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军事留学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留学教育形式,不仅具有自身历史性的内在结构,而且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鲜明的社会性特征。近代军事留学教育产生于晚清社会内外交困之时,留学活动贯穿整个晚清以及民国初年,在其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社会因素多角度、多方位地制约和影响着留学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军事留学也为近代社会造就了大批人才,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促进了近代民主主义的勃兴。

　　关键词：近代军事;留学;社会学因素;社会变迁;

　　近代军事留学教育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是在晚清内外忧患、御侮图强的困境中艰难起步的。这种跨国界的特殊教育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与派遣国和接受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军事留学教育这种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使得我们不能仅仅是从留学生个体行为的角度,而是要从社会活动的高度来研究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从而揭示近代军事留学教育与近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规律性联系。

　　一、近代军事留学教育的发展历程

　　(一)军事留学教育的兴起

　　1840年以来,中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在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签订后,近代中国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开启了求富、自强的军事教育发展之路。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以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为代表的洋务大臣逐渐认识到,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的国外引进是远远不够的,要走出国门,培养通晓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与军事指挥艺术的人才,这才是国家自强的根本。

　　1875年,福州船政局第一届船政大臣沈葆桢趁法国教习回国之际,在福州船政学堂挑选五名优秀学生随其入法学习。虽然此次留学时间仅有一年,但此举却开创了近代军事留学教育的先河。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派遣留欧生35人到法国学习,并于1880年先后回国。此次派遣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留学生受到了海军界的一致欢迎与重视。

　　在先期派遣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从1877年到1886年,清朝共派遣了三批海军留学生出国深造,留欧学生总计81人。由于甲午战前海防危机严峻,军事留学主要集中于海军留学生的派遣,陆军留学生的派遣人数不足10人,且学习专业有限。尽管如此,先期派遣依然为甲午战后陆军留学的大规模派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军事留学教育的发展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举国震惊,号称拥有世界最先进海军设备的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这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思。于是,效法日本,振兴军事的呼声不绝于耳。1898年4月,张之洞发表著名的《劝学篇》,从日本的文化、风俗、留学费用等几个方面阐述了留学日本的优点,受到了国人的认可。与此同时,日本为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也极力主张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在清政府的倡导以及日本的政策鼓励下,开始了甲午战后大规模的留日活动。

　　据统计,从1898年至1908年十年间,赴日陆军留学生达1000人[1]。由于甲午海战对海军的重创,海军留学规模远少于陆军,从1906年至1909年,清政府先后派遣赴日海军留学生总计143人[2]。尽管如此,海军在此期间的留学人数也远远超过了甲午战前,而且也大大超过了这个时期派遣到欧洲的留学生。

　　甲午战后,清政府在留学生的派遣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战前,由此可以看出清末新政期间晚清政府的积极改革态度。在大量学子负笈东瀛的同时,欧洲留学派遣工作也没有终止,且形成了一定规模。虽然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但从最终留学效果来看,日本军事留学生的整体质量要稍逊于欧美留学生。究其原因,这与日本领导层的民族狭隘性不无关系。日本军事学校不仅对中国学生存在歧视,而且始终怀揣戒备心理,不向中国学生传授最先进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

　　(三)军事留学教育的规范

　　20世纪初,大批留学生陆续归国,在他们的主持下,军事留学日趋规范化。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不仅设置了专门机构负责留学生的管理,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留学教育政策,借以鼓励、规范留学派遣工作。

　　以海军留学教育为例,1913年,海军部设立了留英海军学生监督处,颁布《留英海军学生监督办事处暂行章程》,在派遣人数、派遣专业以及留学经费等方面做出了规定,结束了晚清缺乏统一管理、过于随意的留学局面。1918年12月22日,海军颁布《英美海军留学员生规则》[1](337-342),进一步规范留学生的学业以及日常军事管理。留学管理条例依次颁布后,民国时期留学教育规范、有序,保证了留学生的派遣质量与留学效果。

