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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反腐文学的生死抉择

阅读:863 次 作者:何映宇 来源:新民周刊 发布日期:2019-02-14 09:55:27
基本介绍:

  阅读提示:揭示反常的、人们却司空见惯的那种生活的本质,铲平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那道鸿沟,是反腐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务。贫富悬殊、腐化堕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悲剧,不能也不允许再度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这需要每一个公民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奋争。从这个角度说,《重新生活》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1981年,张平写完处女作《祭妻》,将小说寄给了《山西文学》杂志社

  因为题材敏感,能不能发表,敢不敢发表,编辑部的几个编辑传看时虽然都掉了眼泪,却都拿不定主意。最后,这篇小说落到了主编和副主编手里,由他们来做决定。当时《山西文学》的副总编周宗奇、主编李国涛,都是山西知名作家、评论家,他们思考商量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略作修改后发表。后来张平才知道,李国涛在决定发表前,曾和编辑部的编辑们说:发表后如果出了问题,那就由我来担责吧,要撤职免职,撤我免我。

  《祭妻》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小说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张平这个名字,以这样一种方式,从此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

  张平的小说,总给人置之死地而后生之感。提到张平,我们总会将他与反腐文学联系在一起。他也曾因《法撼汾西》《天网》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但他没有屈服。

  2000年,反腐电影《生死抉择》横空出世,在票价只有五元的前提下,成为中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影片。

  《生死抉择》上映后,张平去现场看,电影院里多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原作小说给他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和收获,《抉择》被评为“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并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殊荣。

  2008年,以反腐小说成名的作家张平出任山西省副省长,同时,他又是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事务缠身,千头万绪,张平逐渐淡出了文坛,14年,他没有创作一部小说。2013年,张平卸任山西省副省长之后,又重新拿起了这支笔,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重新生活》,这是张平的重新生活,也是他对政坛和文学的重新思考。

  为正义和良知呼喊

  《新民周刊》: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你写出了《血魂》《较量》《无法撰写的悼词》《刘郁瑞办案记》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和纪实文学,这时候的视野已经由家庭转向社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做出这样的转变?

  张平: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文学视野的转变,是一个思索的结果,一个抉择的结果,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看到社会的不公和非正义,你还能气得发抖吗?——这比文学更重要!记不得这是哪位圣贤的话了,今天想来,这可能就是一个作家如何看待人生和社会、如何看待文学和创作的基本准则。

  回顾我所有的创作和作品,可能有一点一直都是相通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腐恶的反抗,对弱者的同情,对压迫与剥夺的呐喊和奋争。

  《祭妻》《姐姐》如此,《血魂》《较量》如此,《天网》《抉择》《红雪》《十面埋伏》《国家干部》,一直到今天的《重新生活》莫不如此。

  直面现实,近距离地描写生活,为正义和良知呼喊,维护和捍卫社会的公正、公平、民主、法治,这几乎就是我作品几十年来的不变立场和一贯坚守。

  我想,所有坚守这一创作原则的作家,都会受到人民的欢迎和认可。

  《新民周刊》:《抉择》聚焦的是国企腐败,《十面埋伏》揭露的则是司法腐败,这样的小说题材在中国是比较敏感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有没有做一些妥协?

  张平:《抉择》是1997年出版的作品,说到《抉择》,就得说起我的另一部作品《凶犯》。《凶犯》写了一个复转军人舍身保卫国家林场的故事,村民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村霸一起把新来的刚正不阿的残疾退伍军人打得浑身是伤,多处骨折。这个退伍军人捂着肠子都流出来的伤口,一个人拼死爬回林场,取回那杆老式步枪,又爬回村子里,把恶霸四兄弟三个打死,一个打成重伤。这个复转军人最后也因流血过多而亡。《凶犯》后来改成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天狗》。《天狗》这部电影几乎囊括了当年所有的电影大奖,金鸡奖,华表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大奖等等,都得了。

  全国十佳女导演斗琪看到我的这部小说《凶犯》后,觉得这部作品可以拍成一部很好的电视剧,但希望能把《凶犯》的背景放在城市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不同的是这个复转军人保卫的不是林场,而是工厂。如果能这样,电视剧的故事就会丰富很多。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然后就开始采访那些正在转制的、濒临破产的、只剩了一个空壳子的大型企业。我们希望得到的素材是,这些企业在转型或破产期间,工人们纷纷偷盗和抢劫工厂的机械和财产,最终被复转军人以生命的代价给制止了。

  但采访的结果完全相反,誓死保卫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们。企业转制了,濒临破产了,但已经下岗的工人们还在自觉地保护着这些工厂,那些车间里的机器和车窗,一个螺丝钉也不允许任何人私自拿走。而偷走整个工厂的恰恰是那些借转制之名,化公为私,把国家财产转为自己财产的工厂的一些腐败干部。

  经常有数以百计的工人围在我们身旁,工人们讲到自己的遭遇和对工厂的感情时,一个个嚎啕大哭,情不自禁,现场泪流成河,哭声一片。

  二十多天的采访结束后,我和导演的思路都彻底改变了,她回去以后自己动笔创作了一部反映下岗职工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我回来以后,就写了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抉择》。我在小说中痛斥了这种赤裸裸的个人腐败和集体腐败,描写了工人们在腐败处境下的生活艰难。

