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商报
　　“深圳学人・南书房夜话”第十八期日前在深圳图书馆南书房举行。深圳大学文学院讲师牛鹏涛，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音乐副教授蒋波和文化学者兼主持人王绍培围绕主题“礼乐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牛鹏涛从学术角度对“礼”、“乐”的历史背景和渊源关系作了细致的阐述，深具学理性。蒋波则侧重于从声乐角度出发谈“乐”，现场还演唱了自己谱曲的《诗经》，使很多读者深深沉浸于美妙的音乐之中。认识和把握礼乐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自是重要。
　　牛鹏涛：
　　今天尤要弘扬以礼乐为代表的 传统文化内在精神
　　何谓“礼”？何谓“乐”？讲座开始，深圳大学文学院讲师牛鹏涛首先从典籍文献的角度对“礼”和“乐”进行了阐释。牛鹏涛介绍，“十三经”的最早形态是 “六艺”（“六经”）或“五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乐》后来失传了。而 “六经”和“五经”中的《礼经》，是专指《仪礼》。到隋唐时，经过政府层面的主导，“五经”扩充为“九经”，“九经”是《春秋经》改为《春秋》三传；《礼经》由《仪礼》又增加了两部，一个是《礼记》，一个是《周礼》，变成了“三礼”。
　　“三礼”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牛鹏涛指出，《仪礼》中“礼”指的是规则制度，“仪”指的是行为仪态。《仪礼》这本书主要讲西周时期的贵族阶层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仪式。那么，《仪礼》是哪个时期的文献呢？牛鹏涛说，今天学者们大多倾向于认为它是春秋时期的，由孔子采集周王室及鲁国礼仪文献并进行了编纂整理，后来用作教授弟子的教材。孔子的特点是“述而不作”，今天看到的“五经”是孔子对以前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时期，礼仪是至繁至多的，《汉书・艺文志》讲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经过节选，成了今天看到的《礼经》，也就是《仪礼》。《仪礼》也称为《士礼》，因为它主要的对象是士大夫至诸侯的贵族阶层，一共有17篇，主要内容包括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仪式。“可以看到它包括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一套规则来实行，这就是仪礼，所以它讲的是外在的一套规范。”
　　说到《礼记》，牛鹏涛则表示，从《礼记》的名字看，“记”是相对于“经”来讲的，是对“经”的阐释说明，所以它的时代毫无疑问比《礼经》（也就是《仪礼》）要晚。“关于《礼记》的时代，今天学者们普遍认为它形成于战国时期。在孔子传授《仪礼》的过程中，必然有师徒之间的解释说明乃至发挥，弟子们把它记载下来代代相传，形成‘记’一类的文献。”牛鹏涛指出，整个战国时代，由“礼”而生的“记”的内容也是非常多的。《汉书・艺文志》说：“《记》百三十篇。”并自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可是今天看到的《礼记》篇数没有这么多，有两个版本，分别由汉代的叔侄“大小戴”进行选编。戴德选出85篇，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大戴礼记》；戴圣选出49篇，即今天所看到的《小戴礼记》，而今天所谓的《礼记》就是指《小戴礼记》。
　　“汉末的大学者郑玄为《周礼》《仪礼》《礼记》（也就是《小戴礼记》）作注之后，《小戴礼记》的地位是极高了，《大戴礼记》历来受到的重视不足。”牛鹏涛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研究上古的思想，还是研究历史社会和政治制度也好，二者应该是并重的。《礼记》虽然是战国时的文献，但它反映了西周春秋的政治制度、宗法制度、祭祀制度、伦理思想等。“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就是出自于《礼记》。
　　至于《周礼》，牛鹏涛讲到，汉初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古书时，除了《古文尚书》之外，还搜集到了《周官》。《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之属。”它的内容是记载周代官制的。那么它的时代，直到今天还有争论。“极端信古的人会直接认为它是周公所做，极端疑古的人则认为是西汉末刘歆伪造的。”牛鹏涛介绍说，《周礼》分为六篇，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剩下的是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每一类的职掌不同。“我们看它很成体系、很完美，其实是有人为加工的成分在里面。书中很多内容可以和西周春秋金文反映的官制相对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等同，也就是说它掌握了西周到春秋这个时期的官制资料，同时加入了自己的建构，这种构建就是战国时人们的想象。因为战国时期人们追求统一，所以迫切需要一部统一制度的文献出来，这是它的背景。”
