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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咏梅: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是雌雄同体的

阅读:205 次 作者: 来源:羊城晚报 发布日期:2018-10-15 10:12:20
基本介绍:

  黄咏梅 作家,在《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等杂志发表小说百余万字,出版小说《一本正经》《隐身登录》《少爷威威》 《走甜》《后视镜》等,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汪曾祺文学奖”等。

  在上个月刚刚揭晓的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作家黄咏梅的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荣膺其中,收获了众多关注。今年是咏梅移居杭州的第六年,她在西湖畔作为专业作家的光阴,已达到了在羊城晚报“花地”任职文学副刊编辑、记者时间的一半。

  我们所熟悉的咏梅,经历单纯、性格明丽,充满好奇心,和复杂纠葛的人事笃定地保持距离。但在创作的笔下,她关注的却往往是她所缺少的;她不写自己,但也从未离开过生活。时光褪去她的青涩,获得大奖后的咏梅依旧坦然地与熟悉她的读者交流“我没有长篇崇拜”,但目前正处于“重新寻找语句的瓶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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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的精神姿态决定了作品的深度

  羊城晚报:编辑与作家,这二重身份既贯穿着你的童年,又是你成年后一度的“兼职”。这给你的文学选择带来些什么?

  黄咏梅:新闻报纸副刊对我的影响,等同于童年生活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我父亲编副刊编了几十年,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在副刊发表,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也是编副刊。小时候,除了读一些文学书籍外,读得最多的是报纸的副刊作品。这种生活经历让我从小就离文学很近,或者说,是在一个文学氛围浓郁的环境里成长的。

  在羊城晚报的“花地”编副刊十三年,对我的写作起到了重要的帮助,除了阅读到更多好的文字之外,重要的是接触到更多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文学中人,很多大家、名家既是我的作者、采访对象,也是我精神上的老师,跟他们的接触使我潜下心来,同时拓展了写作的道路。至于新闻这个行业,我在小说里倒很少写到,也几乎不选取新闻事件作为创作素材。但是做报纸养成一贯对事物的敏感、求知、求真的习惯,使我对生活的人与事、对细节的观察等方面都保持着敏感,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比较杂,涉及的领域也相对宽泛,对生活的感受力也相对敏锐。

  羊城晚报:作为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们时常会在你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共同经历的生活片段,例如《负一层》等。不禁要问,你是一个现实型的作家吗?

  黄咏梅:应该说,每一个作家都是现实中的作家,至于你定义的“现实型”,我理解为“现实主义”作家吧。但我不是那种一贯被认定写宏大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家,可能说是个“生活型”作家更合适吧。我一贯在生活里,在他人的讲述里获得写作的故事和想法。所谓生活积累,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当一个有耐心的聆听者、观察者。虚构是写作的一种能力,需要作家有超出经验的想象、独特的思考。

  羊城晚报:你在一篇创作谈中曾说过:“并不是说但凡要当作家就必须不幸,必须痛苦,必须都要冬天只穿一条单裤,必须失去享受幸福的权利,只是,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保持精神的冷。”想请你通俗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黄咏梅:“精神的冷”主要是说作家的一种精神姿态,不是冷漠,而是一种距离。作家的精神姿态从某种程度来讲决定了他作品的深度。一个作家的精神姿态如果一直停留在“小确幸”上,大概写出来的东西会趋向于心灵鸡汤。如果作家与现实之间保持着某种温情脉脉的关系,那么,他写作动力和情感动力也主要是源于好奇和认同,写作就容易停留在风花雪月、附庸风雅的层面上,其思想也多半在现实经验的层面上滑行,难以思考和发现被现实经验遮蔽的一些东西,以及其中存在的某种本质。当然,并不是说作家都必须去受苦受难,必须一直保持愤怒,而是内心要保持一种警惕,一种现实与自己的精神信仰、理想生活以及人生趣味不能统一的警惕。

  2

  好作品在于反映了时代变迁下人的命运

  羊城晚报:“七十年代作家”的标签已随这个创作群体的超级多样性而难以成型。但也有权威意见认为,这一代作家之所以尚未进入经典殿堂,是因为缺乏“个人记忆的历史框架”。不过,在你的作品里,其实是能体会到一种“年代感”的,它恰到好处地上接“革命年代”、中连改革开放、下启网络时代,说是一种“历史感”并不过分。你自己如何看待这一点呢?

  黄咏梅:我们都是70年代出生的人,一定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承前启后的时间段中,最得心应手的还是写这个时间段。经典需要时间来认定,而不是当下的什么人。我想,假以时日,你所读到的这种“年代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成为新一代读者的“历史感”。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进入历史的方法,我们这一代人,作为非亲历者、旁观者,或者教科书的塑造者也好,对于历史的表达,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框架,摆脱了宏大叙述的魅惑,更愿意从个体的角度进入,表达人在时代之下的生存和生命感。我觉得好的作品,不是我们常说的反映了时代变迁,而是在于作品反映了时代变迁下的人的命运。这个命运包括,时代的命运(也就是外部命运)对人的命运(也就是内部命运)的影响,外部命运和内部命运有着匀称的节奏、呼吸,内外形成小说的复调,这才是一篇丰富的优秀小说。

  羊城晚报:评论者认为你是为数不多的、不强调女性意识的年轻女作家,不纠缠于只属于女性的困惑、私生活与情调,也不刻意确立一种女性话语模式以对抗男性的话语权威,反而显得比较独特。这是你有意为之吗?

