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今这个时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出现了工匠精神的回归浪潮。工匠精神的强势回归，单纯辨析其精神内涵远远不够，需要从生产方式变革及社会时代要求角度考察其内在逻辑。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力---各国对实体制造业的再重视、消费社会后期的转型需求以及互联网时代匠人个体生存方式的回归---共同促成了工匠精神的回归。当代工匠精神直接连接当下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它精准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因而具有与传统不同的新的时代内涵：重视创造创新、突显个体自主性和人的价值、强调现实统一。工匠精神背后折射的是这个时代实践精神的复兴。它是一种真实的时代气质，它代表现在的现实，更是一种未来的趋势。

　　关键词：工匠精神；互联网时代；唯物史观。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现时代的时代特征，是机器生产、效率至上的大工业时代，还是虚拟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抑或是追求投资收益、风险匹配的金融时代，产生自前现代社会手工制造业的工匠精神都显得有些落伍，或者说与这个时代的主流气质格格不入。然而，现实却是，当今这个时代，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出现了工匠精神的复归浪潮：在国内，伴随产业升级反思，制造业发出重拾工匠精神的呼声；媒体上《大国工匠》《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和高评分；2016年“工匠精神”更是作为新词写入了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国外，与工匠精神一脉相承的“创客运动”席卷全球；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是苹果和乔布斯这样追求完美产品、极具工匠气质的公司和企业家；全球范围内对德日公司模式（以安守本业、追求卓越、注重传承等为特征）的再推崇。这些无疑都反映了这个时代工匠精神回归的现实。

　　笼统来讲，工匠精神大约是指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品质、注重细节的工作原则和热爱、专注并持续深耕的职业伦理，以及在这种过程中所达成的审美和精神境界。按照这个界定，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的工匠精神，难道不应当是超越时代、地域，在任何时候都备受推崇的吗？如果工匠精神就如诚信，始终是一种正面价值；那么，又为何会在有些时期被认为过时，有些时期被极力呼唤呢？显然，仅辨析其精神内涵已经远远不够了，工匠精神在历史中的衰落回归背后必定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本着这样的原则，本文将采取一种更为唯物的方法，即尝试从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时代需求角度去考察工匠精神复归的内在逻辑。本文将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工匠精神回归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换言之，这种回归背后反映了何种社会期待？（二）现时代的工匠精神指的又是什么，它是否具有与传统不同的新的时代内涵？为了将这两个问题说清楚，我们需要粗略地追溯工匠精神整个发生、衰落并复归的历程，需要首先回到其发源的传统社会。

　　一、工匠精神与传统社会。

　　按照复归的逻辑，我们很容易认为，工匠精神是一种前现代社会的天然属性，或者说传统社会对工匠精神持有一种天然的赞赏和推崇。然而事实却表明，这极有可能是一种误读。传统社会对工匠精神的态度，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就拿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工匠精神基因这个问题来说，就存在不同看法。正面观点认为，近千年技术文明保持世界领先，瓷器、丝织品等工匠产品长期行销海外，故宫等世界奇观建筑及诸多珍宝传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庖丁解牛”“莫邪铸剑”等典故家喻户晓……这些足以说明中国传统不缺工匠精神。而反对者则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重农轻商的社会，“士农工商”的尊卑秩序始终表明工匠地位低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也不重视工匠，视其技艺为“小道”,无法与治国平天下之大道相比，并且明确反对“奇技”（奇艺技能）“淫巧”（过度工巧）；即使是本身就是工匠的墨家，在技艺高低的判断上也持一种外在的实用主义标准，“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缺乏一种工匠精神里对技艺成就本身的执着追求。

　　同样，西方传统对于技术劳动和匠人文化价值也始终抱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态度。这可能源自长久以来西方文化对自然与文化对立以及匠人制成的人造物的矛盾态度。“人造的物品并不是中性的东西；它是惴惴不安的来源，因为它是人造的。”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柏拉图才会在赞美古代民用技术的同时，又宣称非物质的灵魂更加高贵美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早期基督教才会在认为木工、裁缝和园艺是有价值的劳动的同时，又谴责人们对物品本身的热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光明时代才会同时拥抱和害怕机器的日益完善……”②。

