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青年长江学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梁莹在中国知网、万方等主要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删除上百篇中文论文。此行为，导致她身陷学术不端的舆论漩涡，并被曝出多篇论文涉嫌抄袭、一稿多投。

　　梁莹面对媒体采访时说：“你这样查，全中国所有的人，很多教授、博导都有问题。如果你这样追究下去，所有中国的学者人人都有问题了。”

　　与梁莹不同的是，许多涉嫌学术不端者却是因被他人举报才浮出水面。如，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简称天津医大二院）的姜某利、马某骧等学术造假问题，就是由同医院的退休医师周光达实名举报而曝出。

　　周光达从1998年开始实名举报，至今已经20年。

　　对周光达的举报，天津医科大学科技处、纪律检查委员会都曾给予回复，但结果并不能让他信服，他的举报之路仍在继续。

　　实名举报学术“造假”

　　周光达今年72岁，自1983年开始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当时的泌尿外科血液透析室工作。据他讲，1998年他的同事拿给他一篇1995年发表在《中华肿瘤杂志》上的论文，题目为《肾衰长期血液透析肾囊肿与肾肿瘤的发生》，署名作者为姜某利、马某骧。

　　姜某利当时为周光达同科室同事，马某骧系当时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天津市泌尿研究所所长。

　　这篇文章，让周光达走上了举报学术“造假”之路。他说，文中所写“从1982～1994年我们共接受了887例病人”“患者接受血液透析的平均时间为7.5年（1～23年）”等内容是编造的。

　　于是，周光达开始搜集材料、证据举报姜、马的学术造假。“我刚开始准备便被姜知道了，本来我们两人一直不和。之后，他转而说我曾‘脱岗’，要求我下岗。几经周折，我还是被‘下岗’了。”

　　自此，周开始长达20年的举报之路。他曾先后向天津医科大学、中华肿瘤杂志、天津市教委科研处、天津市纪检委、教育部、科技部等多处实名举报姜、马等多种学术不端问题。

　　周光达告诉记者，天津医科大学曾对此事有三次回复，分别是在2015年11月、2015年12月，以及其于2016年向天津市委巡视组举报后于2017年2月收到的答复，其结果均为不构成学术造假。

　　其中，根据周光达提供的一份时间为2017年2月17日，印有天津医科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公章，编号为2016106的《天津市纪检监察机关实名举报办理情况告知书》（下称《告知书》）的文件显示，结果为姜某利不构成学术造假，马某骧不存在剽窃他人科研成果问题。

　　但周光达对此不服。他表示，姜、马的文章涉多种学术不端问题，性质非常恶劣，天津医科大学的调查结果是对二人的包庇行为。

　　一文涉多种学术不端问题？

　　就《肾衰长期血液透析肾囊肿与肾肿瘤的发生》一文，周提出多处质疑。

　　上文中提到的“从1982～1994年我们共接受了887例病人”“患者接受血液透析的平均时间为7.5年（1～23年）”，周表示，据他当时查遍档案，这期间天津医大二院透析室共接收病人266例，其中有220例透析时间绝对不会超过7年，其中151例不会超过3年。

　　文中还提到，“对887例肾萎缩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定期进行双肾B超和CT形态学检查，发现512例患者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中出现肾体积的增大。”周说，血液透析室无一例血透患者为后天性肾囊肿做过CT检查。

　　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份天津医大二院CT室当时一名医生为其作的书面证明，内容为“自我院全身CT开诊检查以来未有血透患者进行此项检查(原肾CT扫描)”。

　　文中还提到，512例中“有19例在肾囊肿的基础上发生了肾肿瘤”，并经手术和病理“证实”。周在当年的举报文章中称，“实际上，透析室继发后天性肾囊肿的患者中至今无一例发生肾肿瘤。据查，泌尿外科1982～1994年因肾肿瘤而住院261例，其中血液透析后发生肾肿瘤者一例也没有。泌尿外科和泌尿研究所也从未为血液透析患者做过原肾脏切除术。”

　　“另据调查，我院病理室1982～1994年所有的38918项和泌尿外科研究所1983～1994年共3511项病理报告，凡有肾癌报告者均非血液透析患者，也从未发现姜所说的有诊断为‘肾腺瘤’等的报告。故所谓‘19例血液透析患者并发肾肿瘤病理结果’并不属实。”

　　时任天津医大二院血透室的护士长徐梦顺告诉记者，她们对病人都很熟，很多病人一周到医院两三次。而从护理的角度讲，该文中内容涉及887例尿毒症患者及其血透、CT的病例，徐梦顺也表示没看到过，对医生处的病例不了解，但是与病人接触中，从未听病人说起“我做了CT、B超”等，“进入透析阶段的病人，肾功能基本就没有，没有尿了。”

　　除此涉嫌学术造假之外，周光达在多年的举报中，还有姜某利、马某骧等署名的《睾丸横纹肌肉瘤2例》《血液透析中分子清楚分数与透析充分性的理论和临床研究》等多篇文章亦存在学术造假、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以及关于马某骧为申报院士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的举报。

　　调查结果称“不存在学术造假”

　　采访中，天津医科大学宣传部相关人员给记者的答复是，对于周光达举报的学术问题确实作出过处理结果，分别是在2016年底和2017年初，其调查结果均是“否”，周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

　　根据天津医科大学的《告知书》显示，针对“纯属捏造”问题，第二医院科教科多次去病案统计科和病理诊断科分别查询，因2005年以前的病案必须提供作者持有的原始资料中的“患者的住院号或者姓名”才可能查到；另一篇论文中涉及800多个病例，时间跨度达12年，在没有“原始资料”的情况下，科教科无法进行查询。

　　《告知书》还称，学校科技处向姜某利了解了其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有关病例的具体情况，姜提供书面说明，内容指出姜在1986年12月赴联邦德国明斯特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学习，相关文中887例病例资料全部来源于导师所在医院私人病例，对上述资料进行了回顾性探讨，并且日后归纳总结。

　　对此结果，周光达也质疑。首先，该文署名作者是姜某利和马某骧，但马某骧与德国患者毫不相干。其次，该文中写“从1982～1994年我们共接收了887例病人”，英文摘要中表明是天津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血液透析中心收治的。

　　记者从中国知网下载此文后发现，文中英文部分作者的单位为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研究生血液透析研究中心，英文摘要中第一句写明“12年间，我们研究中心收治了887例用血液透析治疗的肾衰竭病人。”该文的参考文献皆为1970～1984年间刊发的外文文献。

　　对此，天津医科大学的调查结果中称，此为“存在临床资粮（料）来源描述欠严谨，不存在学术造假”。其他一稿多投、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问题也皆不存在。

　　周光达对天津医科大学的调查结果并不满意，他的举报仍在继续。今年6月7日，他在写给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公开信中，又提出了上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