  黄咏梅:女作家一旦开始写作,就面临着被窥视的危险,因为读者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女作家写的都是自己的那些经验,甚至私生活,这跟一度流行的“私化小说”有很大关系。此外,人们一谈女性写作,就容易跟情感、身体、欲望这些形容词发生关系。我其实挺反感这种关联的。在我的创作思维里,女性只是一个写作的角度或者视角。我的写作口味很驳杂,写我感兴趣的,写我能写的。我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是雌雄同体的,相比“女权”,我关注“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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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徙会带来文化差异上的兴奋

  羊城晚报:对于作家而言,迁徙总是耐人寻味的。2012年移居江浙,来到自古诗意盎然的“文化天堂”,生活和文化环境上的腾挪更大,不知你在文学上的感受和追求有何变化?

  黄咏梅:在浙江定居之后,生活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浙江的语言、饮食和浙江人的文化、气质,对我的影响肯定会慢慢地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在广州时我偏爱喝铁观音,到了浙江,我爱上了西湖龙井茶,并且喜欢用玻璃杯泡,一边欣赏茶叶一根根像跳舞一样在水中沉浮,一边闻着那股清香,这过程必不可少。浙江相对精致的审美习惯也影响着我作品中的审美趣味。另外,生活节奏的放慢给了我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作品本身,从而对生活中的芥豆之事都能有所体悟。

  迁徙会带来文化差异上的兴奋,但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根据地——方言的丢失,这其实对我来说是把双刃剑。过去我的作品是带有岭南“粤味”的,有很多粤方言的运用,但如果再套用在浙江日常生活描写里,就显得不恰当。所以,我也存在一种离开根据地的惶惑,目前,我的写作就处于一个重新寻找语句的瓶颈中。

  羊城晚报:这篇获奖的《父亲的后视镜》,因出现了运河和杭州人熟悉的一些地名,而被视作你移居江浙后的代表作。是这样吗?

  黄咏梅:倒也谈不上是我在浙江写的代表作,这只是我在浙江生活后写的一篇小说,里边写到了杭州一些地方,但说实在的,这些地方换作广州也是成立的。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父亲”是杭州人还是广州人,他哪里人都不像。要真正融入到这个地方,写出这个地方的人物、风物,我想,还需要生活得再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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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热爱短篇,没有长篇崇拜

  羊城晚报:为什么短篇小说会成为你最经常选择和最擅长的体裁?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你而言就是创作目标本身,还是通向长篇的驿站或素材簿呢?

  黄咏梅:我热爱短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大概就是一种天然、天生的喜欢吧。我对写长篇的热情远不如短篇,我没有长篇崇拜,也不觉得字数多的作品就厚重,短篇就单薄。

  羊城晚报:《父亲的后视镜》在发表当年就入选了“2015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十佳短篇小说。评委们指出,观照普通的小人物、甚至是“边缘人”正在成为你的一大特色。从何时起,你开始走上这条类似张爱玲“从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文学路呢?

  黄咏梅:我从写作一开始就喜欢写小人物,因为我本身就是个小人物啊。你有没有发现,普遍我们这代作家都喜欢写小人物、边缘人,大概因为这样能相对容易地书写自己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情绪: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对于改变的无所适从、无法掌控的惶惑。跟很多70年代出生的文学青年一样,我的确喜欢过张爱玲,仔细想想,张爱玲对我的影响,不是“从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而是从日常生活里体味生命感,从个体命运里透露出时代感。现在倒不太会回头去看张爱玲的作品了,她对我来说成为一种底色,一种情绪状态,具体的写作来看,我受张爱玲影响不是太大。

  羊城晚报:近两年,朋友们发现你的生活里多了一个主角——一只猫咪,你为之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很巧,你获奖后的最新作品是《给猫留门》。猫,让你悟到什么?再顺便问一句,你下一步创作计划中那部关于现代女性的长篇怎么样了?

  黄咏梅:说到猫,我可以跟你聊三天三夜,哈哈。我觉得猫跟作家有很多共性,宅在家里、孤独高冷、好奇心重等等。据说猫能保持好奇是因为它们健忘,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经验、习惯、记忆这些东西会阻挡他的好奇心,会让作家看不到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候健忘未必是一件坏事情。我时常羡慕猫有一双万事都觉得新鲜的眼睛,我甚至经常会顺着猫凝视的方向去看,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很傻吧?

  我现在是在写长篇,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厚厚的长篇,十来万字的小长篇吧,合同上写的是明年6月交稿,但我觉得够呛,因为我写得很慢,我一直都写得很慢。


标签: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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