　　可见，工匠精神与传统社会的契合，并非来自对这种精神本身的高度认同上，而是源自那个时代与工匠生存方式的贴合上---工匠精神所依附的匠人生存（产）方式发源并适应于那个时代。完整而具体的讲述传统社会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工匠行为，不可能实现；这里只摘取几个要素勾画那时匠人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

　　（1）行业和阶层。中国的传统工匠是指在手工业中具有专门技能特长的劳动者，比如陶工、木工等，他们在古代等级社会中一直处于社会下层，难以获得与普通劳动者平等的身份地位③。西方匠人的范围从一开始就更宽泛一些，荷马诗歌中不仅包括陶匠之类的手工劳动者，也包括医生、基层官员和职业歌手等，其社会地位也相对高些，处于贵族和奴隶之间的普通公民阶层④。基本上，匠人地位与该地区或时期文明“重农”还是“重商”有着直接关系。

　　（2）技艺和传承。传统社会，技艺能力对于工匠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重视技艺磨练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一过程本就需要长时间投入积累，再加上诸如匠户、军户等户籍制度限制，终身职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同时，相对封闭和发展缓慢的年代，个体匠人必须依赖某种共同体才能获得技能经验，先辈传承比个人才华、努力重要的多，因此，遵守规则、尊重权威成为必然。这些规则既包括工作技术规范，也包括生活道德准则、行业伦理等。严格按照准则的日常劳作，不仅为了磨练个人心性---工匠同时塑造技艺和品行，并通过工作领略某种超越意义，而且也为了维护家族、行业以及国家制度运行的稳定和效率。

　　（3）标准和追求。产品标准如何认定是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传统官匠系统，工师检验、考核“百工”制作器物的成绩⑤；民间手工业，行规规范同业成员活动⑥，技术产品标准则更多由家传和学徒制传承决定。西方中世纪，产品标准、工艺流程等都必须寻求各自行会共同体的认可，行会的目标是突出某个酒杯或者某件皮衣的产地是哪里，而非它们到底是谁做出的⑦。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中外传统工匠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其实并不高。

　　当代人非常重视和追求的“创新性”在传统工匠那里并不重要。在漫长的物质短缺年代，人们对物品使用功能的要求不高也无太大变化，生产工具、技术方法也以一种缓慢的速度进步，所以创新既没有需求上的必要，也没有条件实现上的必然。那时工匠的精益求精表现在对产品细节、审美表现、使用、工艺流程等方面细小的提升上。

　　工匠行为背后的动力，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与世俗化的现代社会相比，传统社会整体氛围不同。在西方，日常工作和敬业是为了与神连接和对它负责；而在中国这样的集体社会，劳作又是为了家族和国家责任。最后可能才到个人层面，除了审美体验这一维度，匠人还希望通过技艺、专注、训练和仪式达到对道的领略和人生意义的超越。

　　（4）个体和整体。传统工匠与现代工人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直接面对面和材料、产品打交道（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也面对面、手把手制造）；也不在于他们是工具的主人（现代工人未必像有人说的那样完全沦为机器的附庸），而在于传统工匠的工作贯穿整个生产过程，从初始原料选取到最终产品完成，他都参与其中，完全控制。而现代工人由于高度分工很难做到这一点。虽然也有家庭作坊及手工工场，但传统工匠大多属于个体劳动。

　　生产力低下使得传统社会不可能达到大规模社会化生产，个人分散独立生产成为一种必然。

　　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概括：精益求精和将事情做好的专注坚持，作为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可能更多的来自某种共通的人性。由传统社会匠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尊重传承和规则，个人直接完全参与生产流程而获得的完整感，以及通过劳作与社会连接获取意义，才是更贴合传统社会工匠精神的内涵。

　　二、工匠精神之衰落。

　　进入大工业时代，传统工匠生产方式迅速衰落，工匠精神也渐渐被遗忘。人们还在继续制造和生产，只是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不是人们开始讨厌工匠，只是周围其他的东西在迅速成长⑧。虽然不能说工匠精神消失了，但在机器时代它确实被忽略，成为“过时”的东西。

