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有再好的心情， 如果看到门前的大水泡子，你还会有吗？每当五黄六月，入伏是鼎盛期，水面上总要漂浮着零零散散的枯枝烂叶，周边生长着一片片淡黄色的黏液，好像精心的修饰。一些不大不小的苍蝇争相着在上边驻留，肉眼几乎难得一见的小飞虫快速地跳上跳下，仿佛一条条黑线，在阳光的机抒上织来织去。最不堪的是死猫、死鼠，还有失足的鸡仔，它们早已腐败，尸体或塌陷或虚高地膨胀，有的只剩下星星点点的皮毛或羽翅，一团团肥胖的蛆虫相拥着钻进钻出……徐芳不由得恶心，又一次次回头……直到林桂琴出现。

　　只要睁开眼睛，就嘚嘚起没完。先是夜里的梦，什么她爹都死三十多年了，突然在大门口出现，平时滴酒不进，昨晚一见面就要她买酒……接下来是自己的男人，“你没看把他急的，嘴里还嚼着大饼子，道铁（一块用来当钟使的废铁轨）一响，抓起布衫就走，风都灌肚子里去了……小四念的啥书，空着手就往学校跑……徐玲脚上的血泡还水灵灵的，一瘸一拐地说也不听……”徐芳知道接下来该轮到她了，忙不迭地装好书包，急匆匆地往饭盒里装了两个大饼子、半块咸萝卜，盖饭盒时咣当一声，人当时就吓傻了……林桂琴果然从厨房里奔出来，手里的锅铲还滴着水，腰间那个打了好几块补丁的围裙上又多出两三块破损，“你着啥急，杨老五媳妇又犯病了，一会儿就得送她去公社卫生院看病，昨下晚儿我都跟杨老五说好了，一会儿你就搭他们的车上学，省得那么老远地还得走山路。”

　　“我不愿坐牛车，嘎悠嘎悠地太慢了……”

　　“慢什么慢，路远累死马。走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喝那点稀粥啥也不当，屁大功夫就尿出去了，昨下晚儿又下了那么多雨，西岗的道本来就不好走，拔扎拔扎地还不把鞋都踩烂了。”徐芳没吱声，一搭茬说起来没完，学也不用上了，关键是她和孙学艳早就约好了，她肯定在南沟的村头上等她呢，她如果在二上（半路上）走了，让人家咋想？杨老五也贼烦人，一见面问这问那地老提连国学，那么大岁数了嘻嘻哈哈地还没个正经。

　　出门时她绕了个弯儿，本来应该往西走，她偏往南拐了一下。回头一看，林桂琴果然站在大门外向西张望，高大的身影好像要目睹一个事实。她不情愿地转过墙角，焦急地呆了一会儿，又拐回来向西。

　　孙学艳果然在南沟的村头上等她，脚底下的湿土已踩出了好几个泥坑。她埋怨她咋这么蘑菇，今天肯定不赶趟了，她都想自己走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没说她妈让她搭杨老五的牛车，好像买好似的，也容易引起误会，她和连国学的事很多人都在瞎传。

　　西岗的路果然难走。八里地大部分都是山路，上坡下坡地曲里拐弯。又窄又陡的黄泥路让先走过去的人踩得溜滑，她们再踏上去就像踩到了陡坡上的冰凌。路两边除了几棵半死不活的杂草，软塌塌地全是黏糊糊的黄泥，一脚下去噗嗤就没到了鞋帮。她俩干脆脱了鞋光脚走，起码能保住一双好鞋，不然等到了学校非得把鞋踏成个泥坨子，万一再把鞋底拔掉了，回家就得光脚不说，林桂琴不骂死她才怪；关键是她再走路、上学只能光脚，或者穿大哥、大姐丢下的破鞋——脚上这双布鞋还是她妈半年前点着油灯熬了好几个晚上才给她做出来的——现在正给小四和三妹做鞋，等轮到她说不上猴年马月。

　　到学校两个人都摔成了泥猴子，身上左一道右一道好像穿越似的穿上了现代版的迷彩服，书包小心再小心地也挂了不少黄泥道道，鞋基本上还挺干净。

　　这一天徐芳基本上没干别的，有点空就偷偷地挖身上的泥巴。进教室前她和孙学艳都仔仔细细地拍打了好几遍，已经风干了的泥巴稀里哗啦地落了一地，没干的泥巴一拍打都钻布丝里去了，咋弄也抠不出来；即使拍打掉的泥巴，还是留下了暗黄色的印子，好像结痂后的伤口。老师说你身上长蛆了咋地，总蛄蛹蛄蛹（一动一动）地能不能老实点。同学们都转过脸来看她，她涨红着脸一动不动，不一会儿又蛄蛹起来，总像哪嘎达不得劲儿似的，也许她真地长蛆了吧？

　　林桂琴是个注意细节的女人。连儿带女地生了九个，仿佛一个护崽子的狗妈，回家里哪个都得瞅瞅，对男人也不例外。徐芳进院儿前把身上还粘附着的一点点泥巴或是残留着的泥印子又仔仔细细地拍打了好几遍，到屋里还是引起了母亲的怀疑。林桂琴即使再忙，只要大门外有人进来，她都要远远地迎出去（除非她没在屋里，或者没发现你的踪影），欢迎或揣摩的意思都有，即使当场没发现端倪，你进屋里她慢慢地还有后续。

　　徐芳已走进了西屋。进院时几乎没发出一丁点的声响，又专捡院子里的暗影，绕来绕去地果然没被发现。刚放下书包林桂琴就跟了进来，手里还粘着正和着的苞米面子，上上下下地瞅来瞅去。徐芳知道不好，忸忸怩怩地把头转到一边，磨磨蹭蹭地把放好的书包弄来弄去。

　　“早晨上学你是吧走西岗了？”徐芳没吱声，心里嘭嘭直跳。

　　“说，你说不说？坐牛车能把衣服造成这样？”林桂琴一把提起徐芳，“一天啥也不干，败家可一个顶俩！”连儿带女地生了一大帮，一天又屋里外头地忙得脚打后脑勺子，即使把说话排除在外，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徐芳也已十六七岁，一天除了上学——那时候的念书，实际上只不过副业，一天五节课，上午三节，下午两节，周三半天，作业基本上没有，一学期很少考试，考试也一点不严，有的女生上课就把钩织搬进了课桌；回家里才是主业，书包一放，林桂琴早把一大堆活儿摆在那里：扫地、抱柴、铲园子里的土豆（给土豆秧除草）、给茄子打叉、给黄瓜秧搭架……实在没活了，女人又抱出一大堆脏衣服让你去洗。久而久之，徐芳的力气也不算小，母亲一提，仿佛一只小鸡，“你这个死丫头片子，这么点主意就这么正，长大还不得跟人跑了！”林桂琴抓过的地方，她没敢看，更不敢吱声，也知道沾了一下苞米面子。林桂琴除了叨叨，并没有打，事情往往都是不了了之，徐芳和姐妹们背地就说她干打雷不下雨。

