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在全球肆虐，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例。疫情的蔓延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全球性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其称为二战以来最大的全球危机。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2020年3月29日下午举行了“疫情下的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围绕“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疫情下的中国外交”、“当今全球治理的不足和改进之道” 和“疫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范式和方法的冲击和影响”等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正毅教授，副院长张海滨教授和副院长董昭华副教授等学院40多位老师参加研讨会，学院党委书记初晓波教授提交了书面发言稿。研讨会由张海滨主持。

　　唐士其首先致辞。他指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和2003年的SARS相比，无论在哪方面的影响力都要大得多，无论是对于国内的治理还是国际关系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和思考，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科优势，深入研究，多出成果。他强调，国关学院老师们响应学校“停学不停研”的号召，时刻关注疫情发展，踊跃参与各种决策咨询和舆论宣传，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交很多研究报告，其中多个报告获得中央领导批示，产生了良好社会效益，展现了国关人一贯秉持的“全球视野、中国情怀”的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在此代表学院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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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疫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一主题，贾庆国教授指出，如果疫情继续蔓延，短期内得不到控制，可能酿成一场全球性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一，成百万乃至上千万人感染，加上医疗设施不足和防疫措施不当可能导致十万甚至几十万人死亡；

　　第二，救市措施无效，大量失业，全球经济崩溃，可能导致数亿人的生计难以维系；

　　第三，一些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社会动荡，甚至爆发争抢食物和防疫物资的暴力活动，进一步加剧人道主义灾难；

　　第四，受疫情和财政支持中断影响，部分国家军队失控，导致武器流失，军队以武力寻求自保，对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王勇教授认为，当前疫情下的国际关系存在三个不确定和四个确定性。

　　第一个不确定是世界疫情什么时候得以控制，以及中美德等国疫苗新药开发成果何时出台不确定。

　　第二个不确定是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不确定，包括是否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全球经济停摆将持续多长时间、产生多大影响等不确定。

　　第三个不确定是全球秩序朝哪个方向发展现在还不能下定论，“病毒引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小小病毒引发世界秩序的剧变”等说法，需要谨慎观察。

　　四个确定性是指：

　　第一，公共卫生将被看成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未来将成为公共政策制订的重要话题

　　；第二，围绕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会重构过去三十年所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疫情过后，为了公共卫生的安全，为了保证药品供应，各国会重构供应链，这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第三，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比较大的调整，价值观偏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上升，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将继续增强。

　　第四，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

　　初晓波认为，疫情防控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低政治层面的危机管控，目前并没有真正带来大国之间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相反，应该注意由此引发各国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情绪，必须高度关注世界上几个敏感地区（台海、海湾等）伴生传统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大国之间的信任缺失与舆论对峙将进一步推动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二者之间的恶性互动，危机管控的压力非常大。目前阶段各国民众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应急处理上，关注确诊人员与死亡人数的上升。未来一段时间，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疫情达到顶峰并逐渐下降，危机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即进行总结与回头看的时候，疫情归因以及责任追究等问题上将出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博弈：

　　疫情在部分国家已经造成了尖锐对立意见群体的出现，疫情短期内可能会对部分国家政治秩序与稳定造成影响，长期看国家治理模式可能出现转变，疫情需要限制自由，部分政权将倾向强化威权管控；

　　大国之间的角逐将体现在疫情中受损情况、疫情中以及疫情后一段时期的恢复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引领作用等等因素，有可能改变大国之间力量对比和各国之间互动方式，甚至改变局部或者整体国际关系格局。当然，此次疫情肯定将对部分国际组织的发展和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张清敏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的流行对人类所造成的灾难是人类相互依赖的一个证明，不是全球化的终结，很多人都声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很多国家采取了取消与疫情爆发国家的航空联系、阻止来自疫情地区的人员往来、加强人员控制等等，但仅凭全球化短期遭受的挫折就认为全球化在逆向发展不仅为时尚早，而且缺乏预见。各国已经形成的共生的系统，包括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服务链在疫情结束后会进一步恢复和加快，新冠肺炎疫情没有结束大国之间的竞争，也没有开启全球合作的时代，凸显了全球合作抗疫的必要性和卫生外交的重要性。

