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石经自刻成至今，先后经历了五代、北宋两个朝代的三次迁移。石经刻成之初，立于长安城务本坊国子监中供全国各地读书人对照学习。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毁长安而迁都洛阳，留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以唐代皇城为基础缩建新城，原务本坊废国子监遂被隔于新城之外成为荒地，开成石经也“委弃于野”，处于无人经管的状态。

　　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时任永兴军节度使的刘鄩治京兆府（西安），其幕僚尹玉羽建议将前唐的开成石经搬到城内，刘鄩认为敌兵随时来犯，搬移石经并非急务，尹玉羽又给出了急迫搬经的理由：一旦敌人兵临城下，将石经碎为石块抛进城内，反而使之成为助贼为虐的武器。于是石经得以被迁至原唐代尚书省西南隅，此为石经第一次迁移。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时任陕西转运副使的吕大忠以石经在唐尚书省西南隅地势低洼，恐其毁坏，又将石经等碑刻迁移至京兆府学北墉，此为石经第二次迁移。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由时任府帅枢密直学士的虞策建议，又将府学、文庙迁至府城东南隅，随之动迁的就有主要包括开成石经、石台孝经在内的唐代石碑，此为石经第三次迁移，这次事件也标志着西安碑林的创始。自此，西安碑林形成了大成殿—石台孝经—开成石经—汉唐碑群的经典格局，至今未易。

　　从科学角度分析，北宋而始的前庙后碑格局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即包含了致敬、致孝、致学三位一体的模式。儒家认为敬为孝之先，而孝则为万事之至大者。至文庙瞻拜孔子等诸圣贤，是为礼敬，敬毕即习赏立于殿后中轴之上的唐玄宗御书孝经碑，此处格局足见用意之深。观毕孝经碑，即学习诸部经典，而开成石经是设在孝经碑之后的致学环节。

　　国宝石经的保护历程

　　自碑林创设之后，各代均视开成石经为金石至宝，倍加珍惜爱护。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大地震，西安碑林中诸石刻倒伏于地，部分石经在地震中断折残损。其后于万历年间，由当地文士组织对以开成石经为主的碑石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整补刻。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毕沅出任陕西巡抚，在其任内对碑林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将开成石经等碑石保存的建筑修葺一新，并专设守卫由巡抚衙门直接对碑林进行管理，并对拓印加以限制。

　　1935年至1936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整修西安碑林。在整修过程中，尤以对开成石经的修复、保护最为重要。石经断裂残损处得到修补，错行的31块也予以调整纠正。1936年，梁思成受邀来西安考察指导碑林整修工程，在考察过程中，他认为第二室（今碑林一室）陈列的开成石经因保持了固有序列不宜变动。在抗震加固方面，监修委员会主任张继建议对开成石经进行加固，并由梁思成等专家具体设计方案（将石经碑首拆去，以钢板加设于碑上端，钢板之上又加钢筋水泥横梁，碑石之间加制钢筋水泥立柱）并加以实施。此保护方案虽改变了石经原有形制，但大大加固了石经本身，使石经免受地震之危害。据统计，自本次修复完成至今的80余年间，陕西省境内及毗邻省区共发生4.0级以上的地震17次，陈列于碑林一室的开成石经均未受到丝毫影响。1941年，抗战正酣，倭寇飞机频频肆扰西安。西京筹备委员会为保护文物安全向西安城防委员会所致的公函中称：“碑林为西北文物聚集之地，而石经尤关重要。”并要求城防车辆远离碑林以保护开成石经等文物免受敌机轰炸，足见石经在碑林中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开成石经的保护与研究力度不断加大，不仅保护管理条件较之历代均有显著改善，而且学术界对石经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1961年，以开成石经为主要收藏内容的西安碑林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石刻名录中位列第一。今天，开成石经与其保护建筑本身都已成为碑林中不可或缺的文物，成为国内外来宾领略大唐帝国教育风范与历代先贤保护文化遗产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