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政治多元论者的罗伯特·达尔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仅仅强调形式平等的平等论者。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达尔仅强调人们具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既不关注“均等地分配对于政治决策的控制”,也不“要求所有的个人和团体都具有同等的政治‘分量’”。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达尔不仅关注人们形式上的平等权利,而且也关注人们实质上的平等权利。

　　一、民主与政治平等

　　达尔通常将民主与政治平等联系在一起。

　　例如,在其最后著作《论政治平等》中,达尔对他的民主观做了最后的界定。他认为,理想的民主应该包括以下成分:“有效的参与”、“平等的投票权”、“获得受到启发的理解”、“议程的最后控制权”、“包容”以及“根本权利”。上述理想民主中的每一成分都蕴含着政治平等的因素:“有效的参与”意味着每个成年公民都有平等的参与权,所有的大众成员必须具有平等而有效的机会,使其他成员知晓他们对政策的看法;“平等的投票权”意味着每个成年公民都有平等的投票权利,并且所有的选票必须被平等计算;“获得受到启发的理解”是指社会上每个成员都平等地享有“为理解问题而寻找知识的权利”;“议程的最后控制权”使得每个社会成员有平等的机会来决定“如何(和如果)哪些事情将被讨论”;“包容”指的是社会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权以上述描述的方式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根本权利”意味着民主过程中包含着每个社会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参与权、与其他人平等的计票权、为理解问题而寻找知识的权利以及平等基础上的参与控制最后议程的权利”。总之,在达尔看来,民主,或者更确切地说,理想民主意味着社会上所有成员享受的一系列的平等权利。简言之,民主就意味着政治平等。

　　如果说在达尔看来民主意味着政治平等,那么民主或政治平等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要实行民主?为什么赋予每个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什么要实行政治平等?对于这些问题,达尔认为有四个原因:道德上的原因、基于审慎考虑的原因、可接受性以及民主具有事实上的优点。

　　就道德上的原因而言,达尔认为实行民主或政治平等主要基于人的“内在平等的理念”,这一“理念”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内在平等理念的“弱势原则”,即所有人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的价值会高于其他人的价值,“每个人的善都应当得到平等的考虑”,“我们主张———作为道德判断———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比别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内在地既不优越,也不低劣,因而,我们认为,我们对待每个人,应该把他们当作在生命、自由、幸福和其他一些基本的物品和利益方面拥有同等的要求的人来看待。”

　　如果说每个人的善或利益都是等同的,那么,每个人都需要有平等的权利通过民主过程维护自己的利益与善。在给出了这一原则之后,达尔认为这一原则缺乏说服力、难以服众,因而又给出了内在平等理念的另一原则———内在平等理念的“强势原则”,即没有人能比一个人自己更了解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需要通过民主过程运用各种方法来维护或促进自己所理解的利益或善。达尔又将这一原则称为“自主原则”。正是“弱势原则”与“强势原则”共同构成了实行民主或赋予社会成员以各种平等权利的“内在平等的理念”。

　　除了道德上的原因,达尔还给出了实行民主或赋予社会成员以各种平等的权利的审慎考虑意义上的原因。首先,在达尔看来,根据阿克顿勋爵的观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力虽然能给人们带来许多利益,但是它也能带来很多危害。同时,由于在政府里暂时处于多数派的人并不能一直保证能够处于多数派的位置,因此,人们感觉别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一样需要得到同等的考虑与保护,以防止自己处于少数派时受到多数派的侵害。其次,基于历史经验,许多群体(例如工人阶级、妇女与少数族群)由于被否定了平等的公民资格,所以他们的利益与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最后,同样基于历史经验(特别是基于威权主义国家的实践),由于政府剥夺了人们的言论自由,政府更可能犯下大错。基于以上原因,达尔认为政府需要赋予人们平等的公民资格。

　　至于可接受性这方面的原因,达尔谈得非常简单。达尔认为,当一个人从道德以及审慎两方面考虑民主或政治平等时,由于他具有同情心或想象能力,他会相信其他人也会基于同样的原因接受民主与政治平等。