　　传统工匠在效率和成本方面与现代工厂的竞争中，完全败下阵来。机械化工厂与旧时家庭作坊的区别，不单单是添加了几台机器，而是整个生产体系的变革。中世纪鞋店里，每个鞋匠都是从鞋底到鞋扣一手包办，做好一双鞋需要以日计。而现代制鞋生产线，每个工人面对机器只负责鞋子的一小部分，完成后再交给下一台机器，生产率以分钟计。亨利·福特发明的环形传送带和标准可互换零件，使得工人可以用最少量的手工劳动将零件装配成完整单位，生产出当时普通人买得起的T型车。同样提供产品，有了工厂，为什么还需要工匠，况且工厂的产品还更便宜更稳定。某些行业修理匠人的整体消亡，也说明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商品无需修理，只要再买一个新的就可以了。所以，不是工匠或者工匠精神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只是生产发展带来的社会变革促使它被动地淘汰。

　　消费社会的形成也加速了这种消逝趋势。前现代社会，大部分人生活窘迫，绝大多数收入必须花在食物上，剩余的极少数钱才用来买其他必需品。工业革命和生产力提高使得社会底层大多数人收入增长，并带来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社会第一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消费社会早期，也就是从商品短缺到丰富的第一个阶段，人们追求更多的是商品的性价比---在有限预算下，买到更多的商品，满足更多样的功能需求。而从生产端来看，企业追求的是价格优势和速度竞争，要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去生产，这时所谓坚守质量就显得多余。追求品质和精益求精从来都不能脱离成本来谈。传统社会的精益求精，往往是给上层少数人的特供，普通大众是没有能力享受到这种福利的。而消费社会初期要求工匠精神的精益求精则意味着投入和收益递减，这显然是一种不划算和不理性。

　　同样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整个现代教育体制。传统工匠学徒制不仅是技艺传承形式，也是重要的教育模式。国外有学者在探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大师辈出的原因时曾将手工业行会、作坊学徒制列为重要因素⑨。学一门手艺，首先要当学徒，从小进入作坊或者店铺，长期跟随师傅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从打杂开始到模仿，再到和师傅合作，最后自己独立生产。这是一个真实情境中的学习过程，不仅学习、生产分不开，教与学也是一体的。学徒制对于掌握手艺这样的实践技能简直是必须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而现代教育制度首先将学习从真实生存中独立出来，每个人都需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去学习。再者，学校垄断了所有教育形式，吞噬了诸如私塾、作坊这样曾经存在的教育机构。最后，工业化过程中，教育的竞争选拔（或者淘汰）功能越来越被加强，培育功能越来越弱化。学科等级制使现代学校教育普遍重视智力超过体力，重视理论学术超过实践技能。学校更愿意培养教授、律师，而不是技工或者厨师。职业技能教育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被轻视，就是一个例证。

　　这样大环境下的行业差异和整体社会价值取向，促使个体做出自己的选择。人们不得不承认时代发展带来不同产业之间的此消彼长。制造业已经不再是主流，更吸引人的是金融、计算机、传播这些新型行业。那里有更好的薪水、更高的社会地位、看上去更好的前途，当整个社会系统的资源都投向某些行业时，新入的年轻人很难不随流涌入，原先岗位上有技能的人才也会渐渐流失，这才会有“用工荒”和老手艺、老字号的后继乏人。即使做一个好的程序员、金融分析师并不比修古画或者炮制中药技术，更轻松更不需要时间积累，一个年轻人也更可能选择前者。如此大环境下，要求个体坚守在某些传统行业发扬工匠精神其实是很难的。

　　至此，我们看到，现代社会工匠精神是如何在诸多因素作用下一步步衰落和被遗忘的。

　　三、工匠精神回归的内在逻辑。

　　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呈现的事实，近些年，“过时”的工匠精神突然又呈现了某种强劲的回归趋势。这种回归其实是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国家层面工匠精神回归的逻辑是,各国对实体制造业的再重视。

　　近年来各国重塑制造业、再提“实业立国”是工匠精神回归的大背景。金融危机之后，实体经济的战略意义被重新评估：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再兴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向挤压”挑战以及新科技革命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也提出了制造业强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在这样的语境下，工匠精神必然超出个人微观层面，被赋予更深更广的意义。