　　王栋副教授认为，这次疫情确实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确实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整个国际力量的对比、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还有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年度报告所提出“西方的缺失”。关于全球化怎么发展的问题，现在逆全球化的声音确实很多，如果从历史上看，逆全球化绝对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实际上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次全球化之后出现的逆全球化时期，包括一战之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等等，但是确实每一次危机之后，整个人类社会、全球化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技术的发展。我们要高度重视技术对于人的社会互动的方式、社会的结构组织关系、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对整体国际关系带来的塑造。当前的新冠疫情是加速并且放大了技术的效应。技术的手段带来的有些社会互动的方式我们之前觉得可能只是一种补充，而不是常态，但是未来这很可能就会成为常态，与常规的、原有的互动方式并行。因此，他对全球化还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不认为疫情会使得我们进入逆全球化时代。

　　雷少华助理教授强调，疫情加速逆全球化的看法有待商榷。实际上这是一个机遇，疫情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而非传统安全威胁除了合作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以去应对。虽然今天有太多的以邻为壑的现象，但这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大家在慌乱中做出的极端反应，相信等大家冷静下来之后还是会意识到只有合作才能最终应对全球危机。

　　节大磊副教授则对全球化的往前推进较为悲观。他认为，这些年全球化遭受了三重打击：

　　第一重打击是贫富差距的加大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国内政治基础遭到侵蚀；

　　第二重打击是大国竞争的回归，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大国竞争的回归一方面凸显了相对收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大国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和高度分工带来的安全风险；

　　第三重打击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它首先凸显了人员流动的风险，也凸显了国家边界的重要性。现在很多人意识到最终还是要依赖在全球化过程中似乎已经变得模糊的国家边界对个人的保护作用。另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凸显了医疗产品高度分工后对某些国家带来的风险，平时产能的冗余意味着低效率。

　　但是在目前这种特殊情况下，如果自己国家没有在短时间内可资动员和利用的有效产能，则在疫情来袭时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三重打击的叠加下，全球化往前发展的动能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刘海方副教授重点分析了疫情对非洲的影响。她指出，2014-15年埃博拉疫情之后，非洲的公共卫生总体应对能力有明显改善，从中国向世卫组织提交报告开始就在非洲疾控中心的协调之下做了大量的预防和应对准备；但各个国家参差不齐，相比全球其他地区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埃博拉影响最严重的西非三国此次明显快速进行了疫情防治；近年来经济繁荣、与世界联系越加密切的东非地区输入风险很高；从已经被感染人数来看，南非是受影响最大的，而最早发现输入性案例的埃及防控本地扩散的举措已经初见成效，已经得到世卫组织专家考察认可。

　　目前大家的关注焦点是非洲的检测能力还跟不上，既没有物资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现在我们看到非洲报道的感染人数相对较低，但是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比如说埃塞，埃塞作为非洲最大的航运公司承担了非洲很多国家与洲外之间的联系，其飞往全球的航班一直未停，因而输入性继而转向本地传播的风险极大。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有多严重还是不确定的。每一个非洲国家的首都都有很多贫民窟，贫民窟和富人区也并不是完全隔离的，相互传播的可能性很高，一旦病毒进入这样人员密集、基础设施落后的社区，后果是很难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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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疫情下的中国外交”这一主题，张清敏教授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卫生外交这一话题倍受重视。卫生外交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卫生外交从形式上特别强调全球卫生外交，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经济外交是经济外交，只有卫生外交在形式上是全球卫生外交，因为全球卫生外交不是把外交当做是落实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关注的不是一个国家如何使用外交手段落实对外政策，这是因为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国内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健康不是对外健康，而是全人类的健康；全球卫生不是对外卫生，而是全人类的卫生。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特别强调卫生外交是一种全球外交。

　　第二，卫生外交不是穷国对富国单方面的依赖，不是发展中国家被动、消极等待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和施舍，而是发达国家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帮助自己。因此卫生外交特别强调的是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

　　第三，全球卫生问题不是单由某一个国家官方可以应对和处理的问题，而需要有众多的利益相关方——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等等。

