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5年，我国就开展了首次全国性、大规模的非遗普查。项兆伦在《中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实践与经验》一文中提到，这次普查工作历时4年，据政府部门统计，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9万件，普查文字记录20亿字，录音记录23万小时，汇编普查资料14万册，普查资源总量近87万项。应非遗普查要求，2007年，襄垣县被命名为山西省唯一的非遗普查试点示范县。2008年，襄垣县文化馆以问卷、访谈和实地调查形式开展了为期一年多的普查工作。此次大规模非遗普查结束后，政府部门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对普查资料的学术记录又提出了要求，由此，襄垣县开始了对普查资料的书写工作。2011年，高丙中教授带领专业学者团队到襄垣县展开田野调查，补充了普查未获取的资料，并与当地文化工作者等人多次展开座谈，确定书写分工。

　　结合民俗志学术传统与民族志写作手法

　　四级非遗保护体系中县是最后一级，是整个保护体系的基础。从学术价值和具体工作实际来看，县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的书写工作必不可少且十分重要。2018年，由高丙中、张岳公主编，宋红娟、王立阳等人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志：襄垣县乡土田野调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80余万字，历时十年，可谓“十年磨一剑”。

　　襄垣县非遗志写作团队在同地方民众、基层文化专家、普查工作者和民俗学者深入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点带面、普查与“深描”结合的、高质量、综合性学术成果。作为全国首部县域非遗志，该书在地方文化书写工作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写作方法上，将民俗志的学术传统与民族志的写作手法结合，确立了县域非遗志书写的基本方法。民俗志与民族志各有所长，高丙中指出，民俗志写作可以很好地呈现非遗事项的方方面面，民族志能顾及文化生态、整体的文化体系及社会结构，注重对当下性的关注和把握，两方面相得益彰。全书注重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将整体叙述与细节描写相结合，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力求呈现襄垣非遗全貌，尤其是活态传承情况。

　　编写体例也体现出编著者的巧思。全书分为五大部分，前四编分别是“民俗类文化遗产”（含节日体系、民间信仰、人生礼俗、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游艺与武术）、“语言类文化遗产”（含民间故事、歌谣民谣、方言）、“美术、技艺与医药类遗产”（含民间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和民间知识）和“表演艺术类文化遗产”（含八音会、秧歌、鼓书），最后一部分《编续》，含襄垣县虒亭镇的个案调查、后记等内容。前四编对非遗项目进行全面描述、跨地区比较和历时性梳理，《编续》加入了空间视角，以虒亭镇为单位展开地方历史文化记忆叙述，以田野背后的故事来呈现立体化的书写过程。

　　见人见物见生活

　　作者通过志人、志物、志生活，来落实非遗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襄垣县非遗志的书写价值，不仅体现在它对非遗事项本身完整、详细、系统的呈现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挖掘非遗传承人的个人生活史，用许多个案将鲜活的人和故事嵌入地方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进程中。例如，《炕围画》中讲到，襄垣县非遗志讲述了3位生活在不同时期的炕围画艺匠的人生故事，他们是当地工匠群体的代表，其人生故事折射出炕围画传承途径和社会评价的改变。炕围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的题材总是随社会变迁而更新。新中国成立后，襄垣出现了仿西洋画的炕围画，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革命样板戏画谱，这也体现出画匠的大胆突破与创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居住环境的改变，炕围画的市场需求变少，但其传承人郝彦明尝试在城镇单元楼里为怀旧老人画炕围画。非遗志中的人是非遗志的灵魂。人的命运，总是被刻上深深的时代烙印，旧时期的艺匠，靠手艺谋生却也为手艺所累；所幸新时期的艺匠，能在积极的社会评价中不断创新，为改善生活而努力，也为炕围画的传承而努力。

　　高丙中认为，十余年来，我国开展的非遗保护运动将民间文化提升至国家宝贵文化，提供了让人人受尊重的文化条件，影响深远。非遗志作为非遗保护运动的产物，在文化书写上承载了特殊使命。县域非遗志，是非遗志书写的新尝试，是民俗志书写在非遗时代的新趋势。襄垣县非遗志以非遗项目串联起县域社会文化生活，在非遗传承和保护的语境下发掘地方传统文化与生活现实的联结，呈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