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信息时报
　　多年前，台北故宫博物馆的“翡翠白菜”文创周边与“朕知道了”胶带纸曾被人们津津乐道；前不久，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故宫古建筑纹饰填色书”与“故宫日历”等文创产品供不应求，在网上与实体店都掀起了购买热潮。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博物馆与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是当下热词。古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究竟如何契合无间？两者之间是因循、克隆、模仿？还是选择、转化、创造？
　　3月7日晚，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文儒先生来到广州美术学院，进行了以故宫为例的讲演。他认为，传统文化可以成为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资源，物质的文化遗产资源与精神思想层面的文化遗产资源相比较，对于现代文创产业而言，或许后者更为重要。
　　李文儒在文博界赫赫有名，先后在山西师范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等单位工作，1998年至2000年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2003年7月至2012年6月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他此次应邀来到广州，是参加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大讲堂系列讲座，这一讲座每月一期，邀请国内外专家展开博物馆学与美术大众传播方面的演讲，并面对社会公开。
　　李文儒的演讲风趣幽默，首先介绍了近年来故宫文创产品的成功案例，特别强调了专业设计人员如清华美院设计系、专业纪录片摄录团队等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去年故宫石渠宝笈大展你们去了没有？很多人一大早排队一开门就跑步进去看展览，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人人都得说我去看了，我这人风雅、有文化。但其实故宫它的建筑本来就不是为了做现代展馆而设计的，它的采光什么的真不适合办展览，为了保护文物也不能做什么改造，参观的人又多，每个人停留的时间又短，你到那能看清楚什么呢？我说，还不如看看现代科技制作的电子图册。”
　　在介绍《3D故宫》数字博物馆项目时，李文儒表示，用传统的陈列展示解读，固然可以不断发掘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并且这样的方式永远需要，但毕竟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数字化、网络化所具有的采集、存储、传播海量信息的优势，以及它的无障碍通道、广泛的可选择的共享服务与分享服务，个性化服务，使得博物馆文化在公众面前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
　　数字化正在改变人们对“博物馆”的理解
　　现代出版传播技术的改变，不仅改变着人们对“博物馆”的理解，也是从文博界开始的文创产业的第一个环节。李文儒介绍说，在全国博物馆、美术馆中，只有故宫博物院拥有自己的出版社，“书是博物馆文化创意产业中的重要一环，精美的图录不但是藏品的展示、展览的延伸，它本身也是很好的收藏对象，这一点，在台湾、澳门等地区的博物馆做得很好，值得我们学习。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博物馆收藏有关的音像制品也是不可忽视的文创产品。”
　　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产品主要包括：对故宫藏品进行书画高仿品和图录、书籍的出版；与工艺品企业合作利用故宫藏品进行工艺品制作；开发具有自主品牌“故宫”、“紫禁城”的系列文化衍生产品等。目前，文化产品的销售主要集中在东长房观众服务区，以及故宫的官方网店。
　　为此，故宫博物院做出了许多尝试，李文儒举例说，在故宫博物院从2002年就开始的、正在进行的举世瞩目的长达20年的故宫大修中，就用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记录。如古书画研究中心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有些信息是没有数字手段之前无法做到的，“一幅古画，通过高清晰数字处理，可以看清楚非常细的细部，一般用肉眼是看不到的，用放大镜都看不清，可是现在专家学者可以根据这样的图像看到用的是什么材料，曾经进行过怎么样的多少次的修补，它的构图、运笔、用墨的细微痕迹等等，这样的技术一方面为我们研究古书画的专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考信息，甚至可以用这些方法解决真伪，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观众提供很好的纪念品、复制品，你排半天队去看《清明上河图》真迹，其实你啥也看不清楚，你不如买一本书，清清楚楚的，它就是利用馆藏真迹制作的，而且还附有专家研究的文字，长见识。上海博物馆搞这个搞得很好，2002年他们做宋元书画展的时候做了一套配套的图册，深受广大观众和美术爱好者欢迎。有人说现在网上手机上那些画的图像都有了，其实你那个不行，精度不够，冷冰冰的，这种还是得印刷精美的纸质的有感觉。”
　　博物馆资源创新的基础是文化，不是简单的技术处理
　　专题数字产品的创作也为李文儒津津乐道，就在上个月，一部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的3集纪录片在网上走红，李文儒喜欢谈论的另一个案例是已经产生了世界影响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故宫》。“那是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在院内外多方面专家学者数年通力合作下完成的。最初的文字资料稿本均有故宫博物院各方面专长的学者完成，初稿有20多万字，然后由编导在这个基础上改成拍摄脚本，实际上台词一集就几千个字，这中间反复讨论，拍摄完了之后再几次审定，最终形成12集，主要介绍故宫作为古建筑群的历史沿革以及藏品的文化内涵和工艺技术，主题宏大、气势磅礴，兼具知识性与美学效果，在中央电视台成为发行量最多的纪录片，本身就是很好的藏品。”
　　李文儒并且指出了一个近年来在文物、藏品数字化浪潮中出现的误区：“我们提倡的是寻找利用博物馆资源创新的种种可能，其基础是文化，而不是简单的技术处理。现在有些所谓的‘数码活化’、‘3D大展’，是停留在让《清明上河图》里的水流动起来、让《星空》里的星云漩涡转动起来、或者更简单，就是把一些画组织成PPT……我个人觉得这可以用来引起小孩子对艺术的兴趣，有这样的意义，但你说它有没有创意？这样的缺少文化增值的简单数码制品，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严肃的方向。”
　　除了上述现象之外，李文儒还表示，在文化遗产、博物馆文化的内容原创和数字制作转化的过程中，带来的过分专业的传播阻隔与过分娱乐化、趣味化对文化遗产价值、博物馆文化价值的消解和损害，也是需要特别警惕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一方面的博物馆人、熟悉博物馆文化资源的专业人员不懂得或者不熟悉数字制作、网络传播的原理、特色、意义，长期的专业训练形成了一套专业习惯思维与专业表达，造成了与普通受众的疏离，如果这样的专业人员为主导来提供数字、网络内容，就很容易产生传播阻隔”――简单说，就是专业术语干巴巴，老百姓不爱看；另一方面“数字、网络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可能不懂得或者不熟悉博物馆文化资源丰富深厚的内涵和特色优势，往往会顺应普通公众娱乐化、兴趣化的浅层需求出发，或受快餐文化、商业文化的干扰，不去也不能把博物馆深厚的文化资源较为丰满地传达给公众，甚至对博物馆文化传播形成负面影响。”在这一方面，李文儒举了某些博物馆文创产品宣传帝王思想的案例，认为2014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等热卖“萌物”就有些不够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