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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

阅读:314 次 作者:谷雨 来源:读创 发布日期:2020-11-29 19:14:00
基本介绍:一起问道文学网分享的“我·深圳的故事”征文一等奖作品。

  深圳是所奇妙的城市,它照亮了智慧与梦想,创造了机遇与财富,还构建了人际关系与情感。深圳给了我许多没有血缘关系却比有血缘关系还亲的亲人,其中有我最敬爱的人——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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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底,我父亲来电告诉我,他已再婚,让我周末来一趟深圳见见我的新妈妈。我顿时茫然了,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98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父母就离婚了,我一直像妈妈一样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也曾有寄人篱下的经历。我心里一直盼着家里有个女主人,同时也担心着“后妈”会不会如传言般那么可怕。

  一个月前,我爸才怀揣着东奔西凑来的学费,坐长途大巴从粤北老家送我到广州念书。为了节省25块,我们只能坐低速车,原6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整整坐了12个小时。那时,爸爸从未谈及他的私人感情,我更加不敢相信那时有女人愿意选择我爸,有哪个家庭愿意接受我那穷得叮当响,还带着我和弟弟两个“拖油瓶”的家?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来了深圳,刚刚接受完军训一个月的我晒得跟“非洲人”似的,也晒掉了一层皮。 我爸和我后妈在罗湖汽车站接我,我爸向她解释我在学校刚刚军训完毕。她很年轻,样子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长得有点像电影明星钟楚红。她看起来很和蔼可亲,我礼貌性地叫了她一声“阿姨”。她柔声地对我们父女俩说:“阿玲一定很累了,得尽快回家好好休息。”我爸紧紧地牵着我后妈的手,大步地走在我的前面,空着的另外两只手帮我拿行李。落日照在我们三人的身上,在地上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彷佛在给我们这个刚刚新组建的家庭进行拍照留念。那一刻,我忘了路程的疲倦,我知道我已经疲倦了很多很多年,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倦根本不算什么;我忘了周围行色匆匆的路人,我知道他们终究会到达休息的港湾;我忘了天快黑了,我知道天黑了,还有星星和月亮。我看着地上的影子,那如意象派的简笔画,让我不由得在头脑中构想着我们的新生活。

  在车上,我才知道我后妈是深圳坂田本地人。从罗湖到坂田,那时“清平高速”还在施工,得经过深圳的“二线关”。布吉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认真地检查我们的证件,我没有办边防证,便拿出了学生证和火车票辅助检查。过了布吉检查站,我们一路颠簸来到了坂田杨美村,那时停车站点叫叫“金龙羽”而非“杨美地铁站”。布龙公路还在建设中,车灯下能看到大片扬起的尘土。我们的新家在金竹小区,金竹小区只有几个巷子几十户人家,后面都是荒山,现在周边的建筑群和道路尚未规划,如“华为荔枝苑”、“深圳科学高中”和“环城北路”等。

  我在家里第一次见到了外婆,她年若60多岁,穿着一套淡蓝色带小花的绵绸衣服,干净清爽。她剪着齐耳的短发,头发乌黑浓密,一个长的梳夹把前额的头发整齐地梳到头顶。她慈眉善目,脸圆耳厚,看起来特别善良、仁慈。她微笑着招呼我进屋,用深圳客家话叫了我一声“阿妹”(客家人长辈对晚辈的爱称)。我当时像普通人称呼老人家一样称她为“啊婆”。晚饭时,我见到了我后妈的众多亲人。九十年代末,我后妈离异后回了娘家。她父亲已去世,她跟外婆住在一起。除了她的二哥生活在香港,其余的亲戚全在深圳,他们住得不远,能经常见面、聚餐。她家族的人打扮得十分时尚、潮流,言行举止上有点“贵族”气息,让我感觉很拘束,我发现我爸也有点拘谨。只有外婆的朴素,让我们毫无距离感。

  2

  第二天,外婆起得很早并在厨房里忙碌起来。我小心翼翼地跟着她后面,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总是亲切地让我去客厅休息,多熟悉家里的环境和亲人。这里的大人们都爱打麻将,小孩喜欢打电脑游戏。我觉得在厨房更有我的乐趣,便央求着外婆让我帮她。她很欣然地接受了我在厨房里帮忙,并指导我如何干活。闲暇中,她悄悄地跟我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应该正确地叫她“外婆”,叫我后妈为“妈妈”。我毫不犹豫,马上改口叫她“外婆”,她开心地笑着说“真懂事!”。回到客厅,我大大方方地叫了我后妈为“妈妈”。在老人家不经意的提点下,一切都很自然地发展着,气氛很和谐。

  外婆的三儿子住在楼上,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我敏感地察觉到第一次他见我的时候有鄙夷的眼神。后面竟得到了印证:第二天,我和外婆二儿子的继女刚好坐一块,吃饭时他指着我们,对他上6年级的女儿说:“你看好了,这是来自大城市的姐姐,那是来自农村的姐姐。”坐席上的人都愕然了,我那自尊心特别强的爸爸瞬间凝结了笑容。我强忍着不适,很客气地向他女儿点了点头示意着招呼。外婆在坐席上大声说“大家记住了,我们一大家子都是农村出身的,我还带你们耕过田的。”说完,外婆把一只大鸡腿夹到我碗里……

  我回学校的时候,外婆拿一袋东西塞给我,她还从脖子上摘下来的观音吊坠挂在我身上,她是个信佛的老人家。她慈祥地说道“阿妹,记得回家的路,好好保重身体!”

