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吉田首次与这份需要解读的粟特语文书面对面，并且成功地进行正式解读。五月四日，我们使用中文和英文向博物馆研究员报告解读结果时，他们面露惊叹的表情至今仍印象深刻。接着我们说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的负责人，认为应该作为中日共同研究着手出版，花了好几天协商之后，终于签署正式协议书。

　　1969年，在吐鲁番盆地位于高昌故城西北的阿斯塔那（Astana）古墓第一三五号墓，出土了一件胡语文书。虽然在胡汉共存的吐鲁番盆地的古墓群，已经出土了三世纪到八世纪末的大约四万件汉文文书断片（接合的结果，至少复原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书），可是因为阿斯塔那以及哈拉和卓（Karakhoja）古墓群是汉人专用墓地，所以几乎没有发现到任何的胡语文书。因此，这是相当独特且珍贵的文书。不知何故它的存在长久以来不为学界所知。

　　粟特文首登学界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三菱财团人文科学研究补助金的资助下，作为中国学术调查行程的一环，第一次拜访新疆时，这份文书是陈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一隅悄悄地沉睡。文字是粟特文字，但是氛围感觉明显与在那之前公开发表的照片或图片上所看到的，在吐鲁番出土的以粟特语写成的摩尼教、佛教、基督教经典不同。这张纸的外观很完整乾净，可是在结尾处却有很大的空白，而且有稍微留下折角的痕迹，我直觉认为这是世俗文书，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史料。

　　我的专业之一是中亚的古代中世史，能够阅读回鹘语却不懂粟特语，但是回鹘文是粟特文的直接后裔，所以光是文字的话是可以判读的。而且，刚好这个时候安排的调查旅行，在日程上与我畏敬的友人吉田丰（当时是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专任讲师，之后历经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现在为京都大学教授）的婚宴重迭而无法出席，感到相当抱歉。不管是当时或现在，他依旧是亚洲唯一一位可以从原文解读出粟特语的学者，因此我如果亲笔抄写当作礼物的话，应该是最棒的结婚祝贺，并且肯定会有益于学界。

　　于是经过博物馆的许可后，我就依照目视来誊写复本，可是馆方无法把资料拿出玻璃橱柜外，所以我只能边看边抄写在笔记本上，当我的视线再度回到原文时，往往无法立刻辨认出自己抄写到哪里了，真是煞费苦心，有时候抄到想发脾气时，甚至有股冲动想要打破橱柜。但是，辛苦是有代价的，回国后，吉田立刻就看出这至少是某种契约文书，而完整解读需要耗费一番不小的功夫。因此，在隔年春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前往乌鲁木齐，透过交涉，日本方面答应购买当地欠缺的欧美关于粟特语研究相关的书籍并寄赠。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吉田首次与这份需要解读的粟特语文书面对面，并且成功地进行正式解读。五月四日，我们使用中文和英文向博物馆研究员报告解读结果时，他们面露惊叹的表情至今仍印象深刻。接着我们说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的负责人，认为应该作为中日共同研究着手出版，花了好几天协商之后，终于签署正式协议书。包括准备阶段在内，这份文书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上，我也有不小的贡献。

　　以上的成果，就发表在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女奴婢买卖文书」里，实际的出版是在隔年一九八九年，文书的照片也是门外汉的我用自己的相机战战兢兢拍摄的。之后，这份粟特文书因为其重要性而闻名世界，成为在研究者之间经常被引用的大明星。二○○二年，由日本NHK电视台主办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纪念特别展在东京和大阪展开，睽违已久再度和这份文书见面时的心情，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的欣慰，既感到非常骄傲也很怀念。只是，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NHK所编着、题为《丝路：丝绸与黄金之路》的正式图录里，找不到吉田和森安的名字，所以两个人有机会碰面小酌时，就会抱怨说至少稍微尊敬一下有养育之恩的人也不为过吧。

　　玄奘与同时代的高昌国

　　以西元年来讲，本契约文书是立于西元六三九年，地点是在麴氏高昌国的首都高昌，也就是位于现在吐鲁番市东约四十公里的高昌故城。我们之所以可以如此断定的依据如下所述。

　　从文书开头记载的年月日，逐字分析关于年的前半部为「岁在神圣的希利发，高昌王延寿十六年，在中国是猪年的五月二十七日……」。从文脉来看，这个纪元年的延寿猜测应该是指年号吧，高昌原文是「cyn’nckno（秦城）」，如果直译的话就是「中国城」，这是西方的粟特人和波斯人为了指高昌城而使用的称呼。还有，希利发一词是古代土耳其语的称号，是突厥或是回鹘帝国正式授予居住于其领域内的其他草原部族的君长，或是间接统治下的东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都市国家的首领。高昌有希利发称号的时期只有麴氏高昌国时代，直到六四○年被唐朝合并为止，统治着吐鲁番盆地整体长达一个世纪半，相当繁荣兴盛。古今中外，用首都名来称呼整个国家是很常见的，中亚也不例外。因此，从幸运流传下来的麴氏高昌国年号寻找相对应的词，就锁定了「延昌」和「延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