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每年一次，或隆重或简朴，但其节日的意义永在。既是对历史承诺的担当，也是对实现社会与人生的叩访，更是对未来历史的观照。”

　　今天的我们相互嘲弄着到底24岁还是28岁才是青年的定义；笑骂着老板没良心，说好国家规定青年们可以有半天假却不实施；倒数着每月的信用卡还款日期，感叹生不逢时，屈才于斯......

　　改变？

　　靠你那坚持不了几天的减肥计划？用手机背会儿单词就去刷抖音的小懈怠？在朋友圈打个卡假装自己真的看了书的自欺欺人？

　　现在对我们青年的符号是：佛系青年、蛙系青年、吃鸡青年、道系青年……

　　这些名词的背后，反映的是部分当代青年的迷茫与无所适从，以及踏入社会后的无法适应的孤独感和无法填充的宛若黑洞般的空虚。

　　佛系青年们无主见的随波逐流；蛙系青年们的渴望关注；吃鸡青年们的娱乐至死；道系青年的养生保命……快节奏的经济时代背后隐藏着青年们内心的焦虑和躁动的心，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

　　1919年的5月4日，鲁迅用一个字记录了这天北京的天气：“昙”——浓云密布。柳絮在天空中飞舞。胡同里的香椿树悄悄地绿了，洋槐花已开始绽放。

　　上午8点伴随着低压的清晨，年轻身影稀稀拉拉地从北京城的街尾巷末穿出，聚集在天安门前，每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权利”等标语。

　　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团体，作为行动委员会主席的傅斯年并不完全掌握他们的情况。事实上，他们当中不少人已下了决心，必要时以暴力进行抗议。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神色凝重地堵在北大的校门口试图劝阻前去参与示威的学生们。他说学生们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来。

　　易克嶷挺身而出，向蔡校长说明学生们上街游行的理由，请校长不要阻拦。队伍中响起了一片嘘声，有学生挤到前面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几个学生一拥而上，把蔡校长半请半推地拥走。

　　其实蔡元培也只是尽校长的本分，做做样子而已，并非认真阻拦学生。他后来自述其态度是“不去阻止他们了”。于是，队伍立即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

　　学生们沿着北池子向天安门广场前进，队伍高揭起谢绍敏那件写着“还我青岛”血字的衣服开路，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笼罩现场。走在前面的同学举着一副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后面的学生不断高呼口号，向围观的路人派发传单。市民夹道欢迎，鼓掌助威。

　　由于出校时耽搁了一会，北大学生成了最后一支到达广场的学生队伍。这时，广场上已人流涌动，各式各样的旗帜迎风飘扬。

　　太阳从云层后透了出来，有如苍天之眼，俯瞰着这动荡不安的大地。人们一看到北大队伍到达，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把广场的气氛推到了沸点。

　　至此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

　　这些青年们在中国历史上狠狠地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他们拉开了中国革命世纪天翻地覆的序幕。

　　那么，这群青年们迷茫吗？

　　迷茫！

　　他们空有社会上最有知识、最有思想、最“先进”的身份，却没有一个明确的途径去表达自己，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渠道去用这些知识换取社会资源的控制权，甚至，只能看着那些“落后的管理者”和社会资源的实际掌握者们去用“过时”的思想把事情搞砸。

　　在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中国广大青年逐渐觉醒，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站到了时代斗争的前沿，他们从封建家庭中走了出来，从课堂里走了出来，奔向社会，走向革命……

　　他们意识到当个人的路越走越窄的时候，国家的路也将越走越窄。

　　朱自清先生之子朱乔森回忆说：“经过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北大学生，摆脱了只关心个人前途的狭隘眼界，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但当他们睁开眼睛时，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列强环伺、忧患频仍、疮痍满目、危机四伏的祖国和一个魑魅横行、弱肉强食的世界。”

　　人们像触电似的，在现实的苦闷和疑惑中“发现了自我”。青年注定迷茫，但最终将走向成熟，当你觉得路越来越窄的时候，成熟的你将发现更多可以选择的路可以走，不再执念地冲破南墙。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有人半夜里在北京一所高校每个宿舍门口夹了一朵红玫瑰。游行时，路边小贩时不时地塞给学生矿泉水和面包。在北京街头，警察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忍不住流泪。

　　90年代后的青年们更加活跃，思想更多元，甚至有点“离经叛道”，但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

　　当代青年进入社会不久，面对高房价，可以选择自暴自弃，选择及时行乐；对婚姻、育儿感到恐惧，选择独处，等待遥远的佛系爱情降临。但随着年龄增长，岁月流逝，这种毫无持续性的生活终将面临结束。必须成熟是单选，且只有一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