  《十面埋伏》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一个让公安通缉多年的特大杀人案的要犯,竟然一直因为另一起案件在监狱里服刑,而且很快就将刑满释放。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临时调来值勤的狱警发现了疑点。以此为契机,终于发现了这名案犯身后牵连的黑社会团伙,他们与一些腐败司法官员相勾结,策划了一起重特大案件。而这名在监狱服刑的案犯,就是这一黑团伙的顶级老大,一直在监狱里坐镇指挥监外的团伙作案。

  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不管你写得多么真实多么正面,但你写的事件涉及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的领导确实会不高兴。

  不过对这样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了,只要读者认可,只要人民喜欢,我就知足了。如果我对他们妥协了,我也必然会失去这些读者。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说的:“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低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是从《天网》开始树立你的这一基本写作立场的吗?

  张平:我个人觉得,从古至今,对文学情有独钟的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我每次去新华书店,让我感慨万端的就是那些坐在书店角落地板上专心阅读的孩子们。他们没钱买书,就在这里悄悄免费阅读。这些人堆里也还有很多大学生,甚至成年人。图书管理员从来也不驱赶他们,也许他们知道只有这些读者才是他们最应该保护的读者。日理万机的领导,苦心钻研的专家,风情万种的白富美,风流倜傥的高富帅,忙得脚不沾地的经理老板,他们会这样在一个角落里,凝神静气,全神贯注地阅读你的小说、诗歌?一个人到了被万般宠爱万众瞩目,时时被媒体和新闻包围的境地时,让他或她生发悲悯愁思的文学情怀,应该是件很难的事情。只有那些生活清苦,孤独寂寞,被冷落被无视,几乎被生活遗忘,但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抱有激情的人,才往往是文学最忠实的受众。

  有一年我去一个山区的村庄,看到一本我的小说《天网》,不知让多少人传看过,已经看不到书面,翻卷得就像一棵老白菜。一个40岁开外的中年人一边让我签字,一边说,你这书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在这本书上,我几乎找不到可以签名的地方。我很感动,也很难过。电影电视里,还有那些青春小说里无忧无虑的美满生活,距离他们其实很远很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也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写作立场,这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没有可比性,也无可厚非。我的读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普通通的读者,为他们写作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一个作家的立场

  《新民周刊》:写《法撼汾西》的时候,在一个穷困潦倒老农的炕头上,这位老农民给你讲了两天两夜自己二十年告状、上访一千五百多次的经历。当时听到这样的故事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张平:《法撼汾西》和《天网》是姊妹篇,两部作品的创作,都缘于我认识到了一个人:汾西县委书记刘郁瑞。刘郁瑞当年也是一个作家,写过很好的文学作品。正因为如此,他知道像我这样的作家,应该与我聊些什么,应该让我知道些什么。我们一见如故,聊得昏天黑地,没明没黑。聊完了,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些人,让我去同他们聊聊。

  其中有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农民,为了一桩二百元的冤案,前后二十年,上访一千五百多次,被收容拘留几十次。我同这个老农民聊了两天两夜,他几乎把一辈子的遭遇都说给了我。老人长年上访,身体很差,两腿肿得上下一般粗,眼睛几乎看不见了,常常头疼欲裂,彻夜难眠。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要吃去痛片。他的这个案子,县委书记刘郁瑞,花了很长时间很大精力才给他彻底平反解决。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几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把他所有的上访过程都记录了下来,就是小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足足几十本,全都交给了我。

  刘郁瑞当时曾特别难过地对我说,老人境界很高,解决了他的冤案,他专门拿了几个粽子步行了几十里山路来感谢刘郁瑞。临别时他流着眼泪对刘郁瑞说,刘书记,我若要在二十年前遇到你,你把我的冤案解决了,我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可如今我老了,老伴也死了,啥也干不了了。不过我也想了,你如今把我的冤案平反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打搅你了,你是县委书记,不打搅你了,能让你腾出时间多干点别的,也算为国家做了点贡献。

  第二年,我再去找这个老人时,没想到他已经去世了。

  不知为什么,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突然泪流满面。说不清自己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为什么会如此悲痛。也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了一个大社会,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第一次看到了生活中的另一面。也可能是老人的遭遇触发了自己当年生活经历的敏感点,让自己的情绪轰然爆发。回去后,我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天网》这部作品。

  《天网》的反响是空前的,也是我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天网》当时发行五十多万册,至今每年仍在再版。当时曾被上百家报纸连载,被数十家电台连播。《南方周末》几乎一整版一整版地连载,能这样连载一部文学作品,对这家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来说并无先例。《天网》先后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连续剧、评弹、戏曲、说唱剧、广播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真实素材,加上真情实感,而且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所以就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共鸣。