　　民国时期留学教育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元化。一方面,派遣国家日趋扩大,除原有的英、美、法、日等国外,又发展到了奥地利、菲律宾等国家。留学军种在海军、陆军的基础上增加了空军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在战争中的使用引起了世界各国对空军建设的重视。从1915年起,民国政府陆续向英、美等国派遣留学生,学习飞机制造技术与飞行驾驶技术。另一方面,留学人员在组成结构上发生了变化。民国政府既重视留学生派遣,也逐渐增加对军事管理人员的海外考察与培训,留学人员组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二、影响近代军事留学教育的社会学因素

　　(一)政治因素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各阶级、各种权力主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策略、手段等特定行为。留学教育是与一定阶级的利益相关联的,因此,政治直接影响着留学教育的发展状况。从近代军事留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派遣国和接受国的政治形势深刻地影响着留学教育的程度与规模。

　　首先,留学教育与派遣国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践证明,无论派遣国的政局是否稳定,都可能推动留学教育的发展,我国近代军事留学教育就是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兴起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封建统治受到了强大的冲击,长期实行的封建统治在西方的重压下濒临破产。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统治阶级开启了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军事留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开始的。可以看出,近代军事留学的兴起,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来发展国家军事力量,从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甲午战争后,沉痛的战争失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危机。从大规模的向日本派遣军事留学生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日政策在转变。民国初期,尽管中国政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中国融入世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也是民国初期军事留学能够实现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军事留学的发展一方面与派遣国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接受国的政治态势。甲午战争后,日本为了和沙俄争夺在远东的控制权,极力笼络清政府,推行吸引留学生的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各界要人联合访华,游说中国当权者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例如,东亚同文会会长冈护美子爵劝说南北各省派遣文科学生留日;日本参谋本部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多次走访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劝说他们派遣陆军留学生;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等直接向中国当局建议效仿日本教育制度,等等[3]。这些政治环境为甲午战后留日高潮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二)经济因素

　　近代军事留学兴起之时,正是洋务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军事近代化的追求促使近代工业化起步。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了安庆内机械所,开启了近代工业化的序幕。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的主要目的在于“求强求富”,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这个阶段主要是兴办军事工业,借以实现“求强”的目的。在此期间,洋务派创办的军用企业20余所,其中规模较大的包括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持续约20余年,这个阶段大力兴办民用企业,借以实现“求富”的目的。在此期间,船舶机器修造厂、机器绵纺织厂等近200所轻工业工厂开始兴办。近代工业的创办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部分民间资本进入生产领域,推动了技术进步、生产力变革。民族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增长点,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甲午战前,军事留学主要集中在欧洲国家。欧洲国家留学费用高昂,而军事留学生多数出身寒门,留学费用均需要官方资助,因此,经济因素是近代军事留学的重要制约因素。正是洋务运动时期经济的发展,才促使军事留学的兴起;同时,也因为经济发展缓慢,使得甲午战前军事留学规模较小。

　　甲午战后,教育结构的重大变革给传统教育带来了剧烈震荡。受派遣国与接受国经济情况的影响,赴日留学人数激增,留日浪潮愈演愈烈,“就学费而言,当时在中国国内学校就读的费用,有时甚至可以足够作日本留学之用”[4]。留日浪潮的出现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深感不安,基于战略利益的思虑,美国率先实行了“庚子赔款”。留学专门资金的注入,打破了日本留学的垄断之势,军事留学派遣国家呈现多元发展态势。

　　(三)文化因素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文化指的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集体创造、共同享有、后天习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总和[5]。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式,文化的传统与变迁必然会直接影响到留学教育的发展。

　　从派遣国来看,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留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中国近代军事留学的兴起,就是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中艰难成行的。史学界认为,中国在现代化类型上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在外强侵略下形成的。几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以及封闭锁国的政策,滋生了根深蒂固的“天朝大国”的心态———鄙夷一切外来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化。当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撞开中国大门的时候,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才猛然认识到,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政治、经济、文化远胜他们的强大的“泰西”。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势差,迫使近代军事留学教育起步。

