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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复归人类生活的前提、依据及本质

阅读:1044 次 作者:郝保权 王艳杰 来源:学术网 发布日期:2019-07-03 11:22:15
基本介绍:一起问道学术论文库免费提供的思想政治论文范文。

  【摘要】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必然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即为意识形态教化,同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寓所”所在是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逻辑基础在于意识形态理论自身。意识形态产生的本源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前提;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根据;意识形态的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目的所在。

  【关键词】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

  “生活世界”的概念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着名哲学家、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是指一个具有基础性功能的、可以感知的、丰富多样的,真实的、现实的日常世界。“生活世界”理论提出后,现代西方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成为重要发展趋势,这也是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脱离日常现实生活且渐行渐远。思想政治教育回归且融入日常生活,可以避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因远离日常现实生活导致的弊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空洞、教条的标签也可以被顺其自然的丢掉。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是指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教育客体的日常生活为主体,围绕教育客体的日常生活,寻找教育的契机,赋予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日常现实生活的内涵,寓教育于教育客体的日常现实生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充分发挥教育客体的主体性,达到教育的实际效果,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通过理想信念引导与价值观传播,启发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由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转变,能使他们觉悟到自己作为历史主人,从而应当积极主动为自身的利益斗争的过程。因而,从本质属性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一致化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认同,以此建立和维持国家的合法性存在。但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仅仅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非日常生活领域而展开,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意识形态的理性化的宏大叙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也被顺理成章的从日常生活世界领域中“祛除”.事实上,日常生活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维度,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场域,也是意识形态社会化实现的基本寓所。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这说明生活世界的主体是现实的人,生活世界是现实人的活动场域;现实生活离不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现实的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搭建起现实人与现实世界的客观联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本源上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理论逻辑。

  一、意识形态的产生: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现实的人为教育对象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培育人们形成先进的观念、培养人们崇高的政治修养和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人作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也就是说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性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类本质,决定了人只有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伴随渗透着精神生产,并在劳动实践与精神生产的结合中实现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的自由交融,才能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3].而在唯物史观创立伊始,马克思主义就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资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4]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出人自身;二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是人自身的再生产。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看,唯物史观并没有忽视人们的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和日常交往,而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历史的基本主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同时,也强调具体历史的日常生活基础,恰恰是日常生活赋予具体历史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具体的历史过程不是自然科学规律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的,由人们参与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史观的批评中可见一斑,他们在指出以往历史观的致命缺陷时说:“历史总是依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作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作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5]因此,马克思主义把日常生活世界看成是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来源于实际存在的人类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中,这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最初只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人们,对自然界中周围环境的感知而产生的一种朴素的意识,这种对社会存在反映的感知意识并不具有“纯粹”意义,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开始时并不具有“纯粹”的意义,只是类似于动物式的意识。然而不同之处却在于,人的这种类似于动物式的意识却是远远高明于动物,人的这种朴素的感知意识是一种脱离动物本能的,被人意识到了的意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6]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自然宗教类型的意识。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与之相伴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的出现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些变化天然的映射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意识产生的基础是日常生活,因而,其进步和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最初,分工也只基于性别差异而产生,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纯基于性别的分工已经成为历史,需要和天赋成为分工的重要依据,当然分工过程也存在偶尔性因素。最后,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7]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逻辑。人们的“意识”以摆脱世界的方式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反过来,也只是从一个方面标示了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变化和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并没有超出真实的人类历史的范畴,它的基本内容只能是活动于历史当中的现实的人,他们对生活所具有的看法,包括对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生活的观念,这些生活的观念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状况的反映,即意识形态实质上代表着人们的历史观。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再生产才能维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生产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联系的,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还必须包括人自身的生产,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西马学者阿尔都塞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共同构成了再生产。也就是说,再生产过程包含着劳动者技能和劳动者全部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的训练和传承。两者都是需要教育功能的发挥才得以实现。正是因为再生产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教育的两种形式的存在。一种是教育对劳动技能的训练和传承,使劳动者掌握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另一方面是教育对劳动者思想意识的训练和传承,使劳动者服从和服务于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程序规则,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习得认同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而实际上教育一直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8].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也是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为了解决矛盾必须借助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传承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从一开始,人类的教育也是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靠言传身教进行的。因此,教育一开始就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克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教条化”的存在,因为后者恰恰是加强了人的对象化,从而使人与自己相分离以至逐渐远离,使自己忘却本性,迷失在日益难以驾驭的“科学”系统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训练和传承,要参与构建人的生活世界,目的就是扩充劳动者的知识、培育劳动者情感、塑造劳动者的意志和提升劳动者的能力,使劳动者能过理解社会政治生活、接受并持有特定的政治观念、以至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最终促使劳动者形成社会发展所期望和需要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即意识形态。社会与社会关系相辅相成、相伴相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反映社会关系的思想、观念、意识得以传承和发展。此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恰恰得到最好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最根本前提是人类物质生活条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却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最直接前提。产生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意识形态,要持续不断的反映社会物质条件,就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意识形态传承的载体功能。当然,教育和意识形态都是源于人类日常的物质生产活动,教育产生于意识形态之前,而且意识形态产生之前的教育仅仅实现传承劳动技能的功能;意识形态产生之后,教育还要实现传承思想的功能。早期的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落后,人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所具有的形式也就比较单一、而存在的领域也就比较狭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起人们活动的频繁和复杂化,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在广泛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教育的形式和领域也逐渐多样和宽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分支,同样形成和发展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

