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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人性基础

阅读:1148 次 作者:龙卫球 来源: 市场导报 发布日期:2019-04-12 10:49:24
基本介绍:一起问道文艺网分享的社会资讯。

  解读文学作品是文学评论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文学评论的一个基础。但有时这种解读是非常残忍的,它等于把作者的隐秘招供了出来。一部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它不仅有趣(王小波语),而且还更在于它隐晦的思想深度,使你有所感却摸不着。你偶尔模糊地感受到一些很深微的东西,却又捕捉不到,而作者却能够那么活生生地不落痕迹地构建在故事的叙述里。这就是美学的奥秘之一。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水平要高于西方同时期的小说,当然我仅仅是指其叙述能力和其表达能力而言。我开始阅读《水浒传》时就有这样一种感触,在模糊的意识里,总能够感受到一些更深处的影子在晃动,于是爱不释手。后来通过反复阅读,从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终于勾到了蛛丝马迹。不过,我并没有沉入阅读的狂喜,反而添了感伤。

  《水浒传》“林冲休妻”的这一部分,是后来使我感到可以解读《水浒传》之最微妙的部分之一。《水浒传》不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的英雄悲剧,而是真正的人性悲剧,是关于中国人的人性和社会的悲剧,这部作品很深刻地解剖了中国政治与社会结构形成的真实原因。这恐怕是这部作品堪称伟大、永具魅力的地方。读者们一般都把林冲看作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尤其是前一时期的电视剧撰改剧情,把林冲拍成不肯驯从招安,气得吐血身亡,很有一点英雄气质。但电视制作者完全是误会了林冲,误会了小说的意图,按照小说的意图,林冲是会接受招安的。林冲无论怎样不情愿,也会服从宋江的招安计划,这正是《水浒传》的传神之处。林冲代表了某一类性格的人物,他的骨子里是软弱的,最终缺乏的恰恰是英雄气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传递出这样一种意识,《水浒传》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英雄。在中国历史上(以宋朝为例子),基本上只有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互动,基本上只有被迫的反抗社会,几乎没有多少关涉人性的英雄故事。《水浒传》也没有去表达许多人想象的社会正义问题,作者沉入的是(宋朝)中国人的人性深处的荒凉和软弱。

  在《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好汉中,林冲是一个出场较多的角色。从林妻烧香被高衙内调戏开始,到后来林冲遭受陷害发配沧州,是《水浒传》一部分非常显眼的主线笔墨。围绕林冲本人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像“误入白虎堂”(第七回)、“刺配沧州道”(第八回)、“火烧草料场”(第十回)等都是小说的主线安排。我们读者通常愿意用这个人物的遭遇,来理解宋徽宗时期“奸人当道”、“冤狱丛生”的社会政治状况。但是这只是小说冰山之一角,《水浒传》更精妙的地方,往往在于“林冲休妻”这样一些小事件的处理,通过这种处理,把这些大事件(突现社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内在原因解析出来。在我看来,林妻被戏、林冲休妻几段小故事的描写,比关于林冲的那些大事件的叙述,意味要丰富得多,作者可谓用心良苦。林娘子屡遭高衙内调戏,应该是极大的羞辱,但是林冲并不敢发作而是强忍了下来。原因很简单,高衙内是其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衙内帮闲富安说:“有何难哉!衙内怕林冲是个好汉,不敢欺他,这个无妨。他在帐下使唤,大请大受,怎敢恶了太尉?”也就是说,林冲在一个极大的限度内是会让步的,而这个限度不是个人尊严,而是可以忍辱偷生的底线。林冲并不是一个按照我们现在理解的标准,可以为个人尊严、自由和社会正义去奋斗、牺牲的英雄。他仍然是一个甘愿并且能够忍辱偷生的受压制者。我们可以看看“林妻被戏”、“林冲休妻”的一些片段,来体察《水浒传》的冰山之底。

  片段一:林妻在岳庙烧香还愿,遭高衙内调戏,林冲赶到,准备问罪。小说这样描写:

  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先自手软了。

  片段二:林妻再次遭到调戏,林冲也只是气愤“朋友”陆谦出卖自己,设计邀请林冲出去喝酒,为高衙内做帮凶,因此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寻他问罪,却没有找真正的“罪魁祸首”高衙内算账。请看下面的描写:

  娘子劝道:“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这陆谦畜生,我和你如兄似弟,你也来骗我!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

  看看!“先自手软了”、“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这哪里还是英雄的作为?这还不算什么。

  片段三:这是最关键的一幕。林冲遭陷害后,要发配沧州,临行前,先是向老丈人告屈,然后表示一下对老丈人(错爱)嫁女的感激之情,并交代一下夫妻感情甚好之后却突然提出休妻的请求。请看他对老丈人的表白:

  林冲执手对丈人说:“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内,吃了一场屈官司。今日有句话说,上禀泰山。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未曾面红面赤,半点相争。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

  林冲既然自承娘子不曾有半些儿差错,按照当时的法律和习惯,休妻显然没有道理。所以,林冲关于休妻的理由表达起来不免有些语无伦次。什么“(小人)生死存亡未保”,什么“(娘子)青春年少”,什么“心去不稳,唯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什么“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这一段易被误读,以为林冲对娘子有情有义,担心因自己坐牢误了她的大好青春。然而在这些虚虚实实的原因之间,林冲这种为妻着想的心思不仅难以证实,反倒显见了其掩饰不住的自私动机。最后面那一句总结陈词,“如此,林冲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倒更接近于实词。

