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只能生产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这是撒切尔夫人曾经的逆耳之言，也是中国几代影人试图打破的刻板印象。在第二十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学术论坛上，这句话被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李亦中教授引用。4月8日，来自国内外的五十多位业界知名专家学者汇聚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就“道路、经验与模式——全球视野下的新中国电影七十年”这一主题展开研讨。

　　论及中国电影中呈现出何种国家形象和文化符号，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坦言“作为社会的诉求，观众的诉求，对国家的改变，其实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未必都是稳步前进的，从上世纪一路走来的中国电影，透露出强大的文化自信，对域外电影由仰视的视角逐渐转为平视甚至有意的俯视性，也因此自动屏蔽了世界、社会、人性更丰富、更细腻、更深刻的诸多景观。

　　《流浪地球》改写原著，国族意识被严重强化

　　对于中国电影如何去认识观众和如何认识自我想象，张颐武教授用三部电影做了阐释。

　　新旧中国之间的电影《乌鸦与麻雀》一方面讲述市民受到国家力量的阻止，另一方面这些人也渴望新生活，要在新生活中脱胎换骨；1959年《今天我休息》表现出国家怎么样介入市民生活里全面管理，甚至通过善良的意愿达成市民们无数的意愿；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出现一个新的想象：70年代以来国家全面管理成果在电影中全面融入，在市民社会、社群连结无法拯救自己疾病的时候，最后国家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市民社会不断内在要求和国家回应之间构成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

　　“国家和电影的关系变得更丰富、更加富有弹性，汇流的过程改变华语电影整个结构。”张教授对此说道。

　　《流浪地球》呈现出另一种汇流形态。香港电影基本是中国大陆电影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纯粹香港电影，内里有大量互相渗透的过程。《流浪地球》里面大量外籍演员，台湾、香港演员完全混在一起，根本看不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华语电影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

　　他接着说道：“虽然香港和台湾还有自己的电影工业的一点依存，但结构性的改变已经有了非常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一个新的共同文化的转变，恰恰跟我们观众的改变密切联系的，国家现在有了跟更加丰富的意味。”

　　对于国家意识，国防大学副教授詹庆生从另一层面给出很有力度的观察。《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等新主流电影显示出中国电影关于世界图景的想象发生的重大变化，一种强化国族指向的趋势正在形成。《流浪地球》对于原著的改编更强化来了这样的趋势。例如，原著的联合政府被模糊化，最终在关键的节点上，是由中国空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拯救了地球。

　　他注意到：“全新的国族下形象以及它透露出来的全新文化自信，有它的历史性、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同时也带着先天的明显的局限性，强烈的国族指向在艺术和思想上导致了大量的简化、提纯甚至简单粗暴，它自动屏蔽了世界、社会、人性更丰富、更细腻、更深刻的景观。”

　　在这个意义上，新主流电影中的国族想象潜伏着内在的矛盾和背离。北京大学教授王小川接过话题说道：“大家刚刚沉浸在春节档《流浪地球》、《疯狂外星人》对美国形象的嘲弄，但是他揭示了这里面背后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成功的嘲弄了外国人，一方面把自己建构起来了。”

　　被滥用的“东方美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如何完成一种情感有效的转换，其实是流行文化影响人最有效的一个方式。”这是北京电影学院钟大丰教授在题为“讲述以情动人的中国故事”的讨论中强调左中强调的观点。

　　回顾中国电影70年，钟教授发现电影真正能够和观众情感发生联系的时候，往往是最能够产生影响的时代。包括对于谢晋的争论，都表明了每个时代都在建构一套自己对时代特定的情感沟通方式。

　　他总结道：“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影响人的时候，靠什么？其实不是靠某些多激进的理念、多先进的理念，越理念化反而越会遭到自我保护机制的反省，相反变成情感化的交流，可能会对作品的传播有更大的影响力，而这方面其实是我们认识中国电影经验时需要关注的。”

　　另一方面，在面向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国影片中，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余韬副教授注意到一个出现频率异常高的词汇——“东方美学”。不管是《妖猫传》、《我不是潘金莲》，或再往回推的更多影片，东方美学似乎成为当下中国电影用于吸引海外市场最热门的一个表见。然而，其中关于东方美学内核的呈现，细看之下都是没有内容的：

　　“看到的是浮夸的标签，一些表面的符号和一些早已过度开发的历史和视觉元素。用这样的内容展示出来的东方美学何以走出国门，吸引观众，何以传达东方精神，进而呈现出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多元性和吸引力？”在余教授看来，《流浪地球》和《战狼》并不一定是优秀的中国故事，“它的内核，它的叙事范式和意识形态隐喻是美国式的。”

　　最后，余教授以中国灾害神话的叙事核心为例，“中国并不在于强调人对神的被动服从，而在于主动征服灾害，中国洪水神话中治水母题和获取农耕文明的母题在世界洪水神话中是独一无二的，这其实恰恰是我们在试图思考中国故事时候的某种可能的独特内核所在。”

　　资本急于让年轻导演的能量迅速变现

　　现场不少发言呈现出充满忧患意识的电影观察。

　　艺术与资本共舞的时代，陈晓云教授更关心的是，十年以后，更年轻的人讨论电影的时候，今年的影片给他们留下了什么？谈到《地球上的夜晚》导演被批评的现象，他指出：“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导演的关联度不是很大，这背后是资本急于让年轻导演的能量迅速变现的一种逻辑，在艺术电影投资当中的失败。”

　　李道新教授在世界电影史的视野内讨论了中国电影的断裂，“一种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电影自身的特质，导致了中国电影始终不存在世界或全球这样的观念。”赵卫防教授阐述了另一种断裂，即中国电影史上关于第四代导演的问题，对于“第四代断裂了中国传统的经典的叙事”的说法，他坚持：“把第四代的账都算到第四代头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必须的，这也是提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