　　第四，全球卫生外交是各种形式外交的核心，不论是经济外交也好，还是说文化外交、其他形式的外交，实际上只有卫生外交做到了把人作为外交的核心，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第五，全球卫生外交保证了外交的和平属性，就是注重谈判的纪律和作用，在卫生问题上，由各利益相关方的代表通过沟通、谈判的手段建立关系、化解分歧、寻求利益结合点的过程。

　　贾庆国认为，中国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必须有所作为，而且要大有作为，应该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援助抗疫计划并加以认真实施。主要理由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这个抗疫计划有助于我们国家减轻外部疫情输入性风险；

　　第二它有助于我们保护我们的经济。如果任由疫情发展导致国际经济崩溃，我们国家将失去很多海外市场、资源和资金技术，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

　　第三它有助于我们防范他国社会动荡带来的风险。如果任由疫情发展下去，其他国家出现社会动荡，那么几十万甚至上百外海外华人的生命和财产将会受到威胁，我国的边界也有可能面临大量难民涌入；

　　第四它有助于我们防范疫情可能引发的国际安全风险。如果任由国际疫情发展下去，其他国家如果出现军队失控，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出现军队失控，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第五它有助于缓解由于他国民民众在中国与他国在疫情中所处迥然不同的境遇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乃至怨恨。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其他国家陷入困境，我们国家即使能够自保也会成为国际社会的敌视对象，众矢之的。前期我们国家提供了一些援助，总体来说规模还是有限，协调也有待改进。

　　总的来讲，国内外疫情的发展给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壮大国家经济、改善国家外部安全环境以及提升国际影响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用好这个机遇，国家的发展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一定会上一个大的台阶。

　　王逸舟教授的发言聚焦在中国的卫生外交和对外援助。他指出，中国开展对外抗疫援助，要多管齐下。

　　第一，要多层次，不能由中央包打天下。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中国的各个地方、各个省市、公司，甚至民间都有各种可能性，而且做这种事情也不是纯粹搞慈善，做好了对不同的地方和企业的发展都有好处。美国现在在拼命脱钩，而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要努力与全球各种行为体、各种机构挂钩，而且要切忌什么事情都由最高领导或者外交部和商务部包揽，要发挥多种积极性。中国的涉边涉外单位很多，一定要鼓励多种积极性。

　　第二，要重视质量。最近我们看到一些企业拿到很大的订单，开始不重视质量，一些医疗物资出现了黑货，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避免质量下降和索赔的现象。如果好事办不好的话，比方说你的呼吸机在使用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家属、医院跟你打官司你麻烦就大了。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质量，好事做好。

　　第三，要制度化。如果信息不透明，会造成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老百姓不理解中国的经济才刚刚好转为什么要到处撒钱。如果能了解到具体的款项、额度、比例，你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的援助其实不算太高；第二个是如果不透明就会引起国际上的胡乱猜测，别人就会觉得中国是强力政府。因此，进一步提高透明度是中国有效开展对外抗疫援助的关键一环。

　　节大磊指出，中国的对外抗疫援助应该做，但是宜低调，这样可能可以收获更好的政策效果。

　　张海滨认为，目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势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欧美属于重灾区、非洲拉美疫情正在蔓延的全球态势，这时候，国际舆情会非常复杂、敏感而微妙。中国在对外宣传上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分寸，不要让外界形成“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甚至中国“得意洋洋、幸灾乐祸”的印象，避免树敌和拉仇恨，要努力营造中国与世界同在一艘船上，大家同病相怜，命运与共的国际舆论氛围。

　　关贵海副教授回顾了疫情爆发以来中俄两国的合作和争执，强调扎实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汪卫华副教授指出，此次抗击疫情中暴露出来的一大问题是国内的舆论是比较分裂的，这就导致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就国内外的舆情发展“设置议程”去应对国际社会的舆情，总是欧美社会出一个题，我们答一个题，比较被动。这个舆情引导和议程设置的问题应充分重视，不要等别人设计了一个话题之后我们的外交系统和宣传系统再被动地去反应。这是未来讨论中国外交时跟进的一个重要问题。