  二、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根据。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精神世界的构建活动。人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存在和发展,恰恰是基于人不停的反思自我、追问自我,人在反思和追问中获得了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动力。同理,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有关人的反思和追问的一种有效的特殊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反思和追问的实践形式,在现实生活世界的这一实践过程中,人们实现了自己的情感表达和传递,并赋予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发展的动力和成长的空间。同时,人们在进行反思和追问时,思想意识取得发展进步,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意识又会对现实生活世界提供一种真实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从而反哺生活世界、促进世界自身的前进和发展。而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人们往往把它看成是“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社会意识体系的-个特殊发展形式。在现实的形态上则表现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学说体系”[9].那么,意识形态是否一定都表现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呢?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作为理性的产物,也存在着非理性的向度。正如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10].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煳幻像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1].马克思还揭示了观念的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其构成是基于生存的社会条件,其表现形式是“各种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12].而资产阶级也会“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13],这是他们在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促进自身及社会发展所需借助的传统,同时,他们还要寻找“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14].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热情”、“幻想”、“理想”都是感性形式的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性是其本质属性,其传播的内容一定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而此时的意识形态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们意识到的社会生活和现实关系,不仅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人们的生活实践和实际利益,而且是有意识地表现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价值评判和意愿诉求,是关于“好”和“坏”、“喜欢”和“讨厌”、“有用”和“无用”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感性形式。

  恩格斯晚年也曾经强调过意识形态与物质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中间环节,不能无视二者之间的中间环节而把意识形态与物质生活条件简单地联系在一起,他特别阐述到,“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煳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15].在此,恩格斯所要表明的道理是,历史是由人类作为创造的主体而生成,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种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6].受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启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提出了着名的“五项论”公式,“五项论”公式包含着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17]此后,普列汉诺夫又进一步阐述了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着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908年,他再次系统阐述“五项论”,明确把意识形态划分为两种形式---“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而且他认为社会心理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对立性的体现,这种独立性是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社会心理也是一种重要的中介,连接起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是两者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18]在普列汉诺夫的论述中,社会心理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对于生活意义的心理体验,是一种精神状态,反映的是特定民族、阶级、阶层中普遍存在的情感、信念、习俗以及道德风尚等,是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并没有经过职业思想家整理加工和系统概况。进一步来讲,社会心理作为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是一种非理性向度,与理性形式相对应。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包括理性形式和感性经验形式两个方面。“思想体系”属于理性形式,而“社会心理”属于感性经验形式,其中理性形式是感性经验形式的升华,感性经验形式是理性形式的直接来源。“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19],思想政治教育同样离不开社会心理这种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

