个铺垫和延续的过程,任意打断它,都会损害甚至重创文学创作。《重新生活》是在2013年卸任副省长以后写成的,写成后又断断续续修改了几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动,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这样理性而冷静的修改,是否对作品更有益,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记者:《重新生活》以延门市市委书记魏宏刚的外甥女绵绵挨了一个耳光为开场。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情节? 它将引爆怎样的场面?

  张平:打孩子是普通老百姓教育孩子的常用手段,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就有这样的说法:一等爸爸不说话;二等爸爸打电话;三等爸爸跑上跑下;四等爸爸又打又骂。过去市委书记的外甥女绵绵,上重点也好,考大学也好,至少在一等二等之列,有什么问题,最多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了。就像上重点高中,连电话也不用打,学校就有人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而等到市委书记落马后,外甥女就像从云端突然掉进泥坑,做父亲的不仅跑上跑下,而且跑得毫无结果,甚至处处受气,无端受辱。过去家庭教师不请自来,而且都是最好的辅导老师。如今花重金聘请辅导老师,人家也不那么上心。最想不到的是,老师刚送出门,回来再看时,孩子竟然睡着了。所以一气之下,就给了孩子一个耳光。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打孩子,同大多数打孩子的父母一样,打孩子就像打了自己一样,又心疼又自责,痛苦得无以复加。这个耳光对这个家庭其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已经进入了普通百姓的平民生活。过去的那种无忧无虑,没有焦愁的日子已经消失了,不存在了。等待他们的,将是随后而来的更加让他们目瞪口呆、束手无策的普通生活。这些普通生活都是老百姓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生活,但对他们来说,却需要像涅盘重生一般地去适应,去承受,去重新生活。

  记者:与你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重新生活》的叙事重点不是贪腐的官员或正义的执法者,而是官员的亲属。请问,为何选取这样的主角?

  张平:只有揭示出腐败是对所有人的戕害和剥夺,才能激发所有人对腐败的反思和痛恨。我在后记里说了,只有全民反腐,制度反腐,才有可能有效遏制大面积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并不只是贪污受贿了多少财物,而是它制造了一种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也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这种特殊生活的长期存在,渐渐地会融入并腐蚀我们的思想道德,以致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

  对于那种特殊生活,老百姓是无法体验,也体验不到的。但腐败官员的子女亲属,他们则能体验到老百姓的普通生活。而且是必须体验,无可脱逃的体验,全方位的体验和陷入。这是《重新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视角,那就是由高端生活向底层生活的迅速回归和坠落。其意义在于,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民生问题,都已经成为老百姓迈不过去的高坎深沟。而一个地方的主官或主管,连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都给不了老百姓,那把你打成腐败分子能说冤枉了你吗? 当你的孩子和你的亲人也深陷你所营造的生活环境,同老百姓一样艰难生活时,你还会无动于衷,毫无感觉吗?

  《重新生活》中落马的市委书记的姐姐、姐夫、外甥女,以至他的儿子,都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尽管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也都正直正派,但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在市委书记的光环之下,于有意无意之间,得到了这样那样的好处。无一幸免的是,最终他们都落入了腐败官员所制造的这种完全分化、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中。

  选取这样的人物,揭示这种反常的,而我们却又司空见惯的生活本质,铲平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那道鸿沟,是反腐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务。

  记者:据说,在创作《抉择》期间,你曾走访十几家国有大中型企业?

  张平:《抉择》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写了一群下岗工人令人痛心的生活遭遇,写了一个曾经在这个工厂工作过的工人市长,还写了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如何把一个大型国企据为己有的几个工厂领导。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介绍过,女导演斗琪想把我的《凶犯》拍成电视剧,但希望能把《凶犯》的背景放在城市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复转军人保卫的不是林场,而是工厂。所以,我开始参访那些正在转制的、濒临破产的大型企业,采访时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围在我们身旁,工人们讲到自己的遭遇和对工厂的感情时,一个个嚎啕大哭,情不自禁,现场哭声一片。

  二十多天的采访结束后,我和导演的思路都彻底改变了,她回去以后自己动笔改编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我回来以后,就写了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抉择》。《抉择》在今天看,也许已经感受不到当年那种强烈的时代氛围和压抑感了,包括当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今天好像也感受不到当时那种强烈的震撼力和冲击力了。但在当时,《抉择》曾被一百多家报纸连载,被上百家电台连播,出版印数60多万册,获得了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众多荣誉。

  2 当作家和当副省长,感觉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我不论做什么,一直还是作家的心态和眼光。

  记者:主人公魏宏刚“权力失落”之后,受到牵连的绵绵一家人还能“重新生活”吗? 这个书名,真正想告诉读者的是什么?

