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文学界进行着新文学的建构，部分俄罗斯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创作中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表达其文学诉求，思考当今现实。这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与肤浅理解相交错，自然化用跟生搬硬套相伴随，形成了文化交流的有趣景观。梳理俄罗斯文学中中国文化元素的呈现，还可以让人思考不同文化交流的方式和可能性。

　　李白吟诗羽化老子“撰着”《易经》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标志性人物，老子、庄子和李白受到一些俄罗斯作家青睐，因而多次成为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诗歌中的吟咏对象。

　　В.瓦尔扎佩强的《秉烛夜游客》（1987）是一部构思巧妙的中篇小说。开篇描述深陷死囚囹圄的李白给儿子写绝命书，进而倒叙中国“诗仙”人生的重要场景。在作家的想象中，李白风流倜傥，出口成章，惊为天人。李白在高力士家吟诵并写下了《题峰顶寺》：“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高力士不禁感叹道：“在下不敢惊动天上人，天子是敢惊动天上人的。您的信怕是会让天子伤感的。” 作家对“斥鴳笑鲲鹏”、“达摩面壁”等典故和曹植的《七步诗》的引用，都自然流畅，不着痕迹。唐玄宗发出的“为文有规必死，治国无法则亡”的感慨，作家以俄文不常见的表达方式模仿了汉语的对仗句式。

　　С.托洛普采夫在其小说《回归太白》（2001）中，想象了李白回归极乐世界的美妙结局：一个秋日的黄昏，李白乘车出了府邸，他仿佛回到了云呼风唤的太白之巅：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登太白峰》）诗人携一舟子，泛舟湖上，似乎将宫廷富贵、人世浮华都抛在了身后。“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拟古十二首》其九）作家将李白的诗作自然呈现于诗人的漂游中，一步步将主人公推向天国……

　　作家所想象的李白的飞升，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还营造了多种文化元素融合的独特文本：霓裳、太白、白龙、五云车等基本的元素均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暗合了我国高僧大德圆寂时的“化佛来迎”的传说；而在表现其回归太白的神圣与洁净时，又借鉴了歌德的手法，如《浮士德》尾声中众天使从天而降，迎走了浮士德的灵魂。

　　俄罗斯作家和诗人只要写庄子，总是与睡觉和做梦有关。这些诗歌大都只能算作一种简单联想，很难说有什么深刻内涵。如俄罗斯女诗人Е.齐泽夫斯卡娅2011年在《山雀》第一期上发表的组诗《庄子之梦》。她写道：“假如我和你一起躺下，/我在梦里想吃东西，/而且越来越饥饿，/拥抱我你可愿意？”

　　《伟大的孔子删〈诗〉》和《老子故事·〈道德经〉是怎样构思的》，是俄罗斯作家А.巴尔托夫散文诗集《西方与东方》（2007）其中的两章。在后一章中，巴尔托夫写道：“2500年前，老子纵目白雪覆盖的精陵山顶，回顾走过的山路，决定要写《易经》。”作家的初衷似乎是想向读者介绍老子创作《道德经》的缘起，却在不经意中“张冠李戴”，让老子成了《易经》的作者。我们对此不必苛求，“误读”其实也是跨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

　　欧亚交汇之处 文化互渗其时

　　一些当代俄罗斯作家还杂取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要素，用后现代的手法，将其与俄罗斯文化相拼贴，呈现出别样的风景，借以想象出文化交融的虚拟时空。其中以霍利姆·王·扎伊奇克推出的系列长篇小说《欧亚交响曲》最为引人注目，堪称“玄幻公案小说”。目前该系列在2005年集中出版了三卷七部（第一卷：《媚狐案》《胜猴案》《狄猫案》；第二卷：《贪蛮案》《游僧案》《伊戈尔远征案》；第三卷：《不熄明月案》）。

　　在该系列小说中，作家虚构了一个巨大的国家，它由13世纪60年代露西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与拔都的儿子议定，由金帐汗国和露西统一而成，中国后来也加入进来。在那里，城中心必定有孔庙，当人们精神空虚或遇到道德难题时，就要到那里去获取智慧。小说充满了不同文化的奇异交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也以不同的方式杂糅其间。如系列小说的中心人物之一——对外侦察局长、剑客巴加都尔·洛鲍，就被称为“郎中”。该系列小说很多部都有所谓引自《论语》而实际上子虚乌有的卷首语，与此同时，作家还在作品中通过叙述者思考了儒家文化在人伦关系建构中的独特作用，并让孔夫子的学说成为“人与国家、国家与人的敬重关系的基本原则”（此为《不熄明月案》中科学家瓦纽欣的看法）。作品后的附录也巧妙地加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不熄明月案》的第二个附录是《论象形字“仁”》，《媚狐案》的附录是И.阿利莫夫的论文《论中国的狐狸精和李献民的〈西蜀异遇〉》，《狄猫案》的附录则是虚构的《论语》第二十二章《韶矛》的注解。整个“欧亚交响曲”弥散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馨香。