　　就民主具有事实上的优点而言,达尔认为,从历史上看,民主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能够“避免暴政”、使“基本的权利”得到保护、使人们享受“普遍的自由”、使人们能够做出“自主的决定”、使人们能够实现“道德的自主”、使人性得到培养与发展、使“基本的个人利益”得到保护、能实现“政治平等”、促使人们“追求和平”以及促进“繁荣”的实现。

　　总之,达尔认为,人们需要将平等的公民权赋予所有的社会成员或通过民主过程来保护或扩大每个公民自己所理解的善或利益———生命、自由与财产。

　　二、政治平等与机会、资源平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能得出以下结论:达尔是一个仅仅强调人们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形式平等论者,他基本不关注人们是否享有实质上的平等。而且达尔晚期的著作《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似乎也印证了上述看法,因为在那本书里,达尔主要从形式上批评美国宪法中存在的政治不平等要素,例如,选举人团制度不平等代表权问题、参议院中的严重不平等代表权问题等,他并没有从实质上批评美国宪法当中存在的缺陷。

　　实际上,达尔并不只是强调人们在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他还重视人们在实质上的平等,具体而言,他认为人们确实需要拥有机会、资源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为说明这一点,本节对达尔在界定理想民主时认为需要采取实质的方式来保证人们享有特定、平等的政治权利进行探讨。

　　达尔在强调人们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时,他往往强调人们要有“充足”(Adequate)与“平等”(Equal)的机会来享有这些权利。例如,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经济民主前言》与《民主及其批评者》三本书中,达尔在分析理想民主需要满足的标准时,曾提到人们必须要有“充足”与“平等”的机会来行使平等的参与权与“获得受到启发的理解”的权利。在《论民主》与《论政治平等》两本书中,达尔将“充足”与“平等”的机会扩展到投票权,即在理想的民主程序之下,人们必须要有“平等和有效”(EqualandEffective)的机会来行使平等的参与权、“获得受到启发的理解”的权利以及投票权。而且,在《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中,达尔更是明确地提出,“为了实现更充分的民主,一个国家必须提供:有效参与所需要的权利、自由和机会,选举的平等权利,充分理解政策及其结果的能力,以及公民全体得以维护对政府政策和决定的议程进行充分控制的手段。”

　　因此,达尔在强调人们享有平等的权利时不仅仅强调人们在形式上拥有平等的权利,而且还强调人们必须要有“充足”和“平等”或者“平等和有效”的机会来行使这些权利。事实上,人们要有“充足”和“平等”或者“平等和有效”的机会来行使这些权利就要在人们之间平等地分配影响政治的政治资源,“民主过程的权利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为了行使这一权利,所有它所必需的资源和制度都必须存在;如果这些必需之物缺乏的话,民主过程本身就不存在了。”

　　这些政治资源具体包括“金钱、信息、时间、理解、食品、武力威胁、工作、友谊、社会地位、有效的权利、投票和很多其他的东西。”以下以“金钱”这一重要的政治资源为例,来分析达尔是如何平等地分配这一重要的政治资源来实现实质性平等进而实现政治上的平等的。

　　因为在他看来,“金钱”虽然不是造成政治资源不平等的唯一要素,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资源的其他因素的获取。例如,信息、时间、知识、食品、工作、社会地位、荣誉、名声、控制力等。

　　三、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

　　在讨论达尔通过实行经济民主或经济平等或对“金钱”实施公平分配从而实现政治上的平等这一点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他对经济民主或经济平等的态度演变。

　　早在《民主理论的前言》(1956)中,达尔通过考察麦迪逊的观点后发现,财产的不平等是宗派产生的源泉,而财产的不平等又来源于“人之才能的多样性”,正如不能使人们变得相同那样,政府也不能在不损害财产自由的前提下清除宗派的根源。“它们(指的是宗派———笔者注)根植于人们的意见差异,而这种差异则是基于人的理性的易谬性(Fallibility);它们植根于人们在财产上的差异。所有这些又是‘人之才能的多样性’的一种结果。如果使人民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通过损害自由才有可能使产生宗派的根源得到控制———这是任何寻求一个非暴政共和的人都显然不能接受的一种解决方法。”