  张平:作品中的几个主人公,都是腐败最直接的无辜受害者。包括腐败分子的母亲、儿子、姐姐、姐夫和外甥,其中还有司机。参与和卷入腐败的都被抓走了,而无辜的甚至毫不知情的这些亲属和家人,成了事实上的最大受害人。腐败对他们的戕害是深重的,残酷的,尽管如今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株连时代,他们的人格和工作在表面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无形压力对他们的打击是双重的,灾难性的。

  他们的遭遇就像从云端突然掉进了泥沼一样,对突然降临的平民生活毫无准备,百般无奈又束手无策。就像一个突然失去父母、刚刚成人的孩子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只能从头进行。

  丁丁是腐败分子唯一的儿子,在他失去父母的庇护之后,他根本不懂得如何才能在社会上自力谋生,独立生存。他与贫民的孩子同班同学吴玉红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吴玉红因为是普通百姓的孩子,从小需要自食其力,自谋生活,尤其是在父亲重伤后,十六岁的她几乎挑起了照料全家的重担。尽管是一个弱小的女子,但她对社会上的所有生存之道都了然于胸。她知道什么是五险一金,知道外出打工的父亲身负重伤却又无法报销药费的真正原因,知道怎么去给爸爸抓药,怎么做饭,怎么买菜,怎么交纳房租,怎样能用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她知道如何应对贫困,如何躲避灾难,如何在夹缝里生存。她知道社会的险恶,世道的艰难,人心的不测……而人高马大的丁丁,这个原市委书记的儿子,在这个他必须面对、必须自立的重新生活中,居然一筹莫展,甚至一再被骗。若不是同学吴玉红的及时相救,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牢狱之祸。还有绵绵,在失去舅舅光环下的呵护之后,精神几乎彻底崩溃,以至最终昏倒在考场上。

  他们所面对的生活,则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都在生活着的生活。他们的重新生活,让他们看到了、了解了即将面临的真正的百姓生活。

  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和承受这样的生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重新生活》想告诉读者的是,一个地方的主要官员腐败了,那么这个地方很可能会一败到底。老百姓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就会陷入互恶对杀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腐败通吃通杀,无人可以幸免,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和亲人。

  记者:从作家到副省长,你身份的跨越是不是有点大了? 你感觉之中有什么共通之处吗?

  张平:我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去了政府和行政机关,然后就当了领导干部,然后一直干到退休,几乎一生都在政府和行政机关工作,一辈子都是公务员身份。我不是这样的,做领导干部我基本就是个外行。中国真正的领导干部,都是一步一步干上来的,先是镇长、镇党委书记,再是县长、县委书记,而后是市长、市委书记。我认识的领导里头,还有从过去村里的生产队长一直干到副省长的。这是中国大部分领导干部的基本情况。我不属于这种情况。我之前一直是一个作家,而后突然被任职为副省长,五年后离开政府,感觉上同过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所以我的心态和感知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并没有感觉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心理和精神上的跨越。不论做什么,一直还是作家的心态和眼光。

  当然要说没有变化也绝不尽然,比如刚开始时的严重不适应。根本不知道怎么当领导,全凭自己摸索。当时曾问过无数当领导的朋友,他们都一笑了之,说你小说写得那么好,写的都是领导干部,什么领导干部当不了?当然也得到了一些指点,比如,对待下级要像同事,对待同事要像领导;当领导干部不是什么都懂,凡事不懂不能装懂。实事求是,才能赢得尊重;政府工作是分工不分家,分管不分事;既要勇于作为,又要善于作为;领导方式和方法各有不同,也各有优劣。用不着刻意去学,你的风格就是你的风格,你的个性就是你的个性;作为领导干部,不要怕别人议论,别人说你没魄力,你就整天发脾气,别人说你没亲和力,你就故意跟人拉近乎,这样做,既做作,又不自然。以致邯郸学步,适得其反。等等。