　　事后才知道，徐芳那天没坐牛车是她的运气。杨老五赶着队里的大铁轱辘牛车拉着病媳妇走北道刚过白庙，不怎么和迎面走来的一挂大马车撞到一起，马车只受了点惊吓，牛车翻进了路边的壕沟，病媳妇按预期住进了公社卫生院，杨老五也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借着木棍的帮助，一个人三条腿地生活了半个多月。她一下就找到了理由，“咋样，我没坐牛车对了吧。”

　　“对个屁，你坐还兴许没事呢。看那衣服造的，得打多少胰子（肥皂），得几活（遍）水才能透（洗）净；布丝早就过性了，再洗还怎么穿了？”林桂琴总是有理，没理也能咬出三分理来。

　　太阳都要落山了，妈还要她去北山抠土豆。她说明天再去呗，反正礼拜天也不上学，上午抠回来中午吃饭赶趟就行呗。林桂琴说你这么大个姑娘脑瓜子咋没个横竖，一家十多口人就靠你爹和你大哥在队里挣那点工分，咱家这破房子得哪辈子才能翻盖……你大姐？你大姐能胡噜过来她自个儿就是念佛，三天两头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干一年顶不上个好半拉子，你大哥都二十好几了，有相当的得不得给人家说媳妇，说媳妇得不得花钱，谁家能把个水灵灵的黄花大姑娘白送给咱们，不花不花地得不得个三头五百的，趁现在不攒两个，到时候还能把你卖了当钱花咋地？

　　林桂琴说起来没完，嘚嘚嘚地满嘴直冒沫子，她忽然想起了门前的大水泡子……恶心得直返酸水。妈说看把你浪的，还学会发洋贱了。她不是不想去队里干活，都这么大了，使大劲再有一年就初中毕业了，从去年开始，连县里都没有高中了，初中毕业相当于把书念到头了，到时候想不想回来也得回来。队里的活儿她一想就愁，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有时候过年也不休息，尤其下大趟子，一大帮男女劳力三四十人，干起活来你追我赶，谁落下了到晚上就得少挣，质量不好队长照样给你扣分。愁能咋地，发昏当不了死，躺在炕上谁也不能给你记分，除非你是大队书记，隔三差五地还得拿着锄头到田里和社员们一块比划比划。她有点打怵连国学，人家也没把她咋地，说不出道不明地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连国学去年就毕业了，在队里干不到半年，就当了大队团委书记、民兵连长，这职务按理还没资格脱产，隔三差五地去公社开会学习啥的就不用干活，公分还不少得，回队里干活有时候也不用下大趟子，比喻给队里收拾仓库了，和车老板子一块打麻绳了，有时候跟车去县里拉返销粮啥的就来回装装车、卸卸车，使大劲一个小时的活儿，也不咋累，还补助六毛钱，中午在站前东方红饭店买六个馒头一碗大豆腐汤花四毛钱吃个溜饱，还干剩两毛。他比她高两届，按理没啥瓜葛，一见面没话找话， “干啥去呀，老同学，咋带搭不理的，有钱了咋地。”徐芳刷地满脸通红，没地方躲没地方藏的；她从小就不愿接触男的，尤其般对般的男性。在队里干活也是这样，不管南沟、北沟，她上午去，他下午准到，天南海北地废话连篇。

　　这天她和社员们在西坡铲苞米（明明是给苞米苗除草，大伙非说铲苞米，也不道啥意思）。坡很长，垄也很长，三四十个男女劳力一人一上午勉强能铲一个来回两条垄，下午继续在西坡铲苞米。虽然是头遍地，天已经很热，太阳像个烧不尽的大火球，耀眼的光芒一直在头顶上盘旋，汗噼嗒嗒地从脑瓜子上淌下来，脸呼呼地直冒热气，嗓子都要渴冒烟了。每次都是铲到地头，才有人把水从村里挑上来，大伙儿一边喝水一边休息。打头的大老徐一直远远地铲在前边，身后左右两大排男男女女哩哩啦啦地撒得满地都是。徐芳咬着牙给远远地甩出老远，她身后还有三四个人，都是趁礼拜天来队里干活挣工分的初中生，孙学艳和她基本上一个水平，都猫着腰各顾各地铲自己的那条垄，谁也不和谁说话。还不到歇气儿的时候，每天都是上下午各歇两气儿，头气儿歇得晚，像这么长的垄一般都是把一垄地铲到头，第二气儿差不多在收工前一个小时左右，完事儿再干半个多小时把第二条垄铲完就该回家吃饭午饭或吃晚饭了。

　　天热，地燥，老天爷快有一个月没下雨了。锄头下到土里嘭地一股白烟，大地好像也在艰难地喘息，还得拉扯着每个人匆匆忙忙又时断时续地朝地头上奔走。都知道得铲到地头才能休息，谁也不肯泄气，泄气也没人帮你，一个个挥舞着锄头你追我赶摽着劲儿地往前赶。打头的大老徐和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已经铲到地头了，徐芳离地头还有挺远，就见连国学已经挑着井拔凉水从山坡下走上来了。

　　社员们陆陆续续地铲到地头，陆陆续续地喝水、歇气儿。

　　徐芳望了一眼地头，唾口唾沫，猫着腰吃力地往前铲，手上的血泡火辣辣地也顾不得痛。突然好像有一种感觉，她无意识地抬起头，连国学挥着锄头正在她的垄头接应，还有几个没铲到地头的半大丫头、半大小子，亲属或朋友也都在地头前接应，也有一两个没亲没故的，只能自个儿吭哧吭哧地往前铲。多数社员已开始休息，坡地边几棵碗口粗细的柞树下都坐满了人，有的干脆坐到榛柴棵下矮小的阴凉里。他们抽烟、聊天、吐痰、开玩笑，也有的下五道儿（在地上用树棍或小石子画出横竖五个道道，每人五个石子或草棍对垒，也有叫它五子棋的，只不过后来的说法），也有几个半大小子站在地头上拄着锄杠一边喘粗气，一边看着没铲到地头和帮着他们接垄的社员——有的去水桶里㧟半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往肚子里灌，有的一声声地发出怪叫。徐芳的脸红得像一棵大萝卜，好像人家在对她起哄，一只只好奇的眼睛都盯着她。连国学却左一锄右一锄不紧不慢地给徐芳接垄。

