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吃过西红柿的人，就不会有对西红柿的感受，也不要对西红柿的味道做评论，你可以评论吃过的西瓜之类。搞创作也一样，作家只能写好自己熟悉的生活。正如史铁生先生对“文学创作须有生活”的理解：“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出现好作家。”这段话对于生活——作品——作家三者的关系，无疑是一种独辟蹊径的精辟见解。

　　对于现实生活中活着的人，正象史先生分析的那样，你无法将他们的生活分解为“有生活”和“没有生活”。可是艺术创作却要求“有生活”，否定“没有生活”。这也是正确的，与史先生的见解并不矛盾。

　　一个人只要能对促使你进行创作的生活有深刻的洞察和独到的见解，你就“有生活”，谁一定会说你写不出好作品？这样想来，“文学创作须有生活”中的“有生活”是艺术创作中有特定含义的特定要求，是在艺术创作中，作家对生活原型真切的、独特的感觉。“没有生活”就是对生活没有这种感觉。

　　你可以生活在“有生活”的生活中，也可以不生活在其中，但都可能产生“有生活”的感觉，刺激你创作的欲望。你有自己的生活范围，它们中存有典型和意境，抓住它就可能写出好作品。然而，有时候却不尽然，作家夏衍出身肯定不是包身工，他为什么要写包身工，不写《包身工》难道就不会有好的作品？如果这样，包身工的生活由谁写才适合，由熟悉包身工生活的资本家及其走狗来写吗？由包身工自己勉为其难地承受这难以担负的重任吗？如此一来，是生活选择了夏衍，是夏衍在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选择了本不非常熟悉的生活。因此，他必须去深入“生活”，在“有生活”之后，才能写出人民的心声，写出生命的使命。

　　所以，现实生活没有“有生活”或“没有生活”之分，文学创作却有。因而“文学创作须有生活”不是一句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