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渭北黄土地走出的“90后”作家范墩子是驰骋在文坛上的一匹“黑马”。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以独有的童年视觉、细腻生动的笔触描写市场经济大潮下家乡的发展变化和在物质冲击下发生的人世间悲喜的传奇，不吝笔墨地描写家乡人的淳朴、善良、人性的同时也对世态炎凉、人心难测的假恶丑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王波：从2015年在《青年作家》发表短篇小说《父亲飞》至今你已经发表几十篇小说，其中很多都和童年有关。童年记忆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范墩子：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也没有过多去思考这个问题。是那些经常萦绕在我脑海里的念头，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我在写作中，更多的是去关注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是生存，并非生活。 关于这种真实性，我更相信童年的记忆，或许在很早的时候，那些关于时代的认识，就已经隐藏在了童年的镜头里。多年之后，回想童年时，才发现童年的珍贵。童年的种种情景里，有着我对社会与时代最初的判断。 或许这种判断是幼稚的，不成熟的，但却能反映我内心真实的样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童年的记忆，几乎蕴含了一个人一生当中所有的美好与纯洁，在这些遥远的记忆中，我真正走近了那些已被世人忽略掉的生命。 它们尽管卑微若草，但我相信它们也会开出绚烂的花朵。

　　王波：这段初期写作文学上叫“童年视觉”。但你的文学写作起点又比较高，故事都发生在渭北黄土高原的家乡，因此你的书写直接进入你的精神故乡。你的童年生活是怎样一幅情景呢？

　　范墩子：我们村南边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沟，少年时代，我喜欢坐在荒凉的沟里，同蟋蟀、燕子、野兔、蚂蚁、老鸹、柿树等待在一起，甚至有时候，我会和它们说许许多多的话，而且我也听到了它们的应答。沟里的风声不就是它们对我说下的话吗？一个人坐在沟里，看着天上的白云，听着一旁的鸟鸣，我非常享受这种自在与宁静，这和我的性格有关。但深究起这种性格，或许和时代的变迁有关，但在那个时候，我是无法意识到的。少年时代，我对未来既憧憬，又感到迷茫，我向往所有未知的事物，但我也害怕，我害怕被这种未知裹挟进去，我害怕陷入这种空茫茫的未知的深渊当中。而在沟里同柿树、石头、狐狸、野兔等说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感到安宁，我也会从那种恐惧、迷茫的情绪中逃脱出来。童年记忆也是我写作的富矿，无论如何，我不能否定这一点。就像马尔克斯、加缪的魔幻书写。故事中的人物在揭示荒诞事件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而积极的在荒诞中奋起抗争，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直接进入我的心灵家乡。

　　王波：你写过山羊、阿朵、哈金、柳玉、立志等多个少年形象，这些少年的身上带有你童年的影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心他们的命运的？

　　范墩子：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经常会浮现出一个忧郁的少年形象，他提着马灯，走在黑漆漆的乡村巷道里。这个少年的一部分是我，另外一部分是别人，这样讲，可能抽象了点，可他的确是我从童年记忆中提炼出来的。这个少年的身上，寄托了我对童年真挚的感情，有虚构的成分，也有真实的一面。很小的时候，我曾误闯进一座几乎就要塌了的窑洞，因为极度的恐惧，我在里面大气不敢出一声，坐了很长的时间。

　　长大一点后，读了鲁迅、沈从文、陈忠实、卡夫卡、马尔克斯、加缪等许多文学大师作品后，我猛然发现，那次独处，便是我对村庄命运思考的起端。一个村庄，它的命运，永远是不幸的，它总会在某个早晨或者在某个寂静而绵长的晚上，孤独死去。但在消亡的过程中，会有生命的挣扎，我选择了去虚构少年这个群里，来表达我对村庄命运的思考，也试图写出那些平凡却又令人敬佩的个体，于是，就有了山羊、阿朵、哈金、柳玉、立志等这群自然生长的鲜活少年。

　　王波：你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刚刚出版，收录了你的短篇小说《伪夏日》《绿色玻璃球》《倒立行走》等十三个短篇小说，有人评价这是一部中国乡村少年的“心灵史”，作为作者，你想在这部书里表达什么呢？