  我自己完全陷进了刘郁瑞和老人留给我的那种情绪里,才有了这部作品的问世。

  《新民周刊》:你也曾因《法撼汾西》《天网》而坐上被告席,十年官司缠身,几遭灭顶之灾,那段时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张平:《法撼汾西》《天网》强烈的社会反响也给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几个当地的干部对号入座,联名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丰台法院。受理这场官司的法官明确无误地告知我,这场官司你必输无疑,因为即使是罪犯,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一旦判定你侮辱了对方的人格,你将面对巨额赔偿,因为对方要求赔偿名誉损失20万元,而当时我这两本书的稿费总共五万多元。

  法官举出书中的一个例子,说那个被乡长铐在树上的农妇,大骂乡长是恶霸,法官说,一旦认定你写的就是这个干部,这就足以证明你侮辱了对方人格。我说农妇的双手被铐得鲜血直流,至今留有伤痕。一个农妇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官司打了几年,法院判她败诉,无奈以命抗争,结果被铐在了村头一棵大树上,她一介草民,到了这步田地,也只有骂人了,但就这样骂了几句,却要被法院认定侮辱了对方人格。我止不住问,农妇骂人有罪,他残害百姓,难道就没罪?法官说乡长有罪没罪,那不是你和村妇能认定的事。村妇可以上告,法院可以依法审理。而你在作品里说乡长是恶霸,无凭无据,就等于诽谤,就是侮辱了对方人格。

  面对法官的“法理”,我万般不解,一整夜都没睡着,长这么大,第一次彻夜失眠。但最终这场前后耗时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赢了,法院二审当庭驳回上诉。胜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审开庭后,因为是公开审理,数十家媒体对这场官司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信很快雪片般地寄往法院,寄往媒体。山西农村的几个老农民,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找到我,把整个村里的捐来的几百元塞给我,要我补补身子跟他们好好打官司。如果输了,等到宣判的那一天,他们就集体来北京当场给我挂匾送花。由于电视台的追踪报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挤在公共汽车上,常常有人悄悄对我说,我们都支持你,你输了在我们心里也是赢家。我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晚上常常出来在门房打电话,有时忘了交钱,常常遭到门房老人的呵斥,回来!交钱!但当他看了报道,认出我就是那个作家时,脸上顿时竟堆满了慈祥的笑容。说,孩子,真不知道你就是那个作家,你听着,以后打电话只管来,一分钱也不收你的!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吃到半截,饭馆老板亲自端着两大盘子热菜放在饭桌上,小伙子,这两盘子菜是我亲手做的,以后天天来我这里吃,不用买单!

  即使到今天,一想到这些场景,仍然止不住眼圈发热。我前面说过了,我要至死为老百姓写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这是一个作家的立场,与艺术无关,与文学理念也无关。

  这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新民周刊》:刚刚推出的这部长篇《重新生活》是阔别文坛十四年之后的作品,2004年的《国家干部》之后一直没有推出新作品,是什么原因?

  张平:不是不想写,而是没有时间写了,尤其是没有整块的时间来写东西了。2004年年底当选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2007年当选为民盟山西省委主委,2008年当了副省长。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职务,脑子里整天千头万绪,考虑和需要尽快解决的事情那么多,不可能静下心来去构思,去写作。其实你所处的环境也不允许不支持你去写作,当作家不写作,那叫懒散;当副省长写小说,那叫不务正业。

  长篇小说创作是需要连续性的,不能今天写一段,过几天再写一段。情绪、感觉、思维、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个铺垫和延续的过程,任意打断它,都会损害甚至重创文学创作。《重新生活》是在2013年卸任副省长以后写成的,写成后又断断续续修改了几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动,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这样理性而冷静的修改,是否对作品更有益,还有待读者的检验。

  《新民周刊》:这部小说和你之前的反腐小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张平:这是很多读者都问到的一个问题。《重新生活》与过去我的那些小说完全不同,没有那种叱咤风云、拍案而起的优秀干部,也没有流血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职务的“小人物”,通篇中并没有刻意的、正面的、震撼人心的反腐行为。但为什么却说,这也许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之所以这么写,因为我觉得只有揭示出腐败是对所有人的戕害和剥夺,才能激发所有人对腐败的反思和痛恨。我在后记里说了,只有全民反腐,制度反腐,才有可能有效遏制大面积的腐败行为。腐败行为并不只是贪污受贿了多少财物,而是它制造了一种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也完全不同的特殊生活。这种特殊生活的长期存在,渐渐地会融入并腐蚀我们的思想道德,以致沉淀为我们的文化基因。

  一个地方主要领导的腐败,会导致所在区域整个社会和系统的腐败。本来属于政府官员的分内职责并应该施与人民的工作,反倒成了老百姓必须感激的施舍和恩赐。这种本末倒置的生活形态,已经让很多人无动于衷、毫无感觉,甚至成为习惯。如果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意识不到这一点,这就实在太可怕也太悲哀了。腐败通吃通杀,最终无人可以幸免。

  所以揭示这种反常的、而我们却又司空见惯的生活本质,铲平官员和民众之间的那道鸿沟,是反腐的一项重要工作和基本任务。贫富悬殊、腐化堕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悲剧,不能也不允许再度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和社会,这需要每一个公民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奋争。

  从这个角度说,《重新生活》是一部真正的反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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