　　发源于制造业的工匠精神，传递的是一种有硬度的进取的实在风格，在其根本内涵上，一定是强调同物质现实打交道的，而不是纯粹思想的；一定是强调脑力必须与体力相结合的，而不是分离的；一定是强调创造制成产品的，而不是外包给他人的；一定是强调追求卓越的，而不是粗制滥造的。而这些点恰恰是过去一段时间被大环境所忽视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简单说就是发达国家将自己的实体制造业外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发展中国家依靠劳动力等成本优势为全球制造商品，并以此推动自身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则将重心转移到产业链的研发和服务端以及金融、互联网等更轻的行业。这种全球范围分工，在一定阶段有利于双方：发达国家认为这是一种向“知识型工作”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自然而健康的过渡；对于发展中国家，则是一种难得利用后发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的机会。然而，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近年来不断受到挑战。

　　发达国家的精英们意识到，制造业基础地位的弱化不仅危害经济发展，而且损害长期创新能力。经历了互联网泡沫、金融危机的人们认识到，“去物质化”的概念并不能成立，我们始终还是生活在砖石瓦块食品汽车构成的现实世界中，我们所需的物质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制造业仍是这个世界最核心的部分。没有制造业，所谓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根本无法立足，很难想象一个只剩下银行业人员、程序员和导游的国家。更重要的是，创新和制造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思考。原来那种二者分属经济体系的两端、可以分离处理---创新依靠大脑（知识劳动），是创造性的、洁净体面的高附加值专长活动；而制造依靠体力（体力劳动），是呆板脏乱的低附加值产物---这样的认识完全被反转。现代化制造是一个研发和生产、设计和实现之间需要大量知识交换及紧密协调的高度复杂过程。制造普通商品和创造高科技未来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对制造业的放弃会打破技术演进的经验链条，今天放弃了商品制造，明天就会被锁在新型行业的大门外⑩。一个国家失去制造能力，同时也在失去创新能力。另一个重大因素就是就业。发达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经济持续增长，但有一样东西未能被创造出来---就业。由于外包策略和技术替代，20世纪的头号雇主也是一直以来通往中产阶级的必由之路---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这不断受到人们诟病。发达国家需要重塑制造业，需要制造业发展推动的现实和创新力量。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则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造业曾推动这些国家由原来的农业国家蜕变为工业国家，但依靠原先粗放型模式已难以为继：能源消耗过大、环境代价不可持续、缺乏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仅仅作为简单的“代工厂”存在、产品普遍重“硬”偏“软”、“价廉质低”、始终处于全球竞争价值链中低端。与此同时，制造业正在发生深刻的技术革命，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不再仅是时髦概念，就像当年货币渗透自然经济，数字革命也正在渗透制造业，这又使后发国家面临更大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转型重振要求更为强烈。他们需要放弃原来粗放、急功近利的路径，重拾专注、标准、精致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在与新技术革命的结合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双方的问题、侧重、诉求各不相同，但在工匠精神所强调的现实精神和创新精神上却找到了契合。于是，原本应在个体语境中述说的工匠精神与宏观层面的国家产业战略调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二）企业层面工匠精神回归的逻辑是,消费社会后期的转型需要。

　　我们常常讲述个别企业家工匠精神的故事，比如寿司之神小野二郎六十年如一日的专注极致、乔布斯为了打磨精品不惜一次又一次的推倒重来，但如果你将追求工匠精神仅仅看成这些人的天才性格或者所在企业的营销策略，就大错特错了。这个时代，工匠精神当然是一种商业宣传，但同时也是一种真实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其背后更深的驱动力则是消费社会后期的转型需要。

　　生产端的工匠精神，一定是由消费端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推动的。一个追求速度甚于质量、追求价格甚于性能的社会，即使存在工匠精神做出的完美产品，也不会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只能归于小众。反过来，一个呼唤工匠精神、呼唤好品质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在消费端做好转型升级准备并且有充分甚至急迫需求的社会。想想国人为什么漂洋过海去买电饭煲、马桶盖，就可以明白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仅注重商品的质量、品质，还追求更加多维度的东西：服务、审美、创意、情感、时尚、环保、个性化、价值观、意义等等。

　　品质和审美追求成为首要诉求。当消费者愿意为细节买单的时候，自然会驱使企业不断打磨产品、精益求精。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重视产品设计就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博朗兄弟的“设计改变生活”,还是乔布斯的“科技和人文的结合”,都传达了伟大工匠们的理念：设计不仅关乎产品的外观，更是一个人工作品的核心灵魂。任何商品都被要求尽可能做到实用和艺术的结合，哪怕是一个无聊枯燥的电子产品。

