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0日，由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战后蒋介石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会议室顺利举办。

　　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区域研究所深串彻特任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系王文隆副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邱士杰助理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兼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浙江大学历史系肖如平教授，尤淑君副教授，张凯副教授及部分浙大师生参与了此次会议。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兼蒋研中心主任陈红民主持开幕式，并作了“战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价值”的主题演讲，指出蒋介石政治生涯近一半时间都在台湾度过。战后蒋介石研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不仅能够填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术空白，也有助于我们研究大陆时期的蒋介石与国民党问题，更能以战后台湾为切入点，有助于吾人研究现代中国与全球冷战史的发展趋势。

　　开幕式结束后，陈红民、尤淑君代表蒋研中心主办方，向与会学者赠书与浙大文创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本次会议共分三场，以学者一一对谈的方式展开。会议第一场由陈红民主持，主题是“蒋介石与马克思主义”。本场的报告人与对谈人分别是邱士杰与张凯。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邱士杰报告的题目是《王亚南与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之辩》。蒋介石的《中国经济学说》是蒋介石在经济方面的论说合集。该书提出了一系列与现代经济学理论大相径庭的主张，因而遭受《资本论》译者王亚南在内的时人批评。蒋介石该书的写作及失败结果，揭示了当时学界对于经济学中国化问题的思考。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张凯以《唯物史观与战后思想界》为题，通过蒙文通、两位学者思想转变的历程向在座师生们介绍了战后思想界的转向。自抗战胜利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学术的前途展开了思考。长于以科学化思想阐释传统义理的“新宋学”思想取代侧重批判、解构传统学术的“新汉学”，成为学界主流。此时，强调发展概念的唯物史观由于与部分传统学术观念相合，成为学界的讨论主题。考察中国学术在这一时代的流变，应该更多地考虑时代背景以及近代学术脉络的变化。

　　会议第二场的主题为“历史记忆中的蒋介石”，由肖如平教授主持。报告人与对谈人分别为深串彻与尤淑君。

　　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区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深串彻报告的主题是：《台湾知识分子对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方针的回应》。他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方针的内涵出发，探讨了国民政府采取“以德报怨”政策的目的，“以德报怨”方针在台湾的传播过程，以及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一方针影响下对日本军民的态度转变。大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并不认同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方针，也不认为战败后的日本人已经改过自新。但究竟该对日本人采取何种处置措施，台湾知识分子间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尤淑君以《蒋介石与台湾“被殖民”历史记忆的变化》为主题，先耙梳中外学界对“记忆研究”的相关理论与重要成果，再讨论蒋介石在台湾推动“中央化”与“改造”政策，使台湾知识份子陷入“失语”的困境，并透过乡土教育的祖国认同，重塑台湾民众对日本殖民时代的历史记忆。尤淑君也指出，台湾民族主义教育成形于1950年代，旨在培养台湾人对中国的身份认同，同时强调国民党在民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但在台湾民主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台湾的本土意识自1980年代以来日渐勃兴，目前大有取代国族叙事之势。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也因之发生了改变。台湾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的演变过程体现了历史认识对政治立场的影响。

　　会议第三场对谈的主题为“蒋介石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困境”，由尤淑君主持。对谈人是王文隆与肖如平。

　　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文隆的题目是《战后台湾当局“外交政策”的分析》。他指出了台湾当局目前两难困境：一方面，台湾当局对外仍以“中华民国”自居。但因《国际法》规定一个主权国家只能有一个中央政府，所以台湾当局不能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也因“中华民国”身份限制，无法与大陆正常往来，出现许多制度的矛盾之处。另一方面，台湾当局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中华民国”的身份上。一旦台湾当局放弃“中华民国”身份，否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民族情感和法理上都是行不通的，并因东亚诸国的紧张关系而不易破局，渐渐陷入死局的困境。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肖如平以《蒋介石与东亚冷战》为题，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为中心，讲述了东亚冷战格局的构建过程。由于中共在内战取得胜利，蒋介石等国民党势力败退台湾，雅尔塔体系建构的冷战格局在中国发生了变化。为了维持阵营间的力量平衡，1954年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既通过确保台湾本岛安全安抚了蒋介石，又通过种种限制彻底扼杀了蒋介石将美国拖入国共内战的企图，使得美国在远东利益得到了最大化实现，东亚的冷战格局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最后，会议主办人尤淑君副教授主持了闭幕式，总结了今天会议上诸位学者的发言。会议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与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