　　赖华夏助理教授指出 ，近来有美国国际法学者在国际安全研究的网站上发文，提出中国要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负国际法责任。虽然这些主张在法律上漏洞百出站不住脚，但是要跳出国际法的框架看待这个问题，警惕国际舆论被类似言论主导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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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疫情下全球治理的不足和改进之道”这一主题，张海滨指出，与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实施以来的历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比，此次全球疫情防控和全球卫生治理面临三大不幸：

　　一是新冠病毒十分诡异，人类引以为自豪的科学研究能力在这次的抗击疫情过程中显得捉襟见肘，一时“华佗无奈小虫何”。张文宏医生表示，“新冠病毒是人类历史上最难对付的病毒之一”。历史上没有一个病毒像新冠病毒这样诡异，正好介于当中：症状比爆发力强的流感重，传播力比症状很重的SARS强，而且还有无症状携带。

　　二是疫情爆发在美国频频退群、全球治理领导力赤字严重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国际抗疫合作难度加大。不仅出现大难临头各自飞的现象，国家之间相互攻击，相互甩锅的事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被高度政治化的现象更是频频出现，严重消耗了国际合作所需要的相互信任。公共卫生是政治敏感度最低的领域，如果国际社会连健康领域的合作都难以进行的话，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国际社会在其他领域加强合作呢？

　　三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但脆弱性也前所未有的增加，因此受到此次疫情的冲击也前所未有的巨大，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现在，全球健康危机早已演变为全球综合性危机了。此次疫情中，世界卫生组织在各国卫生领域合作的协调方面可圈可点，但在协调与卫生领域有关的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比如畅通国际旅行和贸易方面，则暴露出深深的无力感。这一不足警示国际社会，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后果严重，加强各个问题领域全球治理的横向协调与纵向合作刻不容缓，尤其是全球卫生治理与全球环境治理、全球经济与贸易治理和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之间的深度协同格外紧迫。回顾历史，如果2003年的SARS能推动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卫生条例》，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卫生治理，那么此次罕见的全球性灾难之后，人们也有理由期待全球卫生治理能跳出卫生谈卫生，牢固树立大卫生的概念，同时在卫生领域和与卫生有关的领域加强协调，使卫生和健康问题能纳入联合国系统和其他主要国际组织，包括G20的主要议程之中，从而形成一个层级更高、职能更广、权威性更大的世界卫生治理体制。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美两国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合作，至少不能相互掣肘。

　　初晓波指出，此次疫情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国际组织以及世界主要大国在信息共享、危机预警、危机控制等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各国的危机升级带有类似特征——挑战是类似的，处理过程中的失误也是类似，完全不分先后，这在此前包括禽流感、SARS、H1N1，甚至是埃博拉等疫情处理过程中，都很少看到。

　　赖华夏指出 ，疫情当前，亟需加强对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加深对世卫组织预算来源、职能定位、内部运行机制等事情的理解和分析，客观认识世卫组织在抗击全球卫生危机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在制度建设方面，全球卫生治理落后于其它全球治理领域，框架性公约缺位。疫情结束后，各国是否会推动框架性公约的谈判，全球卫生合作是否会以G20 为主导，需要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携手探讨，对机制建设的不同选项和相应后果做出充分的利弊分析。

　　关贵海指出，国际组织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之内有人文合作各种机制的活动，其中包括医疗卫生和防疫工作，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与这些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合作和协调还比较有限，今后应鼓励并加强与区域性国际组织合作的力度，共克时艰。

　　王勇指出，大国关系的走向是决定未来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走向的重要因素，应加强对大国关系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世界政府，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之间的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由这一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引发的。展望未来，在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是关键之关键。疫情将给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团结还是更多的争斗？我们的国际关系更多的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理念还是大国意识形态的竞争？这些都取决于疫情中中美关系的发展。遗憾的是，从目前来看，形势不容乐观。要解决当前的问题，维持疫情后世界秩序的稳定，保持全球化发展的方向，文明间对话和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对话是关键，这同样取决于中美能否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能否相对正面积极地看待彼此，取长补短，能否真正建立政治互信与战略互信。