　　个性化要求则成为另一个重要变化：过去风行的是千篇一律的产品，别人有什么你也有什么；如今这种消费模式正被人抛弃。个性化也许是出于一种真实的消费需求，只是因为过去没有条件实现而不得不压抑；也许是阶层差异加大的结果，爱好趣味因此呈现分众化趋势；也许是个体借此表现自我存在。但无论如何，人们开始愿意为这种专属性花钱，从定制服装到私房菜馆。在一个个越来越小众的市场里，甚至是一对一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中，原来淹没在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下的个体匠人方式和精神正在复苏。

　　消费的自然、本土、传统意识回归，尽管现在还未成主流，但趋势已经显现。消费扩张时代，全世界都向一个方向前进，都只有一个标准：发达国家的比落后国家的好、城市的比农村的好、工业科技的比自然的好。然而到了稳定期，人们则开始重新去发掘各个地方在风土上的多样性，选择对自身和环境都健康（环保）的自然产品，青睐地方工匠传统工艺品以及百姓手工制作，从崇尚欧美、向往都市回归本土传统消费方式---那些属于前现代的东西，转了一圈，似乎又回来了。

　　实际上，无论是高品质、个性化需求，还是本土、环保意识，都暗含着一种从以“物”为焦点到以“人”为焦点的转变。这可能是一种商品充裕的自然结果，也是消费社会转型的必然。人们更愿意透过好产品感受到它背后匠人的专注敬畏之心；人们更信赖对产品有着充分知识和热爱的人的宣传；人们更偏好那些细水长流的商品和企业；人们更会选择那些坚守譬如“不作恶”“改变世界”等正面价值观的企业。这种倾向传导到生产端，无疑会鼓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以一种更加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事业。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一种正向激励。优秀的终究会有所收获。工匠精神超越部分最为重要的基础在这个时候，被重新奠基出来。

　　（三）个人层面工匠精神回归的逻辑是,互联网时代“个体化生存方式”的回归。

　　个人层面工匠精神的回归不仅体现在一部分人重回传统手工业，更体现在席卷全球的创客运动以及各行业“互联网时代手艺人”的出现。如果说，回归某些古旧行业多少带有玩票性质或者一时兴起；那么，创客和互联网手艺人的“专业化生存”已经可以完全推翻这种判断。这种趋势愈加明显：他们已获得单纯兴趣爱好以外的驱动支持，渐渐成为一种正式的生存方式。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正在出现：产生于前现代社会工匠这种个体化的生存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又重新复兴了。这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力进步推动的，而互联网发展起到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

　　创客运动产生和发展于互联网时代，它实现和证明了：人人都可以制造，都可以从事创造性活动。人人都是工匠---这不是理论上的可能，而是真实的可能。首先，生产工具大众化使个人从事生产制造的面貌完全改变。马克思分析生产方式时，特别重视生产工具的决定性作用。从这个角度，可以重新理解个人电脑、设计软件、桌面数字制造工具以及未来3D打印机的革命意义。原先，电动机、机床等工具以及制造过程只能把持在大企业和专业人士手中，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及工艺成本降低，拥有了上述卓越工具的普通个人，已能够摆脱对生产资料系统（重资产）的依赖，在现实世界中大展拳脚。再者，互联网彻底改变了旧有商业模式和创造模式。专业技术知识门槛正在消失，网络学习和开源社群使掌握专业知识不再成为少数人特权，只要有心，就可以获取任何细分领域最前沿信息。生产销售模式也在改变。你可以选择自己生产，也可以通过网络寻找跨国制造商，只要将数字设计文件上传，就能获得基于互联网的按需制造服务。你也不必费心寻找经销商，借助电商平台，商品摆上虚拟货架，客户通过网络搜索而不必借助推销员自然会找上门来。即使是小众市场的另类产品也可能因互联网“长尾效应”凭借细水长流获得成功。还有，网络众筹等模式使创客获得资本的渠道大大拓宽，提高了产品从创意到产品的实现率。前现代社会，工匠本人常常是制造兼经营者；到了复杂分工的大工业社会，同时既是发明家又是精通经商之道的企业家变得不太可能；而如今从发明家成长为企业家的道路已大大缩短。于是，我们看到个人不仅可以业余爱好式地制造，还可以有保障地持续生产。