  刚去政府时,有一次跟当时的省长去考察文化超市,因挤电梯,与两个人发生口角。两个人在电梯里对着我们大骂,“什么狗屁领导,现在的领导有几个好东西!”我本想理论一下,说明情况,但省长按了我一下,示意我不要吭声。事后省长给我说,“当领导就是挨骂的,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后来凡碰到类似的情况,就会想起这句话,心态就会平静下来。

  在政府当领导会很忙,压力会很大,作息时间与作家完全不一样。有一次见到省委书记,他像开玩笑但又十分严肃地对我说,“终于知道了吧,想干成一件事,没想的那么容易。”他的这句话让我深有同感,也悟到了很多。即使你是一个副省长,但真想干成一件事,还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还有一点,就是在省政府工作能让你看到更多的情况,看到了以前当作家时根本不可能看到的一些情况。也就是说,你进入了一个你以前根本不知道不了解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或者社会圈子,这里面既有酸甜苦辣,也有喜怒哀乐,既有大爱大美,也有至痛至恨,也一样充斥着人性的光辉或灰暗。尽管你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但这也并不是说,人与人之间会有什么不同。其实人和人的差别并没有多大,人性都是一样的,更多的是个人的选择和机遇,当然还有家庭出身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身份与结果。

  记者:你从政的这段经历,对你的反腐文学创作有何影响?

  张平:对文学创作来说,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同。你占有了更多的素材,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写作和当官不一样,写作的机会永远是均等公正的。作品的成败,关键还是看你的才华,看你的素养,看你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和直面腐恶的勇气。

  有所得必有所失。有人说,你这五年,是高薪体验生活,我不知道这句话对还是不对。但不管怎么说,这五年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真诚感谢有这五年的经历,我会十分珍惜它,也会慢慢地回味它。

  记者:有人说,小说家都是“编故事的高手”,你赞同这一看法吗? 小说创作是不是不需要特别讲究真实性?

  张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小说家。有的在饭桌上听到一个故事,就能写出一个精彩的长篇。有的在故事成堆的环境里生活了很多年,写出的小说依然味同嚼蜡。作家的才华,关键看你对生活的敏感度,关键看你对生活的认知能力和概括能力。不同的作家对相同的题材素材写出的东西往往会完全不同,深度、广度,内涵,主题也会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有的作家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写作更轻松的事情了,一坐在写字台前就会心旷神怡,无比快乐。有的作家则认为写作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一部作品没有写完,就常常会住进医院。

  文学创作,因人而异。有的作家写作,更富于冷静和理性,事先有成熟的样稿和详细的大纲,然后不慌不乱,有条不紊地开始创作。而有些作家则相反,有个开头、结尾和故事,就大笔一挥,哗哗哗哗地写下去了。我大概属于后者,而这种写作方式则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大量的素材占有。

  3 我的小说都是采访出来的,我绝不是编故事的高手,只要一想到编,就会不踏实,无法下笔。

  记者:小说创作是不是不需要特别讲究真实性?

  张平:很多读了《重新生活》的读者对我说,太真实了,在阅读的过程中,时不时会忘记正在阅读的是一本虚构的小说,让人摸不清虚构和现实的界限。

  我的写作方法其实十分笨拙,多年前我就说过,我的小说都是采访出来的。《凶犯》《孤儿泪》《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几乎都在生活中有真实的原型和事件,都是我通过大量的采访得来的。所以我绝不是编故事的高手,从来都不是。我甚至觉得我根本不会编故事,只要一想到编,我就会觉得不踏实,无法下笔。