  因此,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只包括思想体系的理性形式,社会心理的感性经验形式同样是重要组成部分。那种主张意识形态并不包括社会心理的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相左。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所包含的社会心理形式,作为感性经验形式的意识形态,是未被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情感情绪、习俗、各种风尚、各种仪式等形式;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思想体系”形式,作为理性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被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具有感性形式的理性的产物。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的存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提供了理论支撑。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范式是20世纪哲学新的重要范式,可以说开启了一次重要转向,一般认为是胡塞尔开启了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范式的转向,维特根斯坦、萨特、海德格尔、许茨、赫勒等都创立了各自特色的生活世界理论范式。虽然他们的理论各异,但是都把目光投向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把生活世界作为人们生活的始基性的领域。个体乃至人类存在和创造历史的前提也必定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一个以习惯、经验、传统以及血缘等因素加以维系,为人提供人之生存必需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在家‘的感觉”的领域。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恰恰就是要通过内心信念的形成、传统习俗的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家庭环境的熏陶和社会风尚的习染这些机制发挥教育作用,而这些机制与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经验、传统等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无二致。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与日常生活中的自在的文化形式相契合。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培育人们的意识观念,意识观念又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意识观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回归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人的精神世界存在的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寓所,以培育意识观念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回归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人的精神世界被认同的基本场域,离开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便会荡然无存。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仅仅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理论化思想体系而采取知识灌输的现象,仅仅把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作为知识的存在形式,生硬的灌输给受教育者个体,忽视意识形态的丰富感性经验形式,导致教育知识化而缺乏对受教育者作为现实、具体的生动个体的关注,缺乏对个体感性实践及日常生活的经验观察体认,就往往容易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不足或“意识形态悬浮”.灌输论为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运作层面,关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人类的解放等宏大叙事,这些内容虽然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纯粹的理论演绎,缺少感性经验的支撑,而显得枯燥和乏味,因而很难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表明其不仅具有系统化的理性形式,而且具有感性的经验形式。恰恰是来源于日常丰富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感性经验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了日常生活世界的逻辑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机理主要是源于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个体的人、个体人的社会关系乃至人类共同体的产生都离不开生活世界,离不开生活世界里的基本要素,如语言、习俗、经验、意识形态等。可以说,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所有信息和能量的来源,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时空载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开展的基础,成为思政政治教育真实和有力的承载。因而,抓住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不仅能够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而且还能克服单纯理论教育的不足,从而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批判: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本质。

  思想政治教育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只不过是恢复思想政治教育被遗忘的“寓所”而已。从一开始,人类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探寻生命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意义,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原动力和存在发展的根基。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开展和效果的实现。毋庸置疑,日常生活主要包括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以及日常观念活动。不管是人们衣食住行、个体肉体生命延续的消费还是日常的杂谈闲聊、礼尚往来,以及非创造性的自在的思维活动,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由此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主要关注人们的无意识层面的思想形态,主要是包括文化传统、民族感情、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恰恰是因为忽视了日常生活世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仅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抽象政治理论话语功能,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现实生活的活动密切相关,与受教育者所生存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相联系。

  虽然建构主体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脱离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领域,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蜕变成冷冰冰的理论灌输,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外在于受教育者的事物。因此,很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传统性、经验性、常识性等形式存在,因而意识形态要实现对日常生活主体的渗透,不是通过冰冷的理论灌输,而是通过示范、模范、教育等形式。与此同时,在这种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也实现了主体建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和道德的约束是天然的、自发的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当中,被人们所接受,成为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日常问题的解决途径和人们之间的相处之道。日常生活的世界与科学及哲学世界不同,它对于人们来说是生存和安全的“家园”.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关注受教育者的生存境遇,实现教育对象的心理和谐和精神愉悦,为教育对象建构其精神家园提供坚实的基础。通过内心信念的形成、风俗习惯习染、校园文化的熏陶等途径,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主导意识形态和主体的建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在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们不仅要参与政治生活,也要丰富精神生活,而日常生活则构成了人们生活实践的重要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关注并融入受教育者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现的必然抉择。

  思想政治教育复归人类生活的前提、依据及本质(2)

  时间:2017-06-14来源:理论与改革作者:郝保权,王艳杰本文字数:12107字

  二、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根据。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以物质实践为基础的精神世界的构建活动。人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存在和发展,恰恰是基于人不停的反思自我、追问自我,人在反思和追问中获得了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动力。同理,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有关人的反思和追问的一种有效的特殊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反思和追问的实践形式,在现实生活世界的这一实践过程中,人们实现了自己的情感表达和传递,并赋予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发展的动力和成长的空间。同时,人们在进行反思和追问时,思想意识取得发展进步,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意识又会对现实生活世界提供一种真实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从而反哺生活世界、促进世界自身的前进和发展。而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人们往往把它看成是“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是社会意识体系的-个特殊发展形式。在现实的形态上则表现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学说体系”[9].那么,意识形态是否一定都表现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呢?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作为理性的产物,也存在着非理性的向度。正如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10].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煳幻像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1].马克思还揭示了观念的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其构成是基于生存的社会条件,其表现形式是“各种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12].而资产阶级也会“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13],这是他们在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促进自身及社会发展所需借助的传统,同时,他们还要寻找“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14].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热情”、“幻想”、“理想”都是感性形式的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性是其本质属性,其传播的内容一定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而此时的意识形态是具体的、现实的人们意识到的社会生活和现实关系,不仅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人们的生活实践和实际利益,而且是有意识地表现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价值评判和意愿诉求,是关于“好”和“坏”、“喜欢”和“讨厌”、“有用”和“无用”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感性形式。