　　范墩子：这正是我要对喜爱我的读者解答的问题。在我的意识里，童年并非是扁平的，而是一个球形结构。我选择童年作为小说的背景，不是给童年唱一首挽歌，也并非是在其中怀念我的童年生活。童年在我，更多的是伤感，我希望能表达出它背后的东西，是那些宽广的、厚实的东西。九十年代末，实际上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而若从正面去写，根本无法真正关注那些底层的人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希望在大变革的时代，以一种少年视角进入，去体味那些细微变化。少年们尽管难以体味到时代中宏大的东西，但他们在逐渐凋零、坍塌的乡村生活中，挣扎着、对抗着，他们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在时代的洪流中留下了他们那单薄的身影。实际上，少年们离奇的经历，平庸而又无聊的生活背后，时代正在一点一点发生变化，这是我想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表达的东西，也是我关心的问题。我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我尝试着去用虚构的手段解构那些遗留在记忆中的现实，它们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残忍的。我曾在很多时刻里怀疑过它们的真实面目，怀疑过躲藏在现实背后的那个真实的操控者。”这几句话，也正是我上面谈到的那个意思。

　　王波：你在自序里谈到了写作中现实与真实的关系，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范墩子：我们就在现实中生活，任何一件事情都算是现实的一部分，但我们能够事物表象了解到现实背后真实的世界吗？真实意味着真相，意味着去了解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要去分析，去推敲，去思索，然后又能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表现多数人普遍的心理状态。以我看，这便是询问真实的过程。这需要作家巨大的勇气，也涉及到良知的问题。这个话题，也绝非现实与虚构的问题，虚构是对现实的提纯，但对真实性的剖析，是更为高级的东西。

　　王波：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就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范墩子：很多人看了我这本书后，说非常感动，尤其是对少年们在逐渐凋零的乡村中所表现出来的欢乐，这令他们难受。我更是这样。写这部书之前，我在写诗，那段时间，我感到焦虑、彷徨、迷茫，就像掉进了巨大的黑洞当中，迷失了方向，当我计划写这样一部书的时候，我重新捡回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在许多个寂寞的时刻，我却感受到了写作带来的快乐，我为我笔下的少年们而快乐，为他们“堂吉诃德”式的梦想而快乐，尽管这个梦总有破灭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讲，这本书真正开启了我的写作生涯，我感激它，我更感激那些记忆中的少年们。我不知道我以后还会写出什么作品，可这本书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划下的第一道痕迹。在这本书中，我想用我自己的叙述，重新定义每个人的童年。这是我的野心。《我从未见过麻雀》的出版，令我有了许多快乐的回忆和念想。

　　王波：每一个作家背后，都会有许多伟大作家的精神滋养，哪位作家对你来讲最重要？

　　范墩子：加缪。的确，影响我并给我很大启发的作家很多，但加缪一直被我视作自己的精神偶像，作为一个小说家，加缪深知文学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现状，亦不能让我们远离痛苦、荒谬、战争与孤独，但他始终坚信文学的力量，文学至少能让我们理解我们的日常处境，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去接近或者享受光明与美好。

　　王波：文学这条道路，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你前面的路还很长，你认为支撑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范墩子：作家的作品是给读者写的，更是给自己写的。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表演，底下没有一个观众，同样也可以演得很精彩。也就是说，作家写作，出发点都很自私，考虑的先是自己，然后才是读者。在这个碎片化的，甚至有些乏味的时代里，写作就是我生活里的一项必需品，我能在其中做白日梦，也能寄托那些遥不可及的情感。很多时候在想，我在文字里纵横捭阖，精彩了，默默地给自己鼓掌；演砸了，一个人忍受那份落寞。古时候，狼都会在夜间长啸的，我经常会将自己想象成一匹大白天也在苍茫大地蒿草深处嚎叫的孤狼。

　　王波：童年视觉的阶段书写就要过去，接下来你为自己的写作道路是如何设计的？怎样建设自己的心灵故乡？

　　范墩子：我正在写一部童话。今年下半年，我一直在阅读安徒生、王尔德、莎士比亚等作家，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良知、爱意，看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看到了对道德失衡的愤怒，看到了对麻木人性的鞭挞，看到了他们高尚的一面，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当代中国国民最为缺失的东西，因而我选择写一部童话。在这本书中，我要让读者看到，时代无论如何变化，爱与善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崇高与美德是永远也不能被抛弃的品质。设若世间没有了这些准则，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就将表现出来，那将是人类的灾难。我还会把先人大哲的思想，天南地北见到听到的故事，移植到我的渭北黄土高原家乡里，我将继续回到纯真的童年，去叩问爱的存在，寻找美的源头，聆听善的响声。

　　王 波：籍贯吉林，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作家、编剧、评论家，在报刊发表小说、文评、剧本二百多万字，系《新华书目报》《世界文化》等报刊专栏作家。

　　范墩子，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中国作协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在《人民文学》《江南》《朔方》《作品》《青年作家》等发表小说近百万字。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