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千年农业国家而言，20世纪上半叶，在农业人口高达90%，农村问题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农村的经济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随着近代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农村和农民更多陷入了衰败和挣扎，引起整个社会的更多关注。为了寻找治疗乡村社会病症的方法，社会各界人士都逐渐采用了更为科学和专业的手段，希望能探求出一种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科学的救治方法。

　　用现代科学方法指导下的中国农村调查大约兴起于1910年代，到1930年代达到高潮，后因政局过于动荡而渐少。参与调查的人员有中国人、外国人，有中国机构，也有外国机构。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是最著名、影响力最大的农村调查之一，堪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初步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性农村调查。

　　陈翰笙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他早年曾在无锡家乡的教会中学读书，他与民国年间绝大多数学者先在国内读完本科，再到国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不同，陈先生从未在国内读过大学，他是直接在欧美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1920年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192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西方学术背景和学术训练非常完整。从政治信仰来讲，陈翰笙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加入共产国际，1935年转为中共党员，一生坚守共产主义信仰，享年108岁。

　　1929年7月，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翰笙先生，组织了45人对无锡农村经济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调查。他们挨家挨户调查了22个村庄，对22个村庄的基本概况、8个市镇的工商业和1204户村民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和生产的基本情况，以及租佃、借贷、典当、捐税负担、商业买卖、生活消费、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他们发现，无锡的亩制和田权情况非常复杂，在被调查的这22个村里，竟然有多达173种大小不同的“亩”的定义方式，田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竟达12种之多。无锡的土地比较集中，农村户口6%以下的地主占有耕地47%。田租租额高昂、财税繁重、高利贷的压迫以及商业的极度不安，乃是当时无锡农村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

　　1930年5月至8月，陈翰笙组织了68人在保定清苑县对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和11个村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抽样调查。他们选择了最普通村庄分作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及农户四种情况，注重分配、生产、交换和消费等不同环节。调查内容集中于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水井、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以及全县和几个集镇的概况等方面。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中，不过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陈翰笙又主持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联合对广东农村进行了调查。在半年时间里，先后对梅县、潮安县、惠阳县、中山县等16个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农户做了挨户调查，同时还对50个县335村进行了通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广东土地仍然高度集中在地主和富农的手中，集团地主的势力要大于个体地主。这里地租繁重，捐税苛刻，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横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严重。

　　1933—1935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陈翰笙还组织了对河南许昌、安徽凤阳、山东潍坊的烟区进行调查，这次则从外来资本与中国农村之间的经济关系为重点。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一个非常活跃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以亚洲太平洋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宗教诸问题为关注对象。在其35年的历史中，共举办了13次广受关注的国际会议，出版了千余种相关书籍，并在1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他们选定了英美烟草公司这个著名的国际托拉斯为入手处，实地调查了127个村庄的概况，对其中6个典型村和429个农户的调查尤为深入。调查翔实地记述了美种烟草引进中国的具体过程，以及对中国烟农经济的影响，刻画了国际垄断资本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农民的现实。

　　对于陈翰笙来讲，农村调查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作为最早加入共产国际的中国人，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出路问题，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要用学术科学来寻找一条革命的道路，进行一系列有意识有组织的农村经济调查。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陈翰笙认为以往其他的农村调查都是为了“慈善救济”或“改良农业”，都不曾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农村社会调查都在侧重于生产力、生活技术，而严重忽视了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认识。然而，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才是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才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农村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的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

　　陈翰笙领导的多次农村调查，单个看起来分别在不同地区，也各有特色、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根本目的是通过精确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通过阶级分析方法，对全国的农村危机问题作出诊断和分析，由此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科学分析和定位。他紧紧围绕着生产关系作为调查的切入点，侧重租佃借贷关系、雇佣农业劳动、土地分配状况等，得出“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之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的结论。他还以英美烟草公司这个著名的国际托拉斯为切入口，侧重了外来资本与中国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

　　在农村调查前，陈翰笙还组织调查员们系统地学习马克思的经典名著——《资本论》，以确保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能始终贯彻于农村调查之中。通过调查，调查员钱俊瑞、张锡昌、秦柳方等人放弃了原来的社会改良思想，接受了革命主张。调查员薛暮桥、孙冶方也因此与经济学结下了终身之缘。这些调查员最后都成长为新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广泛的农村调查，不仅得出了对农村社会的科学判断和认识，还培养了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队伍。

　　1933年8月，陈翰笙以这几次调查的结果，写成论文《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参加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此后，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他还领导了1933—1935年的三省烟农调查、1933年的广东农村调查、1940年的西南边疆土地制度调查，出版了一系列英文研究专著。这些学术研究和活动使他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认同和声誉，可以说，陈先生是最早在国际学术界获得声誉和认同的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学术界对陈翰笙先生领导的“中国农村派”给予了很高的荣誉，他们的认识和结论直接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农业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认识。

　　198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农村派”进行学术整理，将陈翰笙的一些英文著述译成了中文，如《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陈绛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等等。今天，陈翰笙先生主持领导的无锡保定等调查的原始资料，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对这些地区的跟踪调查资料，都还比较完整的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里，我们有机会看到当年的原始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