　　在牛鹏涛看来，“三礼”反映的是上古时期的政治制度，乃至于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和伦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乐》虽然从经书的角度来讲已经失传了，可是在《礼记》中还保留着《乐记》，对‘乐’的思想，儒家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的。从今天的传世文献和出土的简帛类文献来看，音乐和儒家的关系非常密切。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五行》讲：‘（仁、义、礼、智、圣）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很多思想史的概念需要从文献学和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牛鹏涛称，音乐的“乐”，与快乐的“乐”，上古时期读音是一样的，到了后世才发生了分化；词义也是有关联的引申，《乐记》中就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者，心之动也。”音乐能给人带来喜悦的心理活动，而这种内心的触动，正是走向善、德等境界的起点。“所以，在简帛《五行》中，乐与德是直接挂钩的。儒家谈到的很多道德观念和我们内心的状态是非常有关系的，内心状态达到喜悦流畅、中正和谐、合乎节度的境界，就是至善之德。”牛鹏涛强调，除了“礼”之外，“乐”自古以来也受到很大的重视。
　　古人对于人性的把握
　　在今天仍适用
　　对于孔子曾感叹“礼崩乐坏”，希望“克己复礼”，牛鹏涛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此“礼”实际上是和当时的社会密切相关的。“站在孔子的角度，孔子最向往的是西周的文化。从西周到春秋之间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会使孔子产生这么强烈的感叹。这是有比较现实的直接原因。”
　　尤要一提的是，对于教科书上称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牛鹏涛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今天对西周历史的认识有很大进步，如学者李学勤提出来，秦的统一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再统一。回头看西周，它的统治力非常强，只不过统治模式和秦不太一样。秦影响了中国的两千年，秦以前，以西周为代表是分封制。分封制是一种统治模式，分封不代表说就是分散、不统一，这是两个概念。在分封制的过程中，‘礼’起到了维系各种社会关系，乃至于政治关系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上古时期的‘礼’承担了法律的功能。”
　　牛鹏涛介绍，在传世文献和青铜器铭文里有很多册封的内容，周天子要册封一个诸侯，双方的关系是什么，这就非常集中地体现在一套礼制上。在册封仪式过程中，周天子除了赏赐礼器、人口、土地等等，还包括被分封之后的诸侯与周天子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拱卫中央、定期朝觐、缴纳贡赋等，当然周天子也对诸侯国有较强的影响和监督。这种约束就是通过礼制来体现。“我们可以看到礼制的重要性：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到了春秋时期，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西周晚期的‘烽火戏诸侯’，结果是一场闹剧，从那以后中央的威信大大降低。到周平王东迁以后，王室的力量一下子缩小了，诸侯的影响力空前坐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君和臣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关系越来越弱，维系双方关系的制度也就显得越来越淡。这就是孔子所感叹的‘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失去了一套秩序，诸侯不再严格按照一套规则来拥护中央，使得国家统一。不仅如此，在诸侯内部，大夫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时常有僭越的事件发生。对于天下来讲，天子的作用越来越弱；在诸侯国内部来讲，最后发展到诸侯本身的权力越来越小。所以整个社会开始发生悖乱，人人都来争夺权力，整个社会陷入了争夺的场景，当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确实非常大。”也因此，牛鹏涛认为，孔子的理念是希望当时的社会重新恢复和谐有序，包括政治制度和伦理思想的和谐。