　　汪卫华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喜欢谈论全球治理，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从根本上讲还是个“国家治理”的问题。这次疫情发展过程中现行国际机制显然没有办法对疫情扩散加以有效控制，归根结底还是各国“自扫门前雪”，先把自身的问题解决掉，在自身疫情可控的情况下，再寻求保证全球基本秩序。从政治学科的研究来看，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界限、全球秩序和国家治理之间的界限到底怎么摆才合适，讨论具体问题时如何把两者联系起来，这次疫情比较突出地凸显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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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疫情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议程、范式和方法的冲击和影响”这一主题，王正毅指出，疫情下学者所能做的大概有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通过网络利用我们所研究的知识服务于公众，引导公众；

　　第二种路径是做对策研究；

　　第三种是思考疫情对我们在知识的积累和传承方面和认知范式方面究竟有什么影响。

　　从研究层次来看，国际关系学院当然是从国家的层面分析问题，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全球公共物品和人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呢？这次疫情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人性，我想我们所有的分析框架、对外在世界的判断都要立足于人性，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政治学做国家决策也假设人是理性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决策一点也不理性，这是为什么？另外，到底我们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今天面临什么样的挑战？除了对策和公众的引导以外，我们在知识创新、学科体系、研究范式上能够根据此次疫情得出什么样的讨论结果？比方说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治理产生最开始是经济治理，突出的也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全球治理到底研究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是真正的全球治理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能作出很多贡献的，比方说世界卫生组织（WHO），这次疫情里中美对WHO的期冀是不同的，到底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一个专业的卫生组织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抱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现在抱怨WHO。

　　所以，我们真是要好好研究一下WHO。另外从中美两个国家来说，现在中美关系的变化如此之大，这仅仅是两国双边关系的变革吗？还是说对整个国际秩序都有影响呢？如果说美国在1945年以后引导的是自由的世界秩序，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确定的。那么如果中国领导世界，我们给世界确定一个怎样的价值取向呢？我想学术研究还是要讨论一下这些问题的，因为任何国家成为世界秩序引导者的时候一定是要提供公共物品，只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是有问题的。今天中国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怎样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学界还是要加强研究。另外，我们院的比较政治专业原来都是倾向于国别研究，这次应对突发性危机，各国的应对路径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中国的路径，美国有美国的路径，新加坡有新加坡的路径，不同国家是经济考虑优先、国家安全考虑优先还是技术考虑优先？究竟不同的国家优先考虑的是什么？这些都值得好好研究。

　　张海滨强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和惨重代价昭示人类，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当今世界不存在安全的孤岛，防控风险必须通过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必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疫情之下和之后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需求之大将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形势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无疑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但有了这样的需求，我们能否保证供给呢？国际关系学界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实现大发展呢？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研究能否做到问题导向，面向全局，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现在的全球性问题，如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全球经贸问题和全球安全问题等，无一不是综合性问题，需要我们提出具有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国际关系学科有巨大的潜力，但迫切需要与时俱进，更主动自觉地培养具有复合知识结构的人才；要善于在多学科交叉的前沿找准研究议题，加强风险预警研究；积极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形成合力，避免单兵作战；有意识地加强定性和定量研究的有机融合，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推进政、学、研三位一体的研究体制建设；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的基础研究等。期待国关学院能尽快就疫情后如何创新国际关系研究这个问题举行专题研讨。

　　王栋在谈到研究范式问题时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可能是疫情带给我们的重大启示，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讨论如何应对疫情的问题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的范畴，这里面包括医学、公共卫生、经济、管理、法学、传播学等等，这可能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学校文科的整体发展战略就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融合，包括与政策研究相结合，体现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关怀，非常期待我们学院能在这方面为国内的国关学界树立一个标杆。

　　雷少华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的悲剧，但是从学科的角度讲，让我们的学科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在特殊环境下观察世界的角度，三类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在国际组织层面，或者说现有的国际结构层面，如何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