  这可能与我一直以近距离的方式进行现实题材创作有关吧,题材距离现实生活越近,就会越难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情况,你画个魔怪鬼神,画个龙凤麒麟很容易,但画个大家都熟悉都常见的人物和动物则很难。因为大家都清楚那是个什么样子,你要画得大家都认可了才行。现实题材描写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事物,必须一丝不苟,必须认认真真,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含糊。

  有人说,作品的真实性必须是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上。我觉得这句话对现实题材尤其重要,也尤其难。现实题材的细节描写确实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虚构,每一个字词都不能允许有丁点差错。比如《重新生活》中一个双规前的宣布内容,我就询问了十几个纪检书记和无数个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每一个用词都必须严格规范,必须合乎双方的身份和当时的场景,合乎纪检条例和有关规定。还有纪检委对违法违纪嫌疑人实施的住所搜查,这里面涉及到纪检条例和法律规定多方面的常识与知识。非常难,一句话一个行为常常要查阅很多资料,要去纪检监察部门认真了解情况。所有的言行举止都必须在法律和规则的框架之内,否则就会出问题,就会出格,就失去了作品的真实感和严肃性。

  有读者对我说,《重新生活》这本书,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宣布“双规”时,是怎样的场景和细节。还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抄家”究竟能抄出些什么东西,抄过的家是个什么样儿,“抄家”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都是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可以参与。

  作品的真实必须符合生活的规律,必须是在真实基础上的描写和加工。《重新生活》中,原来曾设想过很多丁丁的情节,这个原市委书记的儿子,在爸爸被宣布接受组织审查后,曾经历了无数的悲惨经历,甚至被迫去了黑煤窑、黑砖厂,但在写作过程中,最终还是被否了。如果把这样的一个孩子写的太过于悲惨了,既不符合生活环境的真实,也不符合社会环境的真实。事实上,一个落马的市委书记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刚开始那些日子,往后他还是会得到很多帮助和资助的。我在以前的作品《国家干部》中,曾写过一个市委书记,他当了一辈子的领导,从镇党委书记一直当到市委书记,其结果就是他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基本上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你法办了他一个,还有一大帮在那里。他们不会让提拔过自己的领导的孩子落难街头,背井离乡。这等于是在打他们的脸,再说,他们也要做出样子让别人看,似乎说明他们还是有情有义的。所以,要符合生活的真实,就不能那样来写。

  这些都是我们文化中难以去除的因素,也是我们需要批判的现象。所以像丁丁这样的人物就没有按原有的构思去写,并且出现了司机,出现了医院副院长等等这些人物。这样的改变,更接近生活真实,更符合社会实际。

  现实题材,尤其是现实题材中的社会题材,政治题材,真实性是作品的第一要求。没有真实性,就会失去读者的信赖和作品的严肃性。

  真实性,既是要求,也是底线,更是基础。

  记者:你说“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你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低层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你是从《天网》开始树立这一写作立场的吗?

  张平:我觉得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我每次去新华书店,让我感慨万端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孩子们。他们无钱买书,就在这里悄悄免费阅读。这些人堆里也还有很多大学生,甚至成年人。图书管理员从来也不驱赶他们,也许他们知道只有这些读者才是他们最应该保护的读者。日理万机的领导,苦心钻研的专家,风情万种的白富美,风流倜傥的高富帅,忙得脚不沾地的经理老板,他们会这样圪蹴在一个角落里,凝神静气,全神贯注地阅读你的小说诗歌? 一个人到了被万般宠爱,万众瞩目,时时被媒体和新闻包围的境地时,让他或她生发悲悯愁思的文学情怀应该是件很难的事情。只有那些生活清苦,孤独寂寞,被冷落被无视,几乎被生活遗忘,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抱有激情的人,才往往是文学最忠实的受众。

  有一年我去一个山区的村庄,看到一本我的小说《天网》,不知让多少人传看过,已经看不到书面,翻卷得就像一棵老白菜。有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一边让我签字一边说,你这书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在这本书上,我几乎找不到可以签名的地方。我很感动,也很难过。电影电视里,还有那些青春小说里无忧无虑的美满生活,距离他们其实很远很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也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写作立场,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没有可比性也无可厚非。我不管写什么题材,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群众,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低层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也无怨无悔。


标签: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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