　　那么，我们要如何把握礼乐文化的内在精神？牛鹏涛则以《礼记》中的“中庸”、“慎独”等一些关键词为例进行了阐述。《中庸》是《礼记》中有名的篇章，可是什么是“中庸”？是不是还像我们之前理解的调和式的折衷主义？“不是的，‘中庸’应该是中正恒常之道，就是儒家所追求的至善之德。再如谈到‘慎独’，它是不是像传统上所理解的独处时要小心谨慎？也不是这样的。”牛鹏涛介绍，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告诉我们：“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独然后一。一也者，舍夫五为一心也。然后得之一也，乃德矣。……独也者，舍体也。”耳、目、鼻、口、手足可以称为“五体”，但是我们的心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指使我们的躯体。慎是重，“慎独”就是讲我们要重视这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心。这跟宋明以来重视心性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我们真正吃透儒家的内在精神，要怎样在现实社会中弘扬它？”在牛鹏涛看来，历史是在变化的，但有一样是不变的，就是人性。古人对于人性的把握在今天仍然适用。“儒家讲的中和、中正之道，我们今天仍然讲；儒家讲重视内心，我们今天仍然行得通。孔子的那套思想之所以可以拿到今天来用，这是自然而然的，是思想的永恒性决定的。”他表示，至于“乐”，则不仅是普及音乐的形式，还要理解音乐的精髓。“什么叫和谐？不是说只是声音优美、让人情绪兴奋，这样最后发展到发癫发狂也是有的。故《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强调的是中正、和谐，有一定的节度，喜怒哀乐不能过头。我们今天尤其需要弘扬以礼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牛鹏涛说。
　　蒋波：
　　古代的“乐”是 诗、歌、舞三者的结合
　　此次第一次受邀参加南书房夜话的深职院音乐副教授蒋波，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曾为《诗经》谱曲200首。谈起“乐”，他自是兴味盎然，饶有看法。蒋波表示，“礼乐”中的“乐”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音乐”，这个“乐”在先秦时期是诗、歌、舞三者的结合，故说到古时候的“乐”一定是诗、歌、舞三者的结合。
　　“凡音之起，由心生起。”蒋波认为，“音”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产生的，它一定是和自身的情感，以及跟外界很多事物在内心当中的触动是有关联的，故“音”这种东西很奇妙。“《乐记》里就十分强调心、性、情、物、志以及彼此的关系，特别是人的情感、情绪与乐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乐经》早已流失，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乐经》，只有《乐记》存在。从《乐记》的角度来说，诗、歌、舞三者集合成一个整体，实际是人理解外界事物的一种反映。”
　　蒋波指出，声音可分为乐音和噪音，乐音和噪音都是受振动产生的频率而得来的。振动频率非常有规律有秩序的音称之为“乐音”。相反，由于振动不是很规律，听起来不是很悦耳的音则称为“噪音”。但经过特别调整过的鼓、锣等打击乐发出的噪音也能变成音乐所需的乐音。“音乐中的声音，以乐音为主，特别是在《乐经》里体现出来的声音一定是和谐的，所以在‘乐’的这部分，和谐是《乐经》里最为强调的，而‘阴阳和谐’也是国学里所谈到的最核心的问题。在‘乐’中，‘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和谐实际就是乐的和谐。”
　　蒋波介绍，《乐经》里所提到的“宫商角徵羽”，又有各自的代表性，比如像“宫”一般是形容国君，“商”一般是形容大臣，“角”一般是形容平民，“徵”一般是指事，“羽”一般是形容物体，故在《乐经》中，“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君、臣、民、事、物”。“所以，像在《诗经》当中，宫调式的音乐一般是在祭祀音乐里，尤在‘颂’一类里用得比较多，因为它显得特别庄严庄重。”换言之，一些比较宏大庄严的音乐，往往都是以宫调式为主。“在音乐这方面，像《诗经》孔子最后删定的305首，每一首孔子都可以‘皆弦歌之’，都可以谱成曲来唱，而且伴有舞蹈。可想而知，当时的音乐发展到了怎样的一种高度。”
　　在蒋波看来，《诗经》很好地体现了孔子对于先秦时期，包括早期民间贵族祭祀的很多音乐的记录，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别是先秦时期音乐非常重要的基础。而《乐记》作为先秦时期留传下来的最早较成体系的一种音乐著作，无论对于当代人还是未来的学者去研究、挖掘先秦时期甚至先秦以前古人对于音乐思想、音乐理论、音乐情感等方面的论述，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此外，蒋波还讲到中国古代十分注重“成人礼”，并强调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之处，比如成人礼意味着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已走向成熟，并要开始担当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乐’不仅仅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处于现实社会中的我们很好地控制或平复情绪，让我们始终有一种正能量去面对来自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威胁、矛盾和冲突。无论是‘成人礼’还是‘乐’，带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而且如果我们懂得去体察和感悟，这些东西都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多的美好。”蒋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