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蜻蜓眼”珠，就是类似于蜻蜓复眼造型，以眼睛图案作为装饰的圆形玻璃珠。近两年来，成都考古人员从战国早中期的青白江双元村M33墓和战国晚期的蒲江蒲砚村M4船棺墓中，先后发现了数颗蜻蜓眼玻璃珠饰和一些玻璃管。12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杨颖东对媒体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成都发现的蜻蜓眼并非完全都是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实我国古代先民也一直在利用当地资源技术等条件学习和模仿，并进行自己的创造、制作”。

　　两处战国时期墓葬 发掘出“蜻蜓眼”

　　近两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在成都市范围内发掘了多处规模较大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如号称“地下青铜器宝库”的青白江双元村墓地、出土“成都矛”的蒲江飞虎村船棺墓，这些墓葬出土陶器、铜器、漆器等多种随葬器物，对研究古蜀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新资料。而在这些出土器物中，有一类器物名为“蜻蜓眼”玻璃珠，它的出土，引起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研究人员杨颖东的关注，“这不光是因为它造型精美奇特，可能还有其他隐藏的文物信息需要被深度挖掘。”

　　蜻蜓眼珠最初在公元前1500多年的埃及被发现，后通过欧亚草原向东，由游牧民族迁徙或商贸等方式传入中国内地，最初在春秋末战国初传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在战国时期颇为流行直至西汉初期，之后逐渐减少趋于消亡。

　　随着青白江双元村M33墓、蒲江蒲砚村M4船棺墓蜻蜓眼珠的出土，疑问也摆在考古人员面前：这些蜻蜓眼玻璃珠的内部结构、成分如何？是否是“进口”奢侈品？尚待研究解谜。

　　“蜻蜓眼”制作工艺 与西方有相似性

　　小小的蜻蜓眼珠，却异常神秘。

　　为了弄清楚其隐藏的文物信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研究人员杨颖东通过扫描电镜能谱仪对这批珠饰玻璃成分进行了无损分析，又为了进一步搞清其内部结构和制作工艺，还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考古系杨益民教授奔赴上海，采用基于同步辐照的X光显微CT照相等高精尖无损分析手段，对出土的蜻蜓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据目前的初步研究结果，令人惊叹是，这竟然又是我国先民自己生产的玻璃制品实例”，杨颖东说，其中“蜻蜓眼”和部分绿色釉砂管全是钾钙玻璃，而部分灰黑色的釉砂管则是目前公认属于古代中国特有的铅钡玻璃制品。“其眼睛图案的制作工艺包含镶嵌法、叠层堆积法等多种手法，与西方及中国内地玻璃制品有相似性。”杨颖东发现，这些蜻蜓及管饰在材质和造型上多与长沙和荆州等地出土的玻璃产品类似，推测他们可能具有相同的产地，或受楚文化影响而产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蜻蜓眼等玻璃制品的最初创意仍然来自于遥远的西亚、埃及或地中海一带，这恰恰反映了或许这就是2000年之前古代先民的国际视野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意识。”（记者 段祯 景和丽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