　　一个月后孙学艳就不念了。她家比徐芳家还多一个孩子，队里就他爹一个棒劳力，六个女孩孙学艳老二，大姐孙学琴在队里和徐芳大姐的水平不相上下，顶多挣个半拉子工分，四个妹妹有一个刚上初中，有一个在家里给母亲打帮手，最小的两个勉强自理，四个男孩一个当兵一个有残疾给队里放牛挣半拉子工分，另两个都念小学，她爹成年在队里下大趟子，好天不算，下雨、下雪天还找活挣工分，还是欠队里五百多元的往来账。依她早就不念了，下地干活虽然顶不上一个棒劳力，一年也能挣两千五六百分（棒劳力一年能挣三千五到四千分左右），她爹多少有些犹豫，她妈却说念，徐芳能念咱咋就不能念！半月前他爹在小后山给队里抠石头往车上装石头累吐血了，一直在家里待着。孙学艳说啥也不念了，她妈也没再坚持。

　　此后就徐芳一个人一天一个来回（礼拜天或节假日除外）地爬西岗走山路上学。她忽然觉得孤单，没意思，还有点害怕，也不想念了。林桂琴说念不念地能咋地，一个丫头片子，念多少书早晚还不得回家撸锄杠（当社员）、嫁汉子。她爹平时啥事都听她妈的，林桂琴叨叨叨地说啥是啥，这件事却非常坚定，“念，要饭吃也得念书！丫头片子咋地，穆桂英还是丫头片子呢，掯劲时候还能挂帅为国出征呢！”

　　一个月后她有了一个学弟，叫刘江。他爸叫刘学民，在县里哪个局当副局长，“文革”初期被斗，定成走资派，一家人下放到大帽沟，落户在他们生产队。刘江在县城念初二，是徐芳的下届，他家在大帽沟插队后，他就插班进了进化中学，在徐芳的下届，每天也是一个来回地从西岗走。开始两个人都隔开一段距离，一天学校劳动，下午阴天，放学回来又晚，走到一片杂树林里忽然听到狼叫，徐芳吓得妈呀一声，“哎，你等我一会儿……”说话的声音直抖，就差哭了。刘江走在前边不远，也很害怕，徐芳一喊，他倒壮起胆来，“没事……”还在路边捡起一根树棍，徐芳连跑带颠地来到刘江身边，心不那么跳了，也不那么害怕了。

　　此后再上学两个人有意无意地就一块走了。刘江个头不高，顶多一米六多点，戴副小眼镜，没事就搁手把眼镜往鼻梁上推推，说话慢条斯理，虽然比徐芳矮一届，个子也没有徐芳高，学的知识一点也不比徐芳少，有些地方徐芳还得向人家请教，比喻数学，徐芳再有半年多就毕业了，一元一次方程还没学完，人家都学完二元一次方程组了。语文拟人和比拟她一直分辨不清，刘江就不紧不慢有板有眼地给她解释。她觉得刘江很有水平，城里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差距太大了。渐渐地她不仅佩服刘江，也不知不觉地向他靠近，有时候拿饭也多带半拉大饼子。刘江不要，就硬塞给他。刘江家虽然是城里下放来的，以前攒的家底在下放前就让红卫兵操家给操得差不多了，队里分的粮食只能维持个半饱。社员虽然也吃不饱，家家都有自留地，开春后陆陆续续地就能接济，秋后分粮如果年景好大不见小不见地还能多分点，像不太成熟的瞎苞米了，半成不成的半瓤子水稻了，尤其秋白菜、大萝卜啥的，各家多多少少地都能分个三五百斤。

　　一来二去地越走越近，有人甚至说他俩有夫妻相。

　　一天放学回家，半路上突然下起大雨。徐芳没带塑料布，刘江带了一块，勉强能遮住自己，他还是喊徐芳过来，两人各扯着塑料布的一角，只能遮住脑袋和半个身子，刘江又把塑料布的大部分都让给了徐芳，自己大半个脑袋都露在外边。徐芳不好意思，勉强遮住脑袋，剩下的就往刘江身边推。两个人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地浑身都浇得响透，心里却热乎乎的。忽然从坡上的苞米地里窜出一个人来，他们还没有反应，刘江就挨了一脚，哎哟一声倒在地上。徐芳没挨着打，受刘江的惯性冲击，趔趄一下也倒在地上。

　　“臭流氓，再嘚瑟我要你的命！”他们还蒙在鼓里，那人已在哗哗的大雨声中消失在朦朦的荒野里。

　　当晚全大队在学校操场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对象两个人：一个是地主分子赵福，赵福因成分不好，每次开批斗会都有他；一个是下放户刘学民。这次批斗会主要是奔着刘学民来的，说他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经常散步资产阶级反动言论，比喻种地，他总说种地也要讲科学，不能总按老祖宗的那一套一成不变……说他是为帝、修、反扬幡招魂，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让贫下中农再受二遍苦，重遭二茬罪。他儿子刘江也不是个好东西，流流氓氓地腐蚀贫下中农子女……刘学民最先由两个民兵押着来到操场的土台子上，两条腿还没站稳，就让一个民兵踢了一脚，他踉跄跄地刚要倒下，另一个民兵一把抓住他他肩膀，接着一拳，鼻子当时就流出血来。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连国学和他父亲连书记都没到场。会场气氛很紧张，也很热烈，大会结束时，刘学民一瘸一拐地走下土台子，脸上结着痂，黑灯瞎火地不注意一点也看不出来。

　　此后再上学刘江就不和徐芳一起走了，徐芳也主动和刘江拉开一段距离。期间徐芳多次提出不想念了，她爹说二十四拜都拜了，咋也不差那一哆嗦了。

　　半年后徐芳初中毕业回队里当了社员。每天和大伙一样，队长或组长派啥活她就干啥活，一天一天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实每天太阳不出来就得下地干活，晚上人影都模糊了才收工回家）。当时已经挂锄，铲地和拔稻子（给稻田地拔草）的累活都结束了，每天有时候是割青草沤肥，有时候是割地边草给庄稼通风，有时候是割青麻、线麻，再把它们沉到水坑里发酵……都是些杂七杂八的零活、散活，每次一伙也就三五个人，多的十来个人，一点不累，主要是靠时间，挣日工分。