　　个体化生存不仅出现在创客所在的制造业，还出现在更广泛领域，“互联网时代的手艺人”“U盘化生存”就是体现。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个体力量的不断壮大。各项成本降低，各种门槛、桎梏、垄断瓦解，个人具有了可以和组织相竞争的资本和机会。工业时代的媒体人还必须嵌入到报社、电台某个机构中去，因他必须要依赖机构提供的硬件设备、人力支持、传播渠道、媒体资源等。一个人无法成为一个电视台。就在不到十年前，人们还不得不进入到昂贵的演播室去录制节目，然后经过剪辑处理，光这个成本就高达数千美元。但如今借助简单的手机功能再加上视频平台，就完全可以实现这一过程。技术、传播都不再是优质内容兑现价值的障碍。再比如，在线教育平台使得老师无需加入实体机构，就能够获得远多于过去的学生数量和收益。如果从积极角度理解网红现象，就可以了解互联网时代个体生存的可能性。如果理解诸如电子竞技解说这样细分领域的从业成功，就能了解这个时代呈现的多样性，感觉仿佛又回到旧时各种奇奇怪怪匠人涌现的年代。

　　依靠自己的手艺生存，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方式。过去有匠人，现代社会有自由职业者，如今有新时期的手艺人。然而这种相似背后个体自由度却有着巨大差异：这个时代，不仅个体可调用的外在资源大大增加，内在自我认知不断加深，自主发展机会也越来越多，人们更可能选择按照爱好和特长生活。当最终成功不取决于其他条件时，唯一的门槛和竞争就剩下了产品的优劣、技能的高低以及自身的投入。那些跟风进入的、外在驱动的人，面对竞争很难坚持到底；而那些没有天赋的、不够极致的，也终难优秀。这是一种正向筛选，同时也是一种正面价值观的重塑过程。你必须真正热爱并沉醉其中，因为没有一个出色的匠人是被动投入的；你必须不断提高技艺、打磨产品、精益求精，因为深耕自己的领域是成功的唯一方法；你也必须自我负责，重视声誉和影响力，因为互联网时代口碑早已超越了广告；你还必须尊重对手、敬畏工作，因为专注和进取自然会更懂得工作的意义。工匠精神对于那些开启了自主劳动的人，无需外在呼唤，已经变成一种主动追求了。

　　四、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工匠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内容---对工作的热爱、专注极致、精益求精更多来自人性本身的选择。然而，这些内涵的呈现却依靠每个时代提供条件，赋予各自意义。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直接连接当下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它精准地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现实需求，因而具有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重视创造创新，凸显个体自主性和人的价值，强调现实统一。工匠精神背后折射的是这个时代实践精神的复兴。它是一种真实的时代气质，它代表现在的现实，更是一种未来的趋势。

　　新工匠精神中的创新（创造）内涵比任何时代都更为显着。过去，创新从来都只是一种生产活动的副产品。然而现在却完全不同：创新被单独提出成为主语，甚至一种首要价值。即使最简单的工匠行为都包含创造性，差别在于过去匠人工作、师傅授艺，并不会对此特别强调，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传承更重要。但是现在，无论是创客运动、个体化生存，还是国家层面需求，创新无一例外都被特别看重。这首先是因为飞速变化的世界，过去经验已经远不能应对未来的复杂挑战，于是创新本身成为一种解决之道。再者，强调创新也是对现代化弊端的一种超越。现代制度一方面带来高速高效以及巨大财富；但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其负面效应---体制规则僵化、工具理性下的急功近利、社会系统追求封闭稳定、排斥不确定和出错。这些都需要依靠创造活动本身去突破。创新意味着承担风险和拥抱失败，意味着非常规行为和打破界限。一切创造活动都是面向未来不确定性的行动。这其实也正是工匠活动的本质。“在物质世界中摆弄些小发明，寻找一些做事情的新方法---这和从根基上撼动一个帝国在精神上相通，都不愿平白无故地接受任何东西，也不愿把任何事物看作理所当然。”改变世界并不仅仅指轰轰烈烈的革命，也不是只有英雄人物可以做到的事情。制造一个更好用的活动扳手、提供一次更优质的美食服务、开创一个更好看的网络视频节目---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世界就这样被创造出来。