  这里的“高衙内陷害”,是指要陷害谁?林冲还是林娘子?无论从文法还是从逻辑上理解起来,当然不应该是林娘子。对于林娘子,高衙内的意图应该是要夺得而不是陷害,相反,高衙内对于林冲才有陷害的必要。只有继续陷害林冲,才可以达成最终夺得林娘子的目的。说到底,林冲该是恐惧若不果断休妻,那么高衙内便会对自己无休止地陷害下去。所以,说出了这一句“免得高衙内陷害”,其他的话便都是虚词了。林冲对娘子说的“我是好意。恐怕日后两下相误,赚了你”的话,便不过是虚弱的幌子话而已。

  林冲为了保命,避免继续遭陷害,不惜接受最极限的屈辱,将妻子抛出去。何其自私和卑贱!彼时彼刻哪里还有一些起码的丈夫气概?困顿之中的林冲,勇气荡然无存,更何谈人性的光辉和英雄主义。所以,小说的眼睛就在这里了。后面林娘子哭着质问“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就显得十分的可怜。林娘子是知道“休妻”法度的,可惜,这个时候,谁还理她援用什么法度!林冲怎么会不明白娘子“不曾有半些儿差池”呢!此刻的林冲,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连自尊都不敢要了,还考虑什么“休妻”法度。这个弱女子应该质问林冲,为什么能够承受这样的屈辱?但这种质问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妇女多是被动地协从男性接受屈辱。所以,林娘子哭昏了过去,“声绝倒地”,“未知五脏如何,先是四肢不动”。这一昏,显得十分沉重,不止是中国妇女,整部中国历史大多数时候恐怕都是这样昏昏沉沉的。

  我们常追问,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治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能够如此长期地存活下来?我觉得《水浒传》这部小说提供了重要的有启发性的答案。这恐怕不是不经意的。中国社会的百姓们也好,官僚们也好,并不是以维持自尊(个人尊严)为生存最后防线,而是像《水浒传》的主角那样,是可以被压制到最底线的——只要能活命就行。正是有这种性格弱点的林冲,也就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塑造了中国的古代社会政治结构——专制式结构。专制社会的本质特点不只是表现为压制一方具有足够的压制能力,历代统治者敢于施以非同寻常的压制和残暴是一方面的成因,同时也表现在受压制的一方在心理或者性格上具有足够的忍耐能力。林冲、宋江等等都具备了这种受压制的忍耐能力。古代中国的专横政治就是建立在林冲等能够受压制的软弱性格之上,中国人的性格是塑造中国不自由社会的一个关键原因。

  统治术是人对于人的统治术,要通过构建人际关系来实现,受制于所处人群或族群个体彼此的人性空间。所以离开了对成为人际关系基础的人性的观察,我们永远不能准确理解社会政治的真实结构和内在形成。在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具有独立的个性意识,把自我尊严和自由问题都放在人际关系的首位,那么任何压制也就都不可能形成或者维系,统治术就要转变为关系协调技术,政治结构就要发生根本的改变。水浒故事之所以这样发生并这样发展,宋朝压制政治之所以这样可能,道理便在这里。水浒好汉从来没有进行真正的抵抗,而只是进行了挣扎,一种性命挣扎,就好比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不是沉溺在自然之水中,而是在专制政治社会的水中。翻开中国历史上的反抗史看,大抵都如此。委屈地归顺,是梁山泊人的性格命运或最终归属。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早就明白,对付有些所谓新生精英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些甜头(官爵之类),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为尊严生存或社会正义进行抵抗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话语里,政治家(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不需要讨论民主与自由问题,而是只需要讨论压制的限度——“有限压制论”(保障臣民活命的最低界限)才是主导的政治学说。自由者必定支撑起自由的天空,但苟全者也必然奠基苟全式的政治社会。《水浒传》对于社会政治结构之基础所在的把握,不能不让人叹服!它不是伟大的人性悲剧作品是什么?

  写到这里,本文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我还言犹未尽,想附带地对《水浒传》的整个意图也尝试做些解读。《水浒传》的“好汉”一词用得很妙,好汉绝不等于英雄。梁山泊的“好汉”不是由一股人而是两股不同的人合成的。一股是所谓平民出身的“强人”,另一股是所谓官家出身的“名士”。前一股代表了“匪性”一族,对他们来说,杀人放火是小事,剥皮吃人是常事。他们不只与官府斗,而且是什么人都可杀、都可下蒙汗药的。李逵总是见人就砍。这种人当然不是人性英雄,而是土匪。后一股代表了“奴性”一族,多在命不能保全的情况下才被逼上梁山,他们才是梁山主角,主导故事发展,主导梁山政治的发展方向。两股人能够结合到一起,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压制过了极限,“名士”上了“强人”的山,他们被逼到了一起,并且最后肯定是“名士”领导头脑简单的“强人”;二是他们的性格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彼此讲“义气”——也就是“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比我们今天说的哥们义气高一些,但与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则完全不能并论。这个算是水浒好汉的优点(从社会的角度看这种品质也有很大缺陷)。晁盖与宋江分别代表了这两股人,在晁盖死后,宋江通过举“替天行道”大旗、设“忠义堂”完成了梁山的根本转向。接受招安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条件也非常之低,只要赦免保命就行,完全符合“忍辱求生”性格人物的标准。水浒好汉受封官爵,是在后来破辽立功之后。所以,在检阅招安人马时,道君天子忍不住夸奖,与百官道:“此辈好汉真英雄也。”这可真是天大的讽刺!连道君天子都认为是“英雄”了,怎么还会是英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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