　　一天徐芳和几个女社员去南大河东边的平川地给秋白菜间苗，刚走出村口，忽然有人喊她：“徐芳，大队有事，你等一下！”她一回头，连国学骑着一辆八层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从后边追上来。其他几个女社员看了看连国学，又看了看徐芳，继续不紧不慢地往前走。徐芳的脸刷一下通红，“啥事？”连国学看看女社员们都走远了，就小声对她说：“公社礼堂下午演节目，可好看了，县文工团领导还来观摩呢。”

　　“我不去，你去吧……”徐芳扭头就走。

　　“徐芳，田队长那边我给你请假，耽误的工分我给你补偿，行不？”

　　“不了，谢谢你……”

　　多年后她还记得，那天是清明节，早上徐芳刚到队部，天就阴沉沉的，有人就说老天爷也知道鬼节，替老社员难过，帮咱们祭奠先人呢（当时很少有人去坟地上坟、烧纸，一是不让，二是没时间，主要是舍不得耽误工）。田队长很随意地对她说，大队要抽你去副业队干活呢。徐芳一下兴奋起来，“真的！”副业队是全大队单独成立的一个以经营农副产品为主的小队，人不多，成员主要是从各生产队抽调出来的能人或有点关系或有点残疾的中老年人，妇女居多，具体活主要是种植果树、药材，也种少量的庄稼或土豆、茄子、辣椒、西红柿啥的，还开了一个豆腐坊，活儿一点不累，一年挣全大队的平均分，赶上阴天下雨中午还供顿饭，能去上副业队，简直上天了！她感觉好像不是真的，就又问了一句。田队长说我多咱撒过谎。旁边听到的社员也很羡慕，“徐芳真有福气！”田队长又小声对她说，你是连国学亲自点的将……徐芳的脸刷地红起来，“那我不去了，你派别人去吧……”连国学的长相也算一表人才，一米八十左右的个头，白白净净，就是眼睛小点，单眼皮，说话办事很有甩头，又是大队书记的儿子，前不久还当上了公社团委副书记，有时候干脆去公社上班了。可自从刘江出事，他父亲挨斗，她无形中对他就很排斥，社员们背后也有议论。田队长说你先别说去不去，没事儿自个儿好好想想，晚上回家再和大人商量商量，完事儿再说。

　　下班回家妈已经把饭做好了，饭是苞米馇粥，菜是干白菜蘸大酱，还有一碗咸萝卜条。一家人围坐在一张破旧的小方桌前，除了爹稳稳当当地坐在饭桌前，其余的抢着位子的就坐在桌边，没抢着位子的就自己盛碗饭叨点菜坐到桌子后边边吃边喝，也有的三两个围在一起自讨方便，妈一直站在地上，不是给这个盛碗粥就是给那个叨点菜，要么就是往自己嘴里扒粥，还得时不时地指责谁谁谁把菜掉炕上了，谁谁谁碗没吃净就去盛饭。饭后爹把不懂事的弟弟、妹妹都撵到西屋，他自己坐在东屋的南炕沿上，吧嗒吧嗒一锅接一锅地抽烟。徐芳呛得直咳嗽，大哥把门推开一条缝隙，大姐不给哪个弟弟或妹妹补一条裤子。妈一直在叨叨：“这事儿别人做梦都梦不到，你还不去，真是脑瓜子让毛驴子踢了……”她忽然又想起了门前的大水泡子，却没怎么反胃，水泡子在干旱水少时的确让人恶心，如果是下雨涨水，脏水就会顺流而下，上游水线（水渠）里的鱼常常也会跑进来。一家人兄妹齐上阵，拿土篮子的、抄笊篱的、拎洗脸盆的，挽挽裤子就下水，捉的捉，捞的捞，鲶鱼、鲫鱼、白票子、泥鳅啥的总能抓到一些，中午或晚上一家人就能吃到香喷喷的鱼肉。“不管咋说，自在就好，你看一天收工一个个累得那样，灰土爆烟，汗吧流水，腰都直不起来，你再看看我，”妈忽然举起双手，那是一双弯曲的手，手指很长，骨节很粗，好像刚从污水里捞出来的，乌突突地总也洗不干净，上边还有好几道疤痕，指缝间的每道纹路都是暗灰色的，一点也不像个女人的手，和现在大多数女人的手简直没法相比。爹忽然把烟袋从嘴里拔出来，在炕沿上敲了几下，“去也行，人家也没说别的，咱干咱的活挣咱的工分呗。”大哥也说去，也不是鬼门关，那么老些人呢，有什么不能去的。大姐干脆说，人家要是愿意，到时候给老连家当儿媳妇，你就烧高香了！

　　第一天去副业队上班，正赶上给果树剪枝。一共七个人，加上她五个女的，连队长带队，还有一个瘸腿老光棍。人家都干过，拿起刀具或剪枝的大剪刀上手就干，她傻乎乎地站在一边，不知道从哪下手。连队长就耐心地教她，什么横生枝了、徒长枝了、腐烂病了……“这样的枝条看着水灵，标标（根根）溜直，除了争夺营养，两年内不会结果，对果树以后的生长都有害处，形状也不好看……”连队长一样样地教，徐芳一样样地学，不到半天，就能独立剪枝、截肢，给果树上药、刷油漆了。还忽然醒悟，难怪自家园子里的两棵李子树越长越乱，结果越来越少，原来是缺乏科学管理，盲目生长呀。

　　徐芳去副业队上班的第五天上午，连国学也去了副业队。他把自行车往队部门口一放，就去地里和大伙一块儿种向日葵。刨垵、下种、培土……大伙干啥他也干啥，一点没有架子，见了徐芳也只打个招呼，看不出格外热情。

　　傍晌时下了一阵小雨，连队长说中午别回去了，都在这对付一口得了，下午还得给苹果树上粪。大伙儿围坐在队部的炕沿前，大饼子、水豆腐，一饭一菜可劲造，一个个吃得满脑袋冒汗。连国学没吃饭就走了，说公社下午有一个会议，他得马上回去。