　　由此可以发现此时的达尔认为,由于人们之间存在才能上的差异,所以人们之间的财产必然会产生差异,而且正如人们之间的才能差异不能取消一样,人们之间的财产不平等也不能通过自由的手段来抹平。易言之,达尔认为财产权是一种根本不容侵犯的权利。

　　在《谁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和权力》(1961)中,达尔认识到人们之间财富的差异造成了人们之间在政治资源上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人们在政治上影响力的不平等,“因而对政治影响力来说,财富和收入承担着某种与社会地位一样的关系……就单个人而言,一个低收入者比一个高收入者拥有的资源总量要少得多……金钱和影响力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相互依赖关系。

　　穷人不大可能获得重要的影响力;而如果获得了这样的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他也不再是穷人了。”

　　从达尔的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他仍然坚持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中提出的观点———虽然财产的差异会对政治影响力造成差异,但是不能侵犯财产权。

　　在《革命以后?》(1970)一书中,达尔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后发现,人们之间财产的不平等会危及民主政体与个人自由,“大家都同意,除非一个社会中的资源能够较为公平的分配,否则就无法保持由人民统治的可能性;极端的不平等,被认为会产生暴政或是少数统治……所得的极端不平等,会产生另外一种极端的不平等,那就是有效地决定个人选择的能力,也会形成极大的不平等,因此个人自由会面临极端的不平等。”

　　面对这一情况,达尔不再坚持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主张对财产进行一定的公平分配,实行财产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在公司内部实行经济民主,即工人自我管理制度。

　　在《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1971)中,达尔延续了上本书的观点,认为极端的财富不平等会危及政治平等或民主,“诸如收入、财富、地位、知识和军事力量这样一些重要价值分配的极端不均,就等于政治资源的极端不均。显然,政治资源极端不均的国家,在运用权力方面很可能出现极端的不平等,由此存在霸权政体的危险。”

　　但此时,达尔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一问题。

　　达尔在《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1983)一书中,继续探讨了财富或政治资源不平等造成政治影响上的不平等:“由于社会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而这一不平等“又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上的不平等,并最终会极大地影响美国人“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和方式,以及他们在得到政府官员的反映方面的有效性”。达尔并没有提出建设意见来减少这一不平等,不过他预见了人们在经济上逐渐趋向于平等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国人之间逐渐形成了开明的公民意识,例如,关心公民美德的培养、更乐于合作等;第二阶段是美国会像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采取就业、税收政策来减少经济不平等;第三阶段是经济结构会发生变革,这一变革会同时促进“经济动力、效率和政治平等”。

　　在《经济民主前言》(1985)中,达尔明确提出并论证了解决构成政治不平等重要来源之一的经济不平等的方法———在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的制度,“在这一经济企业体制之下,由在这些经济企业中工作的人集体拥有这些企业并用民主的方式来管理这些企业”,“用民主的方式来管理”是指“在每一个企业内部,政策制定将尽可能地满足民主过程的标准”,这些政策将包括“公司收益的如何分配”[4](P91-92)。达尔将“用民主的方式来管理”的企业称为“自治企业”(Self-gov-erningEnterprises)[4](P91)。他认为,如果“用民主的方式来管理”企业,一方面,企业内部成员可以通过民主程序来实现对“经济资源更平等地分配来促进令人满意的政治平等并维系之”[4](P101),从而真正“实现企业内部的政治平等以及对基本政治权利的保护”[4](P91);另一方面,通过广大员工积极参与企业内部管理,可以将他们转变成“更好的公民”,提高他们的“道德责任感”[4](P98-100)。

　　达尔不仅详细论述了在企业内部实施民主管理的制度从而将它们变成“自治企业”,而且他还对这一设想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这一论证由三部分构成:第一,财产权并不是像自治权那样是一些基本的政治权利,人们需要优先考虑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不是财产权,人们因而可以将公司变成“自治企业”;第二,企业也像政府一样是涉及员工利益的管理机构,因此,在企业内部需要实行民主式的管理;第三,在“自治企业”内部,人们有能力像私人公司那样将“自治企业”管理好。

　　财产权是否像参与权、投票权一样是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呢?如果财产权是“一项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或“一项根本的道德权利”[4](P64-65),那么人们就不能像达尔所说的那样在企业内部实施民主式管理或实施经济民主。

　　达尔认为无论是从自然权利理论出发还是从功利主义出发,财产权并不是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

　　首先,达尔分析了洛克与诺齐克从自然权利出发对财产权的论证。对于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达尔认为它“太窄了又太宽泛了”,说它“太窄了”是因为洛克要求人们不能拿走超过他需要的东西并且还要给其他人留下“足够的和同样好的东西”;说它“太宽泛了”是因为洛克认为“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12](P19),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将一瓶墨水掺到大海里,大海是否会成为人们的财产呢?