　　第二，国家间关系，首先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现在的走向取决于美国疫情的发展，简单的说，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美国新冠肺炎患者死亡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关系的未来，这是一定的，虽然有民主党的制约，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如果美国的情况越来越恶化，共和党必然要把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甩锅给中国，中国一定会成为替罪羊。所以无论美国能不能挺过来，在短期内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至黑至暗”阶段。其次是中俄关系；再次是中日韩合作的前景，能否利用此契机深化东亚合作，尤其是加快中日韩三国国际紧急事件合作应对机制建设？这可能是最现实的，因为地理非常近，交流非常频繁。其他研究议题包括中欧关系、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国别研究等。

　　从美国研究来说，一个视角是美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另一个视角是美国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主要是从社会角度怎么看美国政府，这在很多方面打破了过去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包括医疗、社会保障体系、组织结构体系，这都能深化我们的美国研究。疫情下的欧洲福利国家研究也是未来很重要的研究议题。第三，全球产业链。从研究方法来看，此次疫情的爆发提醒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加强情景研究，为防范风险和政策咨询提供有力工具。

　　汪卫华指出，这次的疫情可以看作全球化负面影响的集中体现，怎样考量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的边界，尤其是如何有效提升国家治理的手段来应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大体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风险的全球化，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极端个案；

　　第二个是全球产业链的失衡，现在很多工业制造大国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后面大家会不会重新调整全球产业链和国内产业布局，我觉得疫情过后工业制造大国都会有这样的反思；

　　第三个是改变了我们对南北关系和南北差距的认识：一方面南北之间最突出的差距日益体现出不只在贫富上，更在国家治理能力上，目前疫情在亚非拉发展中世界还没有完全恶化，但前景不容乐观，要做最坏的打算；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这次疫情应对上也并未表现得很到位，显然打破了许多体制神话，在这个维度上观察和反思南北关系的新变化或许对未来的国际问题研究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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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唐士其作会议总结。他指出，今天老师们的发言涉及到了舆论、政策和学理三个层面的问题。作为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除了引领舆论、提供政策咨询之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从学理上透过重大国际公共事件对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具体而言：

　　第一个方面，关于权力博弈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作为学者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既不能参与权力的博弈，也不能提供医疗对策，但作为学者，我们还是有必要表明一个基本的价值原则，即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应对疫情的不同方式体现的是各国的治理体系和价值观念，对此我们需要多观察多思考，对其他国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要有足够的尊重和宽容。当然，这里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行为的多样性和规范的一致性。如果我们不能形成一套共同的规则体系，那各国合作就无从谈起。因此，在类似的全球公共问题上，我们就需要思考在方法的多样性和规范的统一性之间，在全球各国的价值体系和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之间怎么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前我们在讲社会制度的时候提出要求同存异，那么在文化价值体系方面其实也应该有一个求同存异的问题。另外，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可能也需要有一个边界。像刚才有老师提到的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的边界在那里？如果边界意识不清就可能会引起很多无谓的国际纠纷。如果这个边界问题清楚了，那么可以为国际合作能赢得更多的空间。

　　第三个方面，如何在全球合作中实现信息的透明、公开和对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一个方面，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问题。在2008年的时候我写过一本书《全球化与地域性》，当时我就提出一个观点，全球化其实是一个运动、一种趋势，总体上讲还不是一个机制。全球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没有再分配的机制的，所以参与各方能够同甘但不能共苦，一旦出了问题就大难临头各自飞，这次的疫情也是典型的体现。我觉得倒也不存在所谓逆全球化的问题。只要灾难一过去，全球化马上就会重新启动，因为它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关键是要治理全球化。总之，上述这些问题都能为我们以后的理论思考提供很大的空间。

　　此次研讨会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一个特殊时刻（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围绕一个特殊话题（罕见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一种特殊形式（视频会议）召开的一次有特殊意义的研讨会。老师们畅所欲言，深度交流，相互启发，气氛热烈，完全达到了加强学院同事之间的感情和学术交流的目的，大家对会议取得的成果普遍表示满意。国关学院将会通过杂志、网站和咨询报告等多种形式将老师们的精彩观点和深入思考呈现出来，并将根据疫情发展情况择期继续举行类似研讨会。（张海滨 赖华夏 陈仕明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