　　那天徐芳和四个妇女正在果树空里种黄豆，连国学拿了几副白手套，很随意地走到她们跟前，一人一双。先给的黄婶，第二个是于大嫂，徐芳是第三个给的，五个人不前不后属正当腰吧。大伙看着雪白的手套，都喜欢得不得了，在手上象征性地戴一下，就揣兜里去了。徐芳戴也没戴，悄悄地揣到衣兜里，二妹的肉皮子粗，一干重活手背就裂口子，直冒血筋儿，如果戴上手套，咋也能差点。接着连国学和大伙一块干活。徐芳和黄婶一副架，徐芳刨垵，黄婶点种、培土，黄婶突然说要上厕所，撂下豆种就走了。连国学上去抢过徐芳手里的镐头，说我刨垵，你点种、培土吧。徐芳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把镐头交给了连国学，自己接过了黄婶的活计。刨垵也不累，这里的活儿不像下大趟子，几十个人你追我赶地谁也不让谁，下种、培土的活儿比刨垵多少还能轻松点。五个人干活两个人一副架，另一个人就在前边拾捯圪腦（垃圾）收拾乱草，黄婶上厕所回来也和另一个妇女一块拾捯圪腦收拾乱草了。连国学和徐芳想当然地成了一副架。她身上像长了虱子，蛄蛹蛄蛹地哪嘎达都不得劲儿，大伙却嘻嘻哈哈地像没那么回事似的，有时候也偷偷地多看他们几眼。

　　一天上午栽土豆，为了包了（干完）贪个大晌，午饭在队部吃的。连国学也去了。吃饭时每个人哩哩啦啦地占满了炕沿的每一个角落，徐芳端着一碗大馇子干饭和一碗土豆汤放在西头的炕沿上，拽了一把三角凳坐下去就低头吃喝。连国学也端了一碗大馇子干饭和一碗土豆汤挨着她坐下来。徐芳的脸刷地通红，饭都不知道咋吃了，有几次筷子夹着大馇子差点吃到鼻子里。连国学像没事似的，看着徐芳碗里的土豆汤已经不多了，先把自己碗里的土豆汤拨给她一半，一边吃一边和大伙聊天，还时不时地和连队长讲一些副业队当前的活计和发展的前景。

　　一天连队长领徐芳她们几个女社员给苹果树疏花儿（把花骨朵密集的地方疏剪一些，结出的果虽然少了，个头比以前大，产量也比以前高），休息时都坐在果树下，连队长掏出小铜锅烟袋，吧嗒吧嗒一锅烟都快抽完了，好像很随意地对身边的人说：“连国学这孩子不错，不是我和他家有点偏亲就替他说话，不管是长相、派头，还是为人处世……”黄婶说那可不咋地，谁家姑娘能找到那样的对象真是八辈子烧高香了。还有两个女社员也说了连国学的好话，其中包括念小学时不打架、不骂人，把自己的本子送给困难同学，等等。于大嫂突然说：“我看徐芳就嫁给连国学得了，又般配又合适，将来的日子肯定错不了。”徐芳那脸臊的！大伙都说那可是天配！

　　再见面徐芳就更不好意思了，眼睛却偷偷地瞄着连国学。两个人有意无意地说起话来。再往后连国学只要来副业队，大伙就创造机会让他们俩在一起。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定亲那天连书记家里摆了满满一大桌子，鸡呀、鱼呀、猪肉，还有牛羊肉啥的一样不缺，厨师是从外大队请过来的。梁大厨做菜远近闻名，一个发酵后的海鲜他也是头一次遇到。徐芳和父母早早到场，未来的儿媳虽然腼腆，连国学的母亲也不让伸手，徐芳还是屋里屋外地帮着忙活。还搬来了公社党委副书记金德海。连队长是双方的红媒，也必须到场。主客人先后落座，连书记恭请金书记（官衔前虽然加了一个副字，老百姓没有那么叫的）先讲两句。金德海说没啥讲的，有幸参加连国学和徐芳的定亲喜宴，很高兴，祝两位年轻人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感情上越处越近，早日成亲，早得贵子。接着请徐芳父母讲讲。林桂琴平时叨叨叨地有的是话，这会儿却满脸通红，憋了半天，使劲推男人一把，“你说，你是当家的，你不说谁说。”徐芳爹倒简单明了，“俺家这样条件能和连书记（连书记马上纠正说什么书记，以后就是亲家了）家的二小子结亲，真是攀高枝了，希望两个孩子好好处，别像有的年轻人，为一点小事就叽叽咯咯、三清两黄的。”等轮到连书记自己，东道主却说国学我就不说了，自己的孩子说多了有点王婆卖瓜，徐芳这孩子仁义、能干、有正事，她和国学定亲，真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最后让连队长也说两句，连队长说人家两个孩子在一块儿早就嘎嗒（联系）好了，我只不过在当间儿给搪个桥，能参加今天的喜宴，受之有愧，也希望他们早日成亲，生个大胖小子！

　　半年后徐芳到大帽沟小学当了民办老师。当时念初中除了政治活动或参加劳动，文化课没学多少，教小学还问题不大。徐芳又非常认真，在学校有点时间就看教材或请教其他老师，常常把课本拿到家里，有时候都大半夜了还不睡觉。林桂琴就说你这个老师当的，还不如回队里当社员了，挣那点工分都不够点灯熬油的。

　　徐芳教学时正赶上七二年教育“回潮”（后来一段时间的普遍说法），各地都在抓教学质量，徐芳除了自己的教学一节课不落，一周两节的体育课和音乐课也能挤就挤，能占的就占，都下课了还常常压堂。下学期全公社期中会考，她教的四年级竟考了第一名。记得有一道数学题，现在她已经记不太清了，反正是一道例题，书本上还有图示，大体上讲的是有一发炮弹，从甲地落到乙地八千米，一共用了两分钟，其中炮弹从出膛飞到最高点六千米，用了一分十秒，从最高点到乙地还有一千米用时四十秒，求炮弹飞行的平均速度。那道题她感觉很难，开始自己也整不明白，几次请教教导主任，又三番五次地给学生们讲解。考试前很多老师都在押题，谁也没想到能出那道题，结果全公社十五所小学六百多名学生，只有五名学生答对了，他们班占了四名。

　　有一天自习课，同学们都闷着头做作业，她在教室里的课桌间一趟趟地走来走去，隔着窗玻璃，她忽然发现刘江扛着一把锄头，低着头戴着眼镜从学校的操场前走过去。他两个月前就毕业了，也在队里当社员，穿的还是念书时那套蓝衣服黑裤子，明显小了不少，穿身上紧巴巴的，让人看着都有点不舒服。看着他那落魄的样子，她心里很不好受，唉，我这个老师，给刘江当是不是更合适呀？

　　徐芳在大帽沟小学一共当了两年半民办老师。名声一直很好，走的时候很多学生都哭了，老师们相互间还赠送了纪念品。多少年后，徐芳一想起那两年当老师的情景，还有点恋恋不舍。

　　七四年秋天公社给大帽沟大队一个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名额。实际上是两个名额，另一个名额是指名给连国学的，说他占的是公社名额，跟大帽沟不发生关系，但没法直接给公社那边走，就把名头落在了大帽沟头上，而给大队的那个名额最终给了徐芳。