　　新工匠精神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个体自主性和人的价值的凸显。新工匠精神正在开启一种自主劳动。人人都可以创造、更强烈的自我成长意识、增长的自我教育和环境塑造能力、因循兴趣和创造力过有尊严生活、依靠天赋和实干兑现价值的良性循环……一个关乎私密的个人力量的领域正在蓬勃发展。自主性凸显并不意味着个体孤立，相反，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更加紧密深入。只不过，这种协作不再以旧时工厂流水线的直观形式呈现。一方面它已内化到个体调用的资源中---今天你使用的最简单的工具都是复杂协作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利用新形式将更多人纳入进来，比如互联网的深度应用。于是，传统工匠的个性化特征与现代社会高度协作特征在这里相遇了。更多真实世界的证据都在表明，这个时代人的价值的凸显。新工匠精神在最初意义上就是要打破那种将人作为手段的“异化”工作模式；消费社会也正在经历从以“物”为焦点到“人”为焦点的转变；社会硬件为个人赋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个人获得更多自由、个体与组织的新型关系正在形成。

　　新工匠精神对现实统一内涵的强调则蕴含着更深的意义。无论是国家对实体制造业的重塑，还是现代匠人利用新工具手把手打造产品，消费者更接受独具匠心的商品，你都可以看到一种对现实的创造性活动的重视、一种回归与物质世界打交道的传统。“动手劳作”在这个时代正在获得比过去更高贵的意义，物质产品也抛弃了原来千篇一律死气沉沉的样子，人与物的关系在更为积极的意义上被述说。对现实的强调，其实也是对真实世界整体统一本质的强调。个体层面，人们重新渴望的匠人活动这种集手、脑和心灵一体、体力和脑力协调的工作形式，新时代人的技能全面化要求使得知识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界线在慢慢消除；产业层面，研发与制造、发明家与企业家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国家层面，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创新与制造相互依存促进。新工匠精神揭示了人们对原先的分裂状态正在认知上反思，在实践上调整。

　　新工匠精神背后折射的是这个时代实践精神的复兴。这种复兴不是书本上哲学派别的理论转向，而是一种真实的社会风貌或时代气质的改变。尽管这一点还缺乏明确严格的论证，但你完全可以从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以及社会变化趋势中清晰地感受到。在这个时代对工匠精神回归的呼唤中，既可以读出古希腊实践传统对制作图式以及知与行统一的重视；也可以读出近现代实践哲学强调现实生活、“改变世界”理想以及现代性批判的意味。新工匠精神并不是致力缅怀和回到传统，也并不反对现代化，它在做一种连接或者调整，为了在现有基础上达到一种更好的状态。重视创造创新，凸显个体自主性和人的价值，强调现实统一---这是属于这个时代工匠精神的新的内涵。它代表了现在的现实，更是一种未来的趋势。

　　注释：

　　①②④⑦参见[美]理查德·桑内特《匠人》，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65、365、6~7、70页。

　　③⑥参见余同元《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

　　⑤参见徐少锦《中国传统工匠伦理初探》，载《审计与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

　　⑥参见余同元《传统工匠现代转型研究---以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工匠技术转型与角色转换为中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⑧[美]亚力克·福奇：《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陈劲译，浙江人民出版2014年版，第114页。

　　⑨美国学者David Banks通过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的统计数字，筛选出三个人才最密集的时空（时间限定在半个世纪左右，空间为一个城市）。从统计学的人才密度上第一名非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莫属。其中人物有：布鲁内莱斯基（建筑师工程师）、多那太罗（雕塑家）、阿尔贝蒂（作曲家）、吉贝尔蒂（青铜雕刻家）、波提切利、洛伦佐。美第奇、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利、拉斐尔等等。上述人才并不产生于大学，几乎都是从作坊中产生的。（参阅科伊尔（Daniel Coyle）：《一万小时天才理论》，张科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8-61页。）。

　　⑩参见[加]瓦科拉夫·斯米尔《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李凤海、刘寅龙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