  在火车上,我把袋子打开,发现有水果和零食,有外婆煮的一大包鹌鹑蛋,还有一个装着300元现金的红包。“有家——真好!”说完,我的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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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节假日我就从广州回深圳的家。外婆很勤劳,每天早上都起得很早,会舍近求远,走1公里左右去扬马市场买菜。大家也曾劝过她不用那么辛苦,也不必这样省钱。她总是说去扬马市场能锻炼身体,还能看到很多邻里乡亲。我常陪她去市场,她像个知心老婆婆,很多本地的老人家找她聊天,也很多外地的小贩们热情地帮她挑食材。如果她哪天没来,那些人也记得清清楚楚。外婆从来是一个忠实的聆听者,尤其当别的老婆婆在不停地唠叨着家里长家里短,她只偶尔应着说“是”,偶尔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我们少操心些吧!”买完菜后,她把菜放进了自带的两个大环保袋,她从不让我帮忙提,她用她随身携带的棍子作扁担,两头挂着两个环保袋,用肩膀担了起来。

  路上,经过杨美村老围,那有一大片具有浓郁客家建筑风格的老房子。房子大多数是建国之前建的,有些单层的泥砖瓦房已破烂不堪,有些两层的青砖瓦房还住着一些租客或者本地的老人家。每次经过村子前面的那口干旱的大池塘,她都会让我停下来休息,尽管我们都不需要。她有时对着那片老房子深思,有时对着周围开发后的高楼大厦发呆,有时向我讲述杨美村的故事。改革开放前,村子被群山包围着,村子前面是大片水田,一直延伸到的“鸡公山”,山附近是旱田。村子后面的山上全种了荔枝树。村子前面的大池塘是全村竞标养鱼的,村子后面有个鹅头型的小山,曾有风水先生说他们村风水很好,是“天鹅饮水”的格局。现在村里的基本上被开发了,但老一辈的村民都知道,村子的老房子、池塘和鹅头山是不能动的。“以后就难说了……”,外婆说这句话时,神情充满了惆怅,她拍了拍池塘旁边的老龙眼树,传递着她对村子未来的一丝担忧。

  外婆说,村里每户人家的田地也不是特别多,60年代初闹过大饥荒,有大批村民迁居香港。60年代末,她的二儿子和三儿子曾结伴冒着枪雨弹林游泳偷渡去香港。她的三儿子被身边被枪打死的人吓回去了,只有她二儿子坚持游过去,捡回一条命,投靠了早期迁居到香港的一位叔叔并定居下来。改革开放后,村里的发展越来越好,每年每个户籍人员有一笔可观的分红款。那些户口在别处的,包括在香港的人想再迁回村子,已迁不回来了。她常常感叹,要是二儿子能回深圳定居,一家团聚,该多好啊!她跟她二儿子感情最深,98年香港回归以前,香港管理很严,他们母子难得见一回。回归后,情况好多了,特别是2011年深圳地铁5号线贯通后,二儿子回深圳更便捷,回的次数就更勤了。外婆说到这里,又露出了笑容。

  经历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外婆活得很通透,我佩服外婆虽然不认字,却有大智慧。

  4

  我读大学那几年,坂田周围仍在建设,临时荒废的土地较多。外婆会带我去周边荒废的土地上开垦出来种粉葛或者红薯。客家凉帽、锄头和簸箕这些工具成了我们的“好帮手”。她常说他们这辈人对土地有执着的热爱,看到荒废的土地堆满垃圾或长满野草就会觉得心痛。她不但带着我到楼顶种出绿油油的蔬菜,还教会了我做深圳的客家菜和粗叶粄。

  深圳临海,能产优质的生蚝,深圳人都很喜欢吃蚝。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圳蚝便驰名海内外。沙井蚝文化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写着宝安县1978年—1982年蚝豉收购价格黑板。客家人喜欢酿法做菜,以保留原汁原味,有酿苦瓜、酿豆腐……酿蚝四就成了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外婆说以前家中生活困难,一年到头很难吃到蚝。舅舅们放学后,带个小篓和蚝啄和几个同学常常相约在海边堤石“打蚝仔”解馋。虽然只有拇指般大小的蚝仔,拿回来煮蚝仔粥、做肉馅的配料,也让全家回味无穷。