　　连国学是先走的，去了辽宁工业大学。徐芳是后走的，去了四平师范学院，现在叫吉林师范大学了。

　　走那天队里要搁车送，她说啥没让。也没有啥，就一个行李，一个手提棉线网兜，里边装了点衣服牙具啥的，一个人拿着超快，搁车送看着排场，到年底多少也得扣她家工分，她也不愿摆那个谱，这就够招摇的了。动身时大哥还是替她背着行李，她拎着网兜跟在后边。刚出堡子不远，正赶上十几个社员在沤肥，就是把路边的青草用铁锹连草带土薄薄地抢下来扔进旁边的水泡子里，等发酵了再挖出来，就是粪肥了。大伙看见徐芳过来，都热情地和她说话打招呼。刘江也在其中，他一句话没说，低着头只顾抢草皮子往水泡子里扔，像没看见她似的。她心里那个滋味，事后很久，一想起来还酸溜溜的。

　　*

　　刚入学两人频繁通信，渐渐就淡了。一次连书记因副业队的果树苗款被公社撤职，连队长也受到牵连。连国学主动提出中断往来。徐芳说她不能在这时候落井下石。连国学说他不需要怜悯。两人从此断绝了往来。

　　三年后徐芳大学毕业回到梅市，在一所中学教语文课。期间断断续续地在省报上发了几篇散文，被市委办看中，直接进了机关。此时徐芳已经二十七岁，当时在职的年轻人结婚普遍较晚，同龄人中结婚的也不在少数。一天何主任（其实是副主任）给她介绍了市五中一位语文老师，也是工农兵大学毕业，比她大两岁，两人交往一段觉得不太合适，就轻轻地放下了。一天何主任要他去自己的办公室，说有一篇稿子要和她商量。开始一切都很正常，徐芳主动给何主任倒茶，何主任借徐芳给他端茶水的功夫在她手上摸了一下，徐芳蛇咬似的一缩，杯子掉地上啪地稀碎。此后她很少去何主任办公室，每次去先把门打开，一脸严肃，公事公办。两年后办公室成立个信息科，按照不成文的规矩，市委办内、外用人都要按进单位的先后顺序提拔，在工作人员中，应该排到徐芳，也就是科长该由徐芳担任才对，结果落到别人头上。有人劝她离开市委办，到别的委、办、局、室凭赏也得给个科长，还舒心、实惠，何必在这憋了憋屈地有啥意思。徐芳短发一甩，“我就不走，看他到底能把我咋样！”直到三年后，何主任离开市委办，徐芳才到秘书科当了科长。

　　期间经同学介绍，徐芳和于波取得了联系。于波在土地局上班，也是工农兵大学毕业，比徐芳大两岁。一年后两人走到一起。半年后徐芳怀孕，妊娠反应十分强烈，经常呕吐，很健康的身体熬得黄皮蜡瘦，三天两头去医院检查、输液，每次都由于波陪着。那天上班不久又开始反应，在卫生间里一次次吐得直掉眼泪。秘书科一女同志要陪她去医院看病，徐芳摆了摆手，要女同志给于波打电话，结果于波刚上班就陪领导下乡了。经女同志请示，主管领导现叫了一辆北京二号拉徐芳去市医院妇产科就诊。输液后渐渐得到缓解。临走前忽然发现一个矮个青年陪着一个孕妇也在妇科门诊的长条凳上等待就诊。不经意间她忽然觉得矮个青年有些面熟，再看怎么有点像刘江？她以为走眼了，自离开大帽沟，她一次也没看到刘江，有时候却常常想起念书时和初中毕业后的这个那个，特别是刘江从学校操场走过和她上大学那天刘江和社员们抢草皮沤粪时的情景……再一看，可不刘江咋地！一副不大的眼镜还深深地嵌在鼻梁上，一件崭新的中山装上衣和迪卡裤子穿得板板正正、合身合体，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紧紧巴巴的粗布衣裤了，一双黑色皮鞋上却挂了不少灰尘，以前的影子多少还有。徐芳咯噔一下，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老同学（虽然不在一届，更不在一个班念书，她总觉得他们还是同学，尤其上学、放学时走在路上的点点滴滴）……她犹豫了一下，主动上前和刘江搭讪。刘江愣了一下，热情地和徐芳说话，还给爱人介绍说这是他下乡时的老乡。据徐芳所知，刘江初中毕业后在队里当了六年社员，七七年刘学民落实政策回城，刘江也随父母回梅市就业，现在造纸厂做技术工人，媳妇是同车间的工友，生活、工作都很顺心。

　　分手时徐芳拿出一百元钱塞给刘江媳妇，刘江说啥不让，又塞给徐芳。徐芳说我说给就得给！刘江还想谢绝，徐芳生气地说，我这个身体，你要给我撕扯倒了可就粘包了。刘江才傻乎乎地站在那里，还是当社员时的样子。

　　分娩时徐芳遭了不少罪，翻身打滚地死去活来。女儿于艳红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是横生，落地时虽然有惊无险，徐芳的肚皮上还是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

　　小妮子出生后也没让母亲消停，在月子里不是今天抽风就是明天拉稀，吓得这个初做人母的秘书科长经常偷偷地掉泪。上幼儿园抱着母亲的大腿又哭又嚎，徐芳足足陪护了半个多月才一点点适应。上学后徐芳一心让女儿学好文化课，将来考个名牌大学，她却钻心眯眼地喜欢画画，小小的卧室贴满了女孩子稚嫩的临摹，徐芳三把两把撕得粉碎，于艳红三天两天又挂满了大半个卧室。徐芳疯了似的扑上去就打，于艳红忽然比母亲还高出半头，让徐芳这个当妈的简直无法下手。于波倒是想得开通，“红红喜欢就让她画吧，人生的路千条万条，为什么非要挤那条狭窄的小路，很多著名画家都出自名牌大学。”女儿反倒潜心钻研起了诗歌创作。母亲说还是学理科前途广阔，她念的倒是中文，除了咬文爵字地装腔作势，别的有什么用处？于艳红最终还是报考了文科院校。刚上大学国家还说包分配的，毕业后就撒手不管了。徐芳和于波为女儿的工作愁得满脸乌云，于艳红却没日没夜地在网上游戏。半年后当父母的总算在市交警队给女儿谋了个辅警差事，具体在办公室做文案秘书。女孩子能有这样一个工作可以说梦寐以求，于艳红却一天班也没上，自作主张地在一家私企做起了营销。大咧咧的于艳红平时看着没啥正事，搞起营销来却头头是道，半年后就当上了部门经理，两年后走马上任做起了梅市绿色米业集团的副总，年收入是父母俩总和的十几倍。