　　在近代军事留学过程中,一直充斥着不同文化的撞击与融合。受传统的“华夷”观念的影响,对西方的学习很长时间仍停留在表层的技术层面,这也成为近代军事留学的致命之伤。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仅仅让留学生通晓西方技术,使中国不依赖西方,而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西方军事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只知道向西洋购船炮、学技术,而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的君臣一样,从学习西洋的法律政治入手,其结果,所师之长技,不过是“无本之花”[6]。

　　(四)军事因素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中国社会首先遭遇到的冲击就是颓废的军事制度,薄弱的军事力量在西方列强的坚兵利舰面前不堪一击,战争残酷的事实昭示了传统旧式的军事局面已无法承担维护国家主权的重任。与此同时,西方近代火器的广泛使用,强大的军事文明,也为晚清政府提供了成功的范式。“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7],可见,留学运动从产生之初就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由于军事危机的影响,近代军事留学从产生之初就显现出跛足前行的不平衡发展局面。甲午战前,严峻的海防军事危机迫使军事留学主要集中在海军。从甲午战前军事留学生的派遣情况来看,海军留学生总计派遣81人,而陆军留学生总计派遣12人,且其中三人在抵达国外后又改习海军。甲午战后,海战的失败以及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迫使清政府开始了对陆军留学教育的关注,陆军留学发展迅速,甚至大大超出了海军留学的规模。此外,留学国别也由甲午战前的留欧转向甲午战后的留日,这其中也离不开军事因素的影响。

　　三、近代军事留学教育产生的社会效应

　　(一)军事留学教育影响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是指一种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从广义上说,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的发展、进步、停滞、倒退等现象和过程的总称;而从狭义上讲,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本文中,社会变迁特指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变迁,内容包括政治变迁、经济变迁、文化变迁、教育变迁等。

　　1.军事留学教育影响政治变迁

　　澳大利亚学者冯兆基指出,“军事近代化本质是一场政治经历,有助于军人形成近代化的世界观”[8]。近代的军事留学一直与思想启蒙、社会政治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清末民初的留日浪潮为例,在沉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留日学生显示出了空前的学习热情。在努力学习先进军事技术的同时,这些留学生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留日军事留学生不仅是一个新式的军人群体,也是一个新式的政治群体,他们创办革命刊物,倡导军国民教育,为国家的政治救亡运动奔波。出国培训使留学生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强国之间的差距巨大。“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受急进思想影响,加入了同盟会或其他支持国内斗争的革命团体……有充分证据表明,民族主义意识正在中国军队里滋长。”[8](95)留学生中的绝大多数参加了同盟会,且革命意识明朗,成为辛亥革命运动中一支重要的政治队伍。

　　此外,在海外求学时期,军事留学生不仅系统地掌握了国外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技能,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熏陶。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他们回国后显现出浓厚的政治参与意识,很多人进入了政界。舒新城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评论说:“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联系,尤以军事外交教育为甚。”[9]据民国前期海军将领留学人员统计,民国前期海军将领总计152人,其中留学人员76人,占总数的50%。担任上将的留学人员占上将总数的81.8%;担任中将的留学人员占中将总数的48.6%;担任少将的留学人员占少将总数的43.3%。而且,还造就了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等一批海军首脑与政界精英,这些留学生身居政界要职,主宰着近代中国政治风云的变换。

　　2.军事留学教育影响军事变迁

　　军事留学的兴起与发展源于军事战争的需要,因此,军事留学对近代军事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留学生成为清末新军与北洋军官的主要来源。著名军事教育研究专家鲍威尔在其著作中指出,“到1911年,在部队中服役的军官已经有八百名左右曾在日本留学”[10]。到辛亥革命前,清军中很多高级将领都曾留学海外,中下级军官中留学生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军事留学生积极参与军事理论的研究、新式军队的编练以及军制的变革,促使近代军事向正规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军事留学生是最早掌握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的群体,也是将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引入我国的先驱。如吕德元、蒋百里、徐建寅等,留学归国后一直致力于现代军事理论的研究,成为我国近代军事战略战术理论的领军人物。近代著名兵工学家徐建寅结合西方所学,编纂《兵学新书》,详细地论述了现代化的作战手段的重要性,并提出兵制建立必须与军事教育相辅相成,武备与学问相结合才能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留日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在深入思考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编著了《国防论》《国防知识》等书,阐释了我国军事教育的纲领,形成了适合我国军事教育实际国情的军事理论。《武备杂志》《武学》等军事杂志也陆续出刊,介绍了世界先进军事技术与军事战略理论,并紧密关注日本、欧洲的军事训练情况。