  恩格斯晚年也曾经强调过意识形态与物质生活条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中间环节,不能无视二者之间的中间环节而把意识形态与物质生活条件简单地联系在一起,他特别阐述到,“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煳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15].在此,恩格斯所要表明的道理是,历史是由人类作为创造的主体而生成,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种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6].受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启示,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提出了着名的“五项论”公式,“五项论”公式包含着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17]此后,普列汉诺夫又进一步阐述了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学说,关于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态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着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908年,他再次系统阐述“五项论”,明确把意识形态划分为两种形式---“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而且他认为社会心理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对立性的体现,这种独立性是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言的,社会心理也是一种重要的中介,连接起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是两者发生相互作用的中介。“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18]在普列汉诺夫的论述中,社会心理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对于生活意义的心理体验,是一种精神状态,反映的是特定民族、阶级、阶层中普遍存在的情感、信念、习俗以及道德风尚等,是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并没有经过职业思想家整理加工和系统概况。进一步来讲,社会心理作为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是一种非理性向度,与理性形式相对应。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包括理性形式和感性经验形式两个方面。“思想体系”属于理性形式,而“社会心理”属于感性经验形式,其中理性形式是感性经验形式的升华,感性经验形式是理性形式的直接来源。“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19],思想政治教育同样离不开社会心理这种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

  因此,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只包括思想体系的理性形式,社会心理的感性经验形式同样是重要组成部分。那种主张意识形态并不包括社会心理的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相左。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所包含的社会心理形式,作为感性经验形式的意识形态,是未被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情感情绪、习俗、各种风尚、各种仪式等形式;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思想体系”形式,作为理性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被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具有感性形式的理性的产物。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的存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提供了理论支撑。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范式是20世纪哲学新的重要范式,可以说开启了一次重要转向,一般认为是胡塞尔开启了哲学的生活世界理论范式的转向,维特根斯坦、萨特、海德格尔、许茨、赫勒等都创立了各自特色的生活世界理论范式。虽然他们的理论各异,但是都把目光投向了人们的生活世界,把生活世界作为人们生活的始基性的领域。个体乃至人类存在和创造历史的前提也必定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一个以习惯、经验、传统以及血缘等因素加以维系,为人提供人之生存必需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在家‘的感觉”的领域。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恰恰就是要通过内心信念的形成、传统习俗的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家庭环境的熏陶和社会风尚的习染这些机制发挥教育作用,而这些机制与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经验、传统等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无二致。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与日常生活中的自在的文化形式相契合。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培育人们的意识观念,意识观念又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意识观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回归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人的精神世界存在的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寓所,以培育意识观念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回归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人的精神世界被认同的基本场域,离开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便会荡然无存。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仅仅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理论化思想体系而采取知识灌输的现象,仅仅把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作为知识的存在形式,生硬的灌输给受教育者个体,忽视意识形态的丰富感性经验形式,导致教育知识化而缺乏对受教育者作为现实、具体的生动个体的关注,缺乏对个体感性实践及日常生活的经验观察体认,就往往容易出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不足或“意识形态悬浮”.灌输论为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关注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运作层面,关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人类的解放等宏大叙事,这些内容虽然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纯粹的理论演绎,缺少感性经验的支撑,而显得枯燥和乏味,因而很难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表明其不仅具有系统化的理性形式,而且具有感性的经验形式。恰恰是来源于日常丰富生活世界的意识形态感性经验形式,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了日常生活世界的逻辑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机理主要是源于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个体的人、个体人的社会关系乃至人类共同体的产生都离不开生活世界,离不开生活世界里的基本要素,如语言、习俗、经验、意识形态等。可以说,生活世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所有信息和能量的来源,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时空载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开展的基础,成为思政政治教育真实和有力的承载。因而,抓住意识形态的感性经验形式不仅能够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而且还能克服单纯理论教育的不足,从而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批判: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本质。

  思想政治教育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并不是什么理论创新,只不过是恢复思想政治教育被遗忘的“寓所”而已。从一开始,人类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探寻生命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意义,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原动力和存在发展的根基。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开展和效果的实现。毋庸置疑,日常生活主要包括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以及日常观念活动。不管是人们衣食住行、个体肉体生命延续的消费还是日常的杂谈闲聊、礼尚往来,以及非创造性的自在的思维活动,都属于日常生活的范畴。由此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主要关注人们的无意识层面的思想形态,主要是包括文化传统、民族感情、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恰恰是因为忽视了日常生活世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仅仅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抽象政治理论话语功能,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现实生活的活动密切相关,与受教育者所生存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相联系。