　　找对象让当徐芳伤透了脑筋。看一个不行，看一个不行，眼看都三十出头了，忽然看也不看了。徐芳又是托人又是请客地好歹把牵线人和小伙子拢到一起，于艳红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了。

　　一天徐芳似乎发现了线索，差点没把这个从小就在山沟子里摸爬滚打的女人活活气死。于艳红从来都我行我素，找不找对象找什么样的对象既不和母亲商量也不让母亲知道。徐芳偏偏要弄出个一二三来。这时候的徐芳早已是档案局的副局长了，该单位不说你们也能知道个大其概吧？虽然清水衙门，干净得除了存放着各部门一卷柜一卷柜的年终档案，连空气都比人家少，工作清闲也让人的心理多少平衡，要了解女儿的行踪客观上有的是时间，主观上又非常执着。在农村的二十几年只为今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三十来年的历练已经使徐芳不仅学得稳重，分析起问题也头头是道，根据女儿的习性和衣着打扮，她感觉于艳红已经处对象了，就有意识地悄悄跟踪。于艳红不知道是钻徐芳的肚子里看了，还是偷听了母亲的梦中呓语，当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每次前追后堵地忙活了大半个下午或大半个夜晚，总是抓不到女儿的蛛丝马迹，倒是有几次于艳红突然出现在母亲面前，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挖苦她这个亲生的老娘，“妈，你想干啥？这么大岁数咋还学会当特务了？”

　　有一次歪打正着。当时已退休赋闲的徐芳和一个老姐妹在街道上优哉游哉地闲逛，突然想去一家咖啡厅坐坐。两人慢悠悠地刚在“金麻雀咖啡厅”的一处即安静又淡雅的茶桌前落座，头发已经花白的前副局长忽然发现有一对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女儿的出现本身就让她惊讶，于艳红总说她一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事实上她每天几乎看不到女儿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睡觉，这大白天的怎么有工夫到咖啡厅里闲逛？更让她惊讶的是身后还跟着一个比她高出半头的大小伙子，一个大姑娘身后跟着一个般对般的大小伙子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小伙子好像在哪见过？她想啊想的差点叫出声来：妈呀，这小子和连国学咋那么相像？徐芳的骤变让老姐妹都有些惊讶，“芳姐，看啥呢？咋那么专注，人都呆了！”徐芳毕竟在机关工作了三十多年，其中副局长的那把椅子也坐了十几个春秋，当她发现自己已经失态，很快恢复到原来，问身边的客服小姐喝什么茶醒目、提神，还没事似的遮掩着说，我是想，以后有时间多来这里坐坐，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说走就走了，接着还举了身边的两个例子，“卫健委胡主任半月前看见我还开玩笑说‘都想死我了’，当晚心梗就走了，我大连的一个同学……”绘声绘色，心平气和，“现在趁身体还行，该享受的就得享受，”就没好说，遇上这样的女儿，人生还有什么享受！

　　那晚她一宿没睡。眼看凌晨一点了，房门才似有似无地响了一下，徐芳一骨碌爬起来，三步两步走到客厅。看着女儿那疲惫的样子，她也于心不忍，还是不想迂回，“红红，你是吧处对象了？”于艳红也没有回避，“处了，咋的？”

　　“我怎么看着有点像连国学的儿子？”

　　“连国学的儿子咋了，连国学的儿子就不许处对象了？”

　　“你和谁处对象妈都支持，和连国学的儿子我坚决反对！”

　　“切！”于艳红哼了一声，转身去卫生间洗漱。徐芳破天荒地跟到卫生间门口，“于艳红，我还是那句话，你和谁处对象妈都支持，和连国学的儿子我坚决反对！”

　　“你别烦我，我没时间和你叨叨。”于艳红头也不回，哗哗哗地该洗脸洗脸，该擦护肤霜擦护肤霜。

　　“你、你、你……”徐芳气得浑身直抖，一次次举手，真想上去给她几下。

　　“徐芳，你这是何苦，大半夜的不好好睡觉，跑出来犯什么神经。”于波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卧室里溜出来，扯着老伴的手往屋里拽。

　　“你这个老糊涂，女儿这么大的事也不闻不问！”徐芳一使劲把男人甩到一边。

　　“好事，天大的好事！我做梦都盼着红红结婚，好吃女儿的喜糖呢。”于波一点也不生气，笑嘻嘻地又来拉扯。

　　“吃个屁，我都要气死了，你还美呢！”徐芳一使劲，于波闹个趔趄。男人一撅嗒，扭头回了卧室。徐芳僵在那里，突然不知道该咋下台阶了。

　　徐芳的干预没有奏效，倒起了推波助澜。于艳红和连源的婚事据说本来准备再过个一年半载的才见分晓，因为母亲反对，两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三个月后就举行了结婚大典。

　　婚礼很隆重，连国学大学毕业后在梅市工业局下属的一个国企干不到一年，就辞职自己开了一家水产公司。开始并不顺利，托亲戚朋友借了不少现金，公司勉强维持个年吃年用，还款遥遥无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全面改革开放，连国学一咬牙出兑了公司，只身去深圳打拼。几年后回到梅市已资产过亿，现在梅市最大的蔬果市场几乎由他掌控。

　　徐芳没有参加女儿的婚礼，她咽不下这口气。

　　*

　　退休后的徐芳，时不时地把母亲接过来小住。于艳红出嫁后，林桂琴几乎长在女儿家里。有时候老太太要走，徐芳就急赤白脸地呛她，“俺家挂杀人刀了咋地，家里外头住两天半，看把你烧的！”

　　“徐玲、徐福家还叫我去呢，我哪能在你这扎下就不走了。”林桂琴掂着个很大的背包，拎起来放下，放下又拎起来，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于波笑呵呵地上去抢夺，“妈，你哪也别走，这就是你家！”

　　“让她走，我大姐在儿子家自个儿都受气，她去了有她好瞧；大哥家……”

　　“叫你说的，我在哪都受欢迎：小玉子跟她婆婆风一阵雨一阵的，见了我有均有让，有一口好东西也先让给我；徐福咋地，徐福……”

　　“你那也是钱填出来的，大伙这个给（你）点、那个给（你）点，你再三百五百、千八百地送给人家，不然小玉子搭理你呢！我大哥也是打肿脸装胖子，自个儿子三十大几了还没个对象，养活人家的带犊子一个顶俩。”

　　“你就属那刮脸镜子，光照别人，也不照照自个儿……”

　　“照自个儿咋地，我哪样没走在前边……”