　　军事现代化的本质是军人的现代化,大批军事留学生回国后凭借扎实的专业基本功,迅速成为新式军队编练的领导者,他们将在海外所学悉数传授给各级兵弁,提高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甲午战争前,在北洋海军中,有近1/2的船舰由留欧生担任管带(舰长),他们通晓现代军事作战技术与军事指挥艺术,成为北洋舰队的核心力量。在军事留学生的推动下,新式军队的训练与编制也日趋制度化。《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练章程》《校阅陆军章程》《陆军补官制度纲要》等章程,都是在军事留学生的倡导和推动下制订的,促进了我国近代军事体制的建设。

　　3.军事留学教育影响教育变迁

　　留学教育对教育的最突出贡献便是培养了大批的教育教学人员,在教育理念的更新、教育方法的改善方面,成为时代的先行者。

　　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发展的早期,军事教育一直缺乏军事理论扎实、军事技能突出的称职军官,所以,早期军事学堂的教育教学人员多为外籍教习。由于聘用费用高、管理难度大且人数有限,严重地阻碍了近代军事教育办学规模的扩大。随着军事留学生的陆续回国,军事教育教学人才匮乏的局面逐渐扭转。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云南讲武堂等,随处可见军事留学生的身影。这些留学生中的许多人被委以重任,成为近代军事教育改革的坚定推动者。大批留学生的加入,改变了陆军军官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促进了军队整体的现代化。

　　在军事留学生的推动下,近代军事教育理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基础学科、技术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等正式成为学校授课内容。课程设置打破了儒家经典一统天下的局面,从原有对西方器物、技术层面的学习,深入到对其思想理念的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西方政治思想学术、军事制度理论等渐次走入近代军事学堂,课程内容的科学化日渐凸显。在军事留学生的主持参与下,军事管理制度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四级三类军事教育体制确立,近代军事开始向制度化、正规化方向发展。

　　(二)留学教育的社会负效应

　　留学教育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存在与发展,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负效应。近代军事留学开始于晚清的社会内外忧患之时,且一直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在引领社会发展的同时,在某些时期也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近代军事留学的开创阶段不是由政府统一规划派遣留学生,实际是地方重臣的个别行为。这种全国性统筹管理的缺乏,造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并在民国早期演变成严重的派系之争。民国初年,在海军将领中,闽籍与非闽籍矛盾尖锐,闽系内部也是派系丛生,互相倾轧。北伐战争前,闽(马尾)系、东北(青岛)系、粤(黄埔)系呈三足鼎立之势。派系之争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严重阻碍了近代军事的发展。

　　留学教育不仅是一种文化交流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意识重塑过程。留学生为了适应接受国的文化,在很多方面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对接受国的文化产生认同感,潜移默化地受到新的思维方式、新的价值取向的影响等。当留学生回国后,对留学国家的认同感与亲切感会在其具体的工作中有所体现。例如,北洋政府时期,日本在留日学生中大力培养亲日分子,助长留日学生的军阀割据意识,对直皖奉各派留日学生分化利用,以实现其扰乱中华的目的。留日学生是近代军阀混战的主要参与者,舒新城指出:“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以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中(光绪三十三年)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付重大责任。”[9](212)“日本士官派”是近代陆军的重要派系,他们中涌现出很多军事人才,但也孽生出大批的封建式军阀,造成了国家的政局混乱,人民的流离失所,成为近代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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