　　按照洛克的这一理论,达尔认为,企业员工应该是企业的所有者,因为他们将劳动施加到公司之上[4](P77-78)。同样,达尔认为诺齐克的财产资格理论太狭窄,因为根据诺齐克的观点,除了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财产的持有都不是正义的:持有最初必须是正当地获得,而且从原初以正当手段获得的持有者手中的转让必须是正当的[13](P156-157)。

　　在达尔看来,按照这一标准,从美国企业的发展史来看,美国企业的持有不符合诺齐克的财产资格理论,换言之,美国企业的持有是不正义的[4](P77)。对于功利主义的论证而言,达尔认为约翰·密尔基于功利主义的论证与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一样“太窄了又太宽泛了”,因为密尔像洛克一样认为除了通过劳动并且为他人留下“足够的和同样好的东西”,根本不存在财产权[4](P78)。基于以上分析,达尔认为,财产权无论从自然权利的角度还是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都不是一项根本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只不过是“外在于民主过程但却是其所必需的”[5](P227-228)。

　　其次,达尔认为,像国家的管理一样,企业的管理同样涉及所有在企业工作的员工,因为企业所做的政策,诸如关于“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产品、最低合格率、用于工作的设备、工人的人数以及在萧条期间解雇工人的人数(或身份)”,或者更重要的,关于“工厂是否被关闭”的政策会同等地适用于所有员工[4](P113-114),所以,根据“受影响利益的原则”,即“每个人凡是受到政府决策的影响,都应有权利参与那个政府”[6](P43),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权利不受侵害。同样,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同样应该赋予企业员工参与管理企业的平等权利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权利不受侵害。

　　最后,如果说以上两点分别针对“自治企业”是否可能和是否必要这两个问题,那么针对“自治企业”能否像私人企业那样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则是涉及经济民主是否现实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达尔认为,企业中的员工能像民主过程中的公民一样实现有效的自治,即企业员工能够判断哪些政策他们能决定,哪些政策他们不适合做出决定,从而需要交由他们选举出的经理来决定,“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公民有足够的资格来决定哪些事务需要或不需要做出有约束力的集体决策……对于那些确实需要做出有约束力的集体决策,公民有能力决定他们自己是否可以通过民主过程集体做出决策;对于那些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出决策的事务,他们可以限定将这些决策委托给他人进行决策的条件。”[4](P118)总之,达尔认为一方面通过企业员工的参与可以锻炼员工的管理能力与技巧,另一方面通过选择专业的经理人来管理“自治企业”,最终“自治企业”能像私人企业一样做到非常有“效率”[4](P128-133)。

　　基于以上三个理由,达尔认为需要在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实现财富或经济资源更加公平的分配从而真正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同时促进企业员工参与企业管理,促进他们道德能力的提升。

　　四、结语

　　基于道德、审慎考虑、可接受性以及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四个原因,达尔提出需要采取民主程序或赋予人们平等的政治权利来保护或促进人们自己所理解的利益。达尔并没有局限于人们形式上所拥有的平等的政治权利,他还认为需要赋予人们相应的政治资源来实现这些权利,才能保证人们通过民主过程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些政治资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资源是经济资源或财产或“金钱”,达尔认为这一重要的资源需要在人们之间进行平等的分配,以保证人们拥有同等的政治影响力。照此观之,达尔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论者,他还是一个实质的平等论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中修正了他在《经济民主前言》中的说法,认为相较于财产上的不平等,知识上的不平等更是政治上不平等的来源,“从更长远的视角看,我认为不是由财产或经济地位,而是具体知识造成的人们在资源、基本地位和交易能力上的不平等更严重地威胁着民主。”[3](P47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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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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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美]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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