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虽然不曾明确提出“文学现代化”这一命题，但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所提倡和践行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实际上已经隆重揭开了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序幕。鲁迅所追求的“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尤为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的新质。
　　研究历程：关注文学现代化价值内涵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浪潮及三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化问题的讨论中，文学现代化的命题已经呼之欲出。至50年代初，冯雪峰在《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中首次高度理论化地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命题。他不仅明确指出五四文学的实质是文学的现代化，还辩证分析了“现代化”与“外国化”之间的关系，更指出文学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现代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和世界进步文学的外在引导。这就在学术史上首次标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也开启了重视分析历史背景和发展动力的源头。
　　新时期以来，严家炎等学者充分论证了文学现代化最本质的内容是“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黄子平等人也指出，文学的“现代化”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种价值判断与审美期待；张兴劲等人从语言、技艺和观念这三个层面对“文学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进行了理论剖析。
　　90年代以来，以朱寿桐等为代表的学者在点、线、面等方面均实现了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如朱德发在如何评判文学现代化这个“点”上取得了重要突破；张光芒则在五四文学这个“点”上，细致考察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文学精神的时代化特征；汤哲声阐述了“五四”之前中国文学在思想观念、翻译观和诗文、小说、戏剧方面的变革及其得失；何休则以更长的线索勾画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范伯群、朱栋霖在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吸纳、排斥、变异与再造这个“面”上取得了具有创造性的成果。21世纪以来，“文学现代化”研究虽然在理论方法上得益于外来的“现代性”理论，但所取得的成绩并未超越已有研究。
　　总之，关于“文学现代化”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是开展期，90年代是深化期，而新世纪以来则是维持期。在学术研究的传承过程中，学界不仅基本辨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起点、社会背景及发展动力，也在文学现代化的价值内涵、民族化与现代化（世界化）等重要问题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更在论证某些经典作家作品的现代品格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内在动力：提出传媒机制视角
　　对社会背景的充分重视、对理论思辨的高度追求，业已构成文学现代化研究的某种学术传统。笔者以为，文学的现代化固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之间有着不可脱离的关联，但终究是抽象的。“传媒机制”视角的提出，或能有助于呈现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可见、复杂、动态化、富于实践感的景观。
　　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与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一种可以称为“传媒机制”的合力，正是这种力量持续推动着文学在现代化的征程上前进。传媒机制既是促进文学现代化的原因和基础，又在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得以形成和发展，二者互动共生。
　　“传媒机制”这一视角并非要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而是有意将它们与文学活动的具体环节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这一研究视角的确立，部分得益于近年热门的文学传媒研究。文学传媒研究自20世纪末兴起，迄今已在资料整理、个案考察和揭示传媒如何参与构成特定时期文学的复杂语境方面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鲜有论者明确将文学传媒机制的形成、发展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关联起来加以考察。如张天星借对晚清报刊群体的研究，深入探究了文学现代化在晚清的“准备”过程，虽未论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但其方法论意识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传媒机制为研究视角，自觉地将文献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加以跨学科的融合，不仅能较为全面地总结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教训，也有可能为当下中国文学的生产传播提供有益的理论参照，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作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徐阿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