  虽然建构主体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如果脱离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领域,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蜕变成冷冰冰的理论灌输,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外在于受教育者的事物。因此,很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标。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主要是以传统性、经验性、常识性等形式存在,因而意识形态要实现对日常生活主体的渗透,不是通过冰冷的理论灌输,而是通过示范、模范、教育等形式。与此同时,在这种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也实现了主体建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和道德的约束是天然的、自发的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当中,被人们所接受,成为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日常问题的解决途径和人们之间的相处之道。日常生活的世界与科学及哲学世界不同,它对于人们来说是生存和安全的“家园”.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关注受教育者的生存境遇,实现教育对象的心理和谐和精神愉悦,为教育对象建构其精神家园提供坚实的基础。通过内心信念的形成、风俗习惯习染、校园文化的熏陶等途径,在润物细无声中实现主导意识形态和主体的建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在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人们不仅要参与政治生活,也要丰富精神生活,而日常生活则构成了人们生活实践的重要内容。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关注并融入受教育者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现的必然抉择。

  诚然,前文一直强调的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并不是简单抛弃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教育路径,而是在坚持日常生活为思想政治教育出发点基础上的二者的融合。日常生活是人的最现实、最普遍的存在方式,成为个体发展和社会运行的基本前提。日常生活世界包含着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基本元素,不断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创造着特定的生活情境,也成为人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认知的基本领域。马克思曾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20]在当下技术先进、物质丰裕的后工业社会,人们面对的“生存世界”不仅有来自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力量,更有来自于维系我们现实生活的物质、商品、技术、影像等日常生活因素。人们的衣食住行、日常交往、行为方式无不镌刻着世代相传的生活印记和反复印证的意识结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不仅实现了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日常生活世界的反证,而且真正实现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和非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渗透、相互协同的教育格局。毕竟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也有其局限性---如前所述的日常生活中感性经验形式的意识形态相对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很难让受教育者形成主体的自觉意识,很难提升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但强调意识形态的建构性,而且强调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回归向度还应包含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因为,日常生活作为人们存在的基本方式的、以文化因素为维系的自在领域,包含着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它的结构由于建立在传统、习惯、经验以及天然情感等基础之上,因而具有惰性和保守性。特别是当前,由于经济全球化、日常生活中的消费演变为消费主义,更阻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也就是说,仅仅依靠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生活回归并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仅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生活回归,难以形成受教育主体者的理性精神、分析精神、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因此,我们必须对日常生活具有批判意识,发挥意识形态的批判向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克服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消极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同时,我们也要加强非日常生活思想政治教育,二者不可偏废。只有在二者之间形成平衡、保持张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构建的历史主体才是一个健全的主体,才能够真正形成主体意识,自觉地创造历史。

  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在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性,在社会发展中,无论何种意识形态要发挥它的历史作用都必须要实现其社会化。而意识形态产生与社会化的基本寓所就是日常生活领域,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社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要回归和立足于日常生活。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要培养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为国家和个人发展塑造人的精神品格。而要塑造人的精神品格,思想政治教育就要立足于人的发展的基点,把受教育者置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置于日常生活的土壤。对于意识形态建设也就意味着要向日常生活渗透,通过加强对生活理想和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内在的实现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逻辑统一。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意识形态的传承,必然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分化出来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中不断演化与传承的,并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而使得原初零散的、粗陋的“意识”得以不断理论化和系统化而上升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出现就为人类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维护其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承,在当代要跨越对于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等宏大叙事的过多关注,而转向日常生活领域,以及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人。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意识形态既有其理论体系,同时也具有诸如情感情绪、习俗、各种风尚、各种仪式等感性形式。我们决不能随意缩小意识形态的范围,仅仅重视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而把丰富的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排除在意识形态之外。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和感性形式一样,都为日常生活的维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实现预期目标,顺利完成对主体的建构,就一定不能脱离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领域。“任何真正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从内部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究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1]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理论的传播途径也应融入日常生活,一旦脱离日常生活,就会使思想政治教育演变成单纯的、枯燥的理论灌输,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外在于受教育者的实践,就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如果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重视理论教育的同时重视日常生活领域,善于通过多种形式将主导意识形态灵活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主体之中,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意识形态的社会化,从而完成主体的建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使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的惰性和保守性的局限性。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思维和实践使适合处于保守状态,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特质,必须发挥意识形态的批判向度,对日常生活具有批判意识,要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要回归日常生活还要批判日常生活,克服当前我国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消极的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健全的主体,才能够真正形成主体意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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