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离开我这么遥远，远在另一个世界……你们靠我那么近，就在我身旁，就在我眼前，就在我心里……”当88岁高龄的李均念起这封过去60年从未示人的信，其间数次哽咽。这是她在1959年为纪念穆汉祥、史霄雯两位交大学生烈士牺牲10周年而写。他们是她曾经的同学和革命伙伴。今天，李均和多名亲历上海解放、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交大学生地下党老同志重返母校，共同见证口述专辑《思源·激流》正式出版。

　　在过去几年中，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访谈了27位幸存的学生地下党员，其中最年长的戴中溶出生于1909年，最年轻的李均也已至耄耋，如今这27位曾经的英雄，在世的只有个位数了。

　　这本书堪称跌宕起伏的“交大版《潜伏》”，它既展现了烽火年代高校地下党组织工作的难与险，也刻画了活跃在这条秘密战线上的共产党员的智慧形象。

　　接头靠暗号、开辟地下交通线……鲜为人知的“地下工作”暗藏危机

　　作为一本聚焦地下党员日常学习、工作、生活的口述史，《思源·激流》一书首次披露了上海解放前夕交大党员一些鲜为人知的“地下工作”实态，其中提到了不少我们在谍战剧里耳熟能详的故事、场景，比如单线联系，接头暗号、验“路条”等。

　　1943级土木工程系地下党员、原天津市政工程局局长胡晓槐回忆，1948年7月至1949年间，他受组织委派担任秘密交通员，协助另一名交大地下党员、著名数学家胡国定负责开辟从上海到天津、从天津到冀中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使地下交通站与解放区建立了严密联系。通过地下交通站，他们掩护并输送了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北京等地下党员、技术干部、进步群众400多人。

　　上海解放前，1947级化学系地下党员、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魏瑚曾参加过秘密接头送报活动。“我答应送报以后，组织就定好时间，带我去见‘学生报’发行组的小组长。小组里的每个送报员各有地域分工，主要针对学校发送。我当时负责卢湾区的中华工商学校、比乐中学。”她回忆的细节显示：“我们有时到小组长家里取报，有时是小组长派人送给我们。每星期去送一次，都是事先约好人，还有地点、暗号。”

　　如今，暗号可以公诸于世了。魏瑚记得，当时用得比较多的是拿张报纸问：“小姐，报纸上看看日期啊？”有时候会说“借一支笔给我”或者“我这个笔是某某牌子，别的牌子没有”。送完报后，大家要相互通个电话，确认任务已安全完成，最后才解散队伍。

　　1947级电机工程系地下党员、我国第一台机载火控计算机研制者康继昌提到，上海解放前夕，党组织曾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绘制学校附近徐家汇及沪西一带的交通地形图，主要用于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后“巷战”，同时也作为接管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指南。据悉，最后康继昌绘制的图纸由上级党组织转交解放军后，为解放军第27军由沪西一带进入上海市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也因此获得一枚“解放勋章”。

　　从不问世事的学生到心怀祖国命运的共产党员：信仰是如何炼成的？

　　其实从学生到革命者的身份转变，必会经历从埋头读书到胸怀家国、从关注个人命运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心路历程的转变。对这群交大地下党员来说，学校就是促进他们成长的“革命熔炉”。

　　魏瑚口述时坦言，在进入上海交大之前，她还是个“只知埋头读书的小女生”。但渐渐地，她成长为心怀民族命运，积极参与爱国活动的革命青年。这一切，主要是受到校园进步社团——“山茶社”的熏陶与启蒙。

　　她回忆，山茶社经常在学校里举行“大家唱、大家跳”活动。歌曲都是进步题材。其实，这些歌舞活动不完全是文艺娱乐性质，它更是与敌人作斗争的“武器”。“因为学生没有刀枪，唯一的武器就是嘴，用来争辩、唱跳，以发动群众、感染群众。”沉浸在那样的气氛中，她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群众力量、什么叫人心所向。

　　在座谈会现场，李均也提到，1948年入学那年，她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歌舞活动，但“主要为了好玩”，当时思想上并没有把自己的人生轨道和革命道路联系起来。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穆汉祥、史霄雯两位烈士牺牲，他们的铮铮铁骨和革命勇气让李均意识到革命是非常残酷的，也是非常艰巨的，她终于知道一个革命青年应该走什么道路。

　　李均的姐姐，同为地下党员的1946级化学系校友李菊也来到了座谈会现场。

　　她曾经在访谈中到穆汉祥、史霄文烈士等对解放事业的投入影响了很多人。穆汉祥为了刻印党领导的秘密小组的宣传材料，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他常说‘要一字一句刻出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多画一份漫画就等于向敌人多投一颗炮弹’。”这些身边的革命英雄让她深深感到团结就是力量。这么多年来，他们始终是“指路明灯”，提醒着她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作为中共党员，一定要和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也要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

　　交大是打不散、打不垮的“小解放区”

　　1925年底，中共交大党支部成立，这也是全国高校最早建立的共产党组织之一。上海解放前，上海交大学生不足2000人，但是地下党员人数却有198人左右，加上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会员有近400人，可以说当时的骨干进步力量达学生总数的1/4，这在沪上其他学校也十分罕见。

　　根据不少地下党老同志回忆，1948年底1949年初，校园里“九头鸟”播音喇叭远近闻名，这隶属于学生自治会创办的“每日新闻社”，主要任务是向校内外师生群众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宣传新华社发布的电讯。

　　魏瑚是当时的播音员，她说，这份工作很危险，“等于完全晾在敌人面前”，念的稿子虽然可以藏起来，但喇叭隐蔽不了。喇叭一响，不仅校内师生听得见，整个徐家汇的群众都听得见。所以，当她接受这个任务时，就已经作好了坐牢的准备。解放后，魏瑚惊喜地发现，很多单位同事在写入党申请报告时，说自己就是因为解放前到华山路听“九头鸟”广播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李菊昨天在现场，还回忆起1947年著名的“护校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要停办交大的两系一院，为了“保卫学校”，近3000名学生到南京请愿。“到达北站后，所有火车都停运了，火车头、客车都被藏起来。后来同学找到机车，又弄来一些火车，大家排队上了火车。”火车由机械系的学生开，遇到车轨有问题，则由土木系的学生下车铺好铁轨。

　　那么，上海交大为何能屹立于第二条战线，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

　　许多地下党老同志认为，这与学校的理工背景有一定关系。交大的校长、教授多是工程界享有名望的学者，富有朴素的爱国心与正义感，而学生多出身理工科，求真务实、不好高骛远，凡事不轻易苟同，一旦认准真理就会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而且，学生运动领袖必须由功课一流、成绩突出的“尖子生”出任，他们在同学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与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上社团活跃发达，影响带动了一大批学生加入进步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