  外婆准备的“酿蚝四”主要食材有:猪肉、干蚝、瑶柱、虾米、猪油网、马蹄、鲜葱和姜丝、猪肝等。她带着我洗干净食材,削好马蹄、葱、姜丝。按她的示范,我把每根葱去掉尾巴的叶子。她则在一旁把旧报纸铺在地板上,上面放一块又大又圆的老式砧板,把猪肉切成一小块。她双手拿着两把打肉刀,有节奏地拍打着肉,像演奏着美食盛宴的开场曲。剁肉开始碎时,一边剁,一边均匀加入瑶柱、虾米、马蹄、姜丝。当肉已和其它食材粘稠在一起,她把肉馅装进盆子备用,再切开一张两个巴掌大小的猪油网。她把肉搓成的长长的一团,把肉团放进猪油网中,加入一根葱、一个蚝、一大片猪肝,这样就做好一个如成年女人拳头大小的“酿蚝四”了,做好以后全放进锅里蒸熟,就成了一道美味佳肴。每次我和外婆做“酿蚝四”要用一天功夫。第二年再制作时,因我觉得大得腻人,便自作主张把它的体积减半。大家品尝时,都觉得小的更好吃。外婆欣然决定,以后把“酿蚝四”全酿成小的。外婆生活的年代大多是难得吃上肉的年代,那时习惯并且时兴把“酿蚝四”做得很大,客人来拜年吃饭,看着也体面,吃得也更香。外婆能为了大家的口味而改变她的习惯做法,我觉得十分难能可贵。

  5

  07年,我毕业后到老家的银行柜台实习。刚上班不久,我突然头痛和发烧,身体陆续出现了豆大的疹子和水泡。我去医院被诊断感染了孢疹病毒,俗称“出水痘”。水痘的传染性极强,我不能继续上班了。我颤颤惊惊地打电话给我爸,表示不想回深圳,怕被人嫌弃,打算在出租房里自理。我爸转达外婆的话,一定让我回深圳,她会照顾我,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我回到深圳,开始了隔离的生活。我整天发着低烧,皮肤痒得好像数以万计得蚂蚁在爬行,还特别想抓痒。因我要戒口,外婆需另为我做饭菜。那段时间我吃的最多的是外婆给我特制的冰糖炖猪心,外婆说这道菜最能安神定惊、养心补血。她亲自给我上炉甘冲洗剂和换药。她向人打听民间草药,煲草药给我洗澡和服用。在外婆的悉心照料下,3周后我身体的水痘已全部结痂,医生说我不具有传染性了,我终于自由了。

  大病初愈的我依旧一副病态,外婆还像以前那样,会跟人介绍我是她的外孙女。不巧的是,我爸的老板来家里做客,没想到我爸会跟老板介绍我表妹是他的女儿,我是他的侄女。我大发雷霆,闹着要离家出走。外婆一边批评我爸,一边开导我,并创造了我们父女俩沟通并和好如初的机会。现在的我,已完全不把我和我爸的矛盾放在心里。与其说我成长了,不如说是外婆炙热的爱融化了我心中的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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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愈后,更依恋外婆,更喜欢听她讲故事了。改革开放前,外婆家还种着田,外公在村里杀猪,乡亲们需肉票才能吃上肉。外公和外婆有时自掏肉票送给一些困难的乡亲。外婆常叮嘱外公卖猪肉时不能学别的无良商家把水注入猪肉,不能用“短斤缺两”的伎俩。一次,一名租客骑自行车交给外婆100元,我问她怎么租金那么便宜?她说租客的经济不好,家里有病人,已说好免他的租,是租客自己坚持要交,那就随他意,交多少钱无所谓了。

  10年,老围成了危房,本地的老人家和租客全都不能继续住了。我弟弟服完兵役快回家了,外婆坚持让出房间,一个人搬到2楼生活。12年后,外婆的身体每况日下,摔了5次,还患上了老年痴呆症。19年8月,九十一岁的她离开了她留恋的世界,遗憾地闭了双眼。她没来得及看我们这几个在她身边长大的孩子全部成家。外婆离世后,我非常自责,自己身为家里的长女,没有完成老人家的心愿,我伤心得大病一场。外婆的葬礼很隆重,前来告别的宾客很多,其中有她的老租客。

  外婆患病前,能通过脚步声,隔着关闭的门和厚厚的墙,分辨出家里的每个人。现在我回家,会故意放慢脚步,盼望着外婆还能用洪亮的声音迎接我。走过了寂静无声的二楼再往上走,我觉得脚步很沉很沉……

  外婆有一部红色的陈旧的念佛机,那是她的心爱之物,虽然已经不能播放了,我还是如珍宝一样把它带在身边。只要看着它,我就感觉外婆还在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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