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宏观政策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根据其调节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功能划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扩张政策又分为积极和消极。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包括增加政府购买、增加政府转移支付、降低税率。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国内经济有客观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所谓政策环境允许，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09年实施起已有10年。从减税降费的政策来看，过去5年营改增累计减税近2万亿元，取消、免征、停征和减征1368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减收金额3690亿元，力度不可谓不大。明年更大规模的减税，有助于提振实体经济信心。向外看，美国的税改外溢效应对于我国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与投资，为了让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轻装上阵”、并提振企业投资意愿，我国除了增值税税率可进一步减并至两档税率甚至减至单一税率之外，企业所得税也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但长期来看这需要加快税收结构改革的力度。至于我国企业降费的空间，总体来说比降税更大。另一方面，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变化还表现在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上。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与民营企业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顺周期性不同，我国的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发挥了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通过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加大向保障民生，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镇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投入，有利于确保经济运行的“四平八稳”。

　　货币政策也是国家经济政策与宏观调控手段，它是根据经济变化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含义是指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表述首先从“要保持中性”改成了“要松紧适度”，这个变化主要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其次提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再次强调要“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此前提下，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是进行总量调节。而我国经济的失衡又主要是结构问题，应如何看待这一矛盾？首先，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失衡，一定是某个行业、部门或地区出了问题，然后传染至总体经济。货币政策对这种失衡的调控发挥了很好作用，使经济逐渐实现软着陆。其次，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并非单独发挥作用。宏观经济政策不应依赖于单一政策，而应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组合，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周期。

　　2019年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逆周期调控是指通过一些政策工具和措施让整个周期波动性平缓下来，负面冲击小一点。在经济扩散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环境日益向好，市场需求旺盛，订单饱和，产能不足，投资意愿强烈，资金周转顺畅，此时的“逆周期调节”往往偏向通过政策工具抑制经济增长过热；相反，在经济收敛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市场需求和订单萎缩，产能过剩，投资意愿低迷，资金周转紧张，此时的“逆周期调节”势必侧重通过政策工具避免经济增长“失速”。在中央明确提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强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稳住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确保经济增长不失速，从而完成既定的重要发展任务。

　　逆周期调节作为一项跨周期制度安排，其调控的有效性依赖于调节的前瞻性和适度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是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对经济工作作出了精准部署。我们深信通过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狠抓相关逆周期调节政策实施落地，2019的中国经济一定会稳中应变、变中解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