　　俄罗斯新锐作家维克多·佩列文喜爱中国文化。他于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阿狐狸——变者圣书》，封面就有用毛笔题写的中文书名。小说的主人公是位名为阿狐狸的莫斯科高级妓女，她以第一人称这样讲述自己的来历：“我们狐狸，不像人，不是生出来的。我们来自天上的石头，同《西游记》的主人公孙悟空是远亲。”她还说，在莫斯科“院士”书店里可以买到干宝的《搜神记》，其中记述的王灵孝被阿紫狐引诱的故事，此乃她的前生往事。小说穿越时空和不同的文化空间，生动地讲述了阿狐狸和国家安全局狼人将军的爱情故事，旨在揭示莫斯科当今的社会现实和人生百态。

　　佩列文的《“百事”一代》（1999）展现了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异化过程。在其中文版（刘文飞译）序言中，佩列文说：“我的这本书就是一个俄罗斯版的《西游记》故事。”但不同的是，在中国小说《西游记》中，猴子在取经的路途中愈发彰显人性；而在俄罗斯版本中，人们却不得不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像猴子。《西游记》中取经之路暗含精神提升的路向，而“俄罗斯版旅行的目的则完全是物质上的。这次旅行的目的就是获得大笔的金钱”。

　　在以中喻俄、借古讽今之中，俄罗斯作家对东方与西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做了深刻的反思。

　　汉使终成智者 “南柯”启发睿思

　　Ф.伊斯坎德尔的长篇小说《契革木的桑德罗》（1990）插叙了中国皇帝的使节智胜俄国统治者的“传奇”。听闻俄国统治者杀了沙皇一家，中国皇帝派使节来到莫斯科。该使节在克里姆林宫看到了沙皇一家。可是他看出了破绽，他告诉俄方官员：若说你们善待沙皇和皇后，他们10年不变老，勉强说得过去；可是皇子和公主10年过了不长大，怎么也说不过去。就这样，找人扮演沙皇一家的闹剧就露了馅。但俄方官员威胁中国皇帝的使节：你若不照我们的安排回去跟皇帝汇报，我们就杀了你，另派人扮成你去中国复命。中国使节冷静答道：我跟皇帝约定了暗号，你们派谁装扮我都不成。中国使者就这样成了中国智者。

　　事有蹊跷。2014年10月5日，我应邀参加叶卡捷琳娜堡的学术会议，在文学街区小剧院的舞台（会议主席台）上作题为“透过中国棱镜观照俄罗斯文学”的大会报告。假如撩开剧院窗户厚厚的窗帘，我就可以看见剧院右侧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杀地建起的纪念馆和喋血教堂。当我叙及上述情节时，我似乎觉得，剧院里的听众（会议参与者）都为这个故事而倒吸凉气。

　　诗人А.福尔索夫在《孔子的回答》（2001）中写道：“我凝视圣像画上的基督。/童子克利须那（印度教的童子神——引者注）手握地球。/老子被人称为‘老孩儿’。/他们都是孩童，这些智者。/我问孔子：‘世界如何才能不老？’/……长者孔子好像充耳不闻，/可是他却让我的心火一般温暖：/‘你让葡萄汁发酵，它就变成酒，/酒是葡萄汁的孩子。’” 诗人“我”向智者孔子请教令世界不老的妙方，孔子则以变化应答“我”，颇得《周易》之真传。在佩列文的小说《苏联太守传》（1991）中，作家将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的情节转写为苏联农民张七的刹那富贵和梦醒凄凉。小说结尾处“华州边疆区委书记”说出了“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等语，这是佩列文对李公佐的警世智慧的礼敬。

　　伊斯坎德尔从未到过中国大陆，但他对我说，他喜欢勤劳的中国人民。托洛普采夫是莫斯科的汉学家，“霍利姆·王·扎伊奇克”实际上是彼得堡的汉学家Вяч.雷巴科夫和И.阿利耶夫的笔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时而浮现，这是俄中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但这绝不意味在俄罗斯已经兴起了“中国文化热”。相反，凭我与俄罗斯读书人的交往、对俄罗斯人文类教材的了解来判断，老子、孔子并未出现在一般俄罗斯读书人的知识结构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途还长，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全面考量，从长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