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2015年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颁出，五位获奖作家中，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最后一轮投票中，获得61位评委手中的57票，这是本届茅奖作品获得的最高票数。
　　三部曲总共87万字，讲述中国20世纪三代人经历的不同的乌托邦的破灭。最早开始创作是在1990年代，那时，格非还没有三部曲的想法，写着写着发现一部作品没法容纳，就把它分成了三部。
　　“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得奖后，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格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1985年留在华东师范大学当老师开始，格非已经教了30年书，现任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的他发现，因为学生都特别聪明。一次写作课，他带学生阅读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死者》。一位同学发言，突然泣不成声。她一边哭一边讲述她发现作品里非常关键的问题：什么是死者，到底谁可以被称为死者，乔伊斯为什么要把这篇作品命名为《死者》。格非非常感动，觉得“她完全理解了乔伊斯作品的初衷”。另一次，课堂上讨论博尔赫斯的《南方》，一个学建筑的同学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图来呈现它的结构。
　　“现在有一种的论调，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行。我从来不这么看，只要你方法对头，给他们很好的引导，他们就能够理解最深的问题。”
　　你现在还在继续对小说叙事语言的实验吗？
　　实验当然有。我不觉得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江南三部曲”是一次向传统的回归。里面当然有对传统的致敬，同时我们也受过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恐怕它的痕迹不可以完全消除掉。
　　我比较赞同现在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说法：20世纪，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描述，可能就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什么事情都比较极端，都希望能够不断地在某些领域里面做出别开生面的探索。但是，今天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整合的年代。文学要变革，我希望这种变革更加内在化。
　　我特别喜欢博尔赫斯，就是在文学的内部做一些微小但重要的变革，可能不像外表形式上那种大胆的颠覆。可能因为年纪慢慢大了，我希望每部新的作品都有一些微小的拓展。
　　你在“江南三部曲”中写到诗人群体，他们应该过得很诗意，但生活其实也很琐碎，这种反差是你对现实的一种观察吗？
　　大家对诗歌都有一种误解，觉得它就是抒情性的，充满诗意、想象力的。但我个人觉得，18世纪以后，诗歌跟现实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不是纯粹抒情性的那种令人愉悦的写作。诗人必须确立自己跟时代、现实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充满焦虑的，复杂的。我在《春尽江南》里面塑造了端午这样一个诗人的形象。按道理来说，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其实都有这样一种形象，诗人和社会的疏离感会不断地增加。诗这个概念不光是指诗歌，也指文学写作者。
　　你有没有受到《平凡的世界》或《你在高原》等著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响？
　　张炜先生的作品《你在高原》我没有看过；《平凡的世界》直到最近才看，我一直是觉得这个作品很重要，但没有更多时间来阅读。我受现实主义影响最多的恐怕还是19世纪的俄国作家和法国作家。这两方面的作家，可能是我学习比较多的。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文学可能要重新重视19世纪中期，就是托尔斯泰、福楼拜的那个世界。那时面临着一个大转折，托尔斯泰他们之后就进入现代主义时期了。我特别重视现实主义高峰时期，特别是俄法的这些作家，当然也包括一些美国作家，像海明威、福克纳等。
　　我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就是《红楼梦》《水浒传》这个类型的作品。这个类型的作品在世界上没有得到充分承认，它们在14世纪出现了，究竟在世界文坛里面应该算哪一类，是现代主义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重新去面对。
　　支持现实主义创作的茅盾文学奖，在中国有什么现实意义？
　　倒不一定要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其他东西对立起来，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东西。你今天看一些现实主义的写作，跟当年左拉那种个人主义，托尔斯泰或者福楼拜那样的现实主义，就完全不同。我觉得现实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概念。倒不一定要固守一个什么样的主义，而是说什么样的资源都可以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