　　娘俩儿三说两说吵起来。于波赶紧从中灭火。

　　老太太的样子就不用说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你让她能有个什么样子？上、下楼总体上还行，起码不用人搀扶，要不就跟你发火，“滚一边去，我还没老到那样！”牙齿磕榛子还咯嘣咯嘣地响脆，话语多少显得金贵，那要看你捅没捅到她的肺管子。仔细（节俭）劲儿丝毫不减，女儿每次倒垃圾她都要仔细地翻找，腐烂的苹果了，长黑斑的香蕉了，有怪味的麻花了……哪怕是一小块布片，一块纸壳，也要捡出来放到一边，娘俩为此常常夺来夺去。有时候徐芳趁母亲不在悄悄地把垃圾送到楼下，林桂琴也要赶到楼下再捡回来，常常还捎带一些别人丢弃的废品。徐芳就说妈你这是咋了，俺家谁给你气受了还是吃不饱呀？林桂琴看看失而复得的“宝贝”，除了自豪，人也显得气壮，“吃两天饱饭就不知道北了，忘了小时候那日子……”脸渐渐地凝重，喉也有些哽，一双枯皱的眼明显地放大和生动起来。女儿就把话慢慢地往回拉，“都多少年的事了，还想它干啥？”

　　“多少年就忘了？这辈子、下辈子我也忘不了，一想起……”接着就一件件地细数起那些年的这个那个。徐芳不由得又想起门前的大水泡子……虽然早已消失，门前早已修成了平坦、笔直的水泥路，她脑子里还是小时候的印象，还是有些恶心……娘俩儿三说两说又吵起来。

　　千头万绪，总归有根。两俩儿千吵万吵，归结起来大都和于艳红有关。徐芳每每拿女儿说事，说她也不哪辈子作孽，生了这么个忤逆的东西。老太太就说她是福大烧的，“红红这孩子你拎灯笼也找不着，要长相有长相，要挣钱能挣钱，干起事来鸡蛋壳开屁股嘁嚓咔嚓，要遇上一个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窝囊废你受不受？”看那架势，她很快就要拿徐玲或徐福说事了……徐芳就拿于艳红处对象事回怼。母亲说哟哟哟，看把你浪的，连国学咋的，连国学也是百里挑一，当时要不是人家……“人这玩意，真是过了河拆桥，上完香扒庙……”接着又千年谷子万年稗子地叨叨起没完。徐芳抛开了门前的大水泡子，却想起了连国学的点点滴滴……不由得感慨，有一个时间眼窝里还闪出了久远的泪花。林桂琴突然冒出一句：“听说你还跟着人家，那么大岁数了咋像个小偷，小时候一点也看不出来。”徐芳好像抓住了话柄，“你那时候不也常常跟踪我吗？”据说徐芳和刘江一块儿上学时林桂琴断断续续地就没少盯梢，她怀疑他们的私密就是林桂琴最先给捅出去的，母亲却避而不答，别看她叨叨叨地没完没了，有些事你就是磨破嘴皮子她也一声不吭。据说徐芳和连国学处对象的前前后后她也没少操心。

　　娘俩儿三说两说继续争吵。等老娘掉眼泪了，做女儿的赶紧拿餐巾纸说软乎话。

　　除了林林总总的鸡毛蒜皮，林桂琴把更多的时间都耗在了电视上。有兴趣的话不妨走进客厅，你不经地就会看到，一个骨架很大腰背也明显弯曲的老太太（不难想像年轻时的林桂琴），斜歪着身子坐在一个八层新的真皮沙发上，用她那粗糙的手指在频繁地倒换着遥控器上的几个数字；从熟练的程度看，你甚至怀疑她可能不是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更不像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顶多十分八分，或者三分两分，甚至一秒两秒，屏幕上的画面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让人想起那些个不稳定的领导班子。忽然一丢，“啥破玩意！”遥控器倒翻着身体别别扭扭地躺平在沙发的一角，老太太从此就自己跟自己生起气来。徐芳说要不你就睡一会得了，“这么大岁数了，这是何苦来的。”

　　“我没你那些穷觉，一天黑天睡、白天睡，除了睡觉就是睡觉，脑瓜子都快睡扁扁了还睡、睡、睡！”

　　“谁一天黑天睡、白天睡，除了睡觉就是睡觉？还‘脑瓜子都快睡扁扁了还睡、睡、睡’，别没事找事老拿我煞气！”徐芳自己也有些奇怪，上班时一天忙忙活活地从来也不知道困，退休后在家里待着待着就睁不开眼睛，有时候中午，有时候早上，有时候不早不晚地坐在沙发、椅子或者站在窗台前不知不觉地就打起盹来，等听到自己的鼾声忽然又醒了，嘴角还流出长长的涎水来。林桂琴也不争辩，把自己拾捯在小仓库里的废品一样样地拿出来，欣赏似的一样样地看来看去，再一样样地收起来。她知道老太太是闲得慌，就劝她下楼溜达溜达。老太太说累，没意思。“要不咱俩到跟前儿的百乐商场转转呀。”老太太说早都看腻歪了，城里人也不道犯的啥病，东一堆西一堆地除了卖衣服就是衣服，好像离了卖衣服就活不了了。“要不咱俩去羊肉馆换换口味呀，正好于波不在家，中午也不做饭了。”老太太说你可别提那羊肉馆了，死贵死贵地能砸死个人，有那钱还不如攒着给徐桂儿子娶媳妇了。”

　　有一天好像想起了什么，徐芳主动打开电视，帮母亲搜索频道。电影频道正播放《英雄儿女》，老片子，黑白色，图像似乎也不太清晰。她啪地换台！

　　“别换，别换，拨回来！”老太太急赤白脸地怼着女儿，接着就动也不动，那投入和专注劲儿，她忽然想起红红小时候看动画片时的情景。老电影实在太少，多少天也不播一部，老太太也记得那个频道，还是一次次地逼着女儿帮她搜索，接着就自己和自己生气，或找茬和徐芳吵架。

　　“有了！”徐芳一拍大腿，扯着母亲就要下楼。开始老太太还不想走，说累，哪也不想去。徐芳就卖关子说你不去我去，看你后不后悔……老太太的兴头一下提起来了，啥事你只要不说结果，她保证刨根问底。

　　梅市西街旧物市场胡同里有个不大的小放映厅，叫“老电影院”，里边播放的全是建国后和改革开放前拍摄的老电影。老太太一下就给吸引住了。影院里的屏幕和生产队那咱放映员下乡放映时的幕布大体相当，电影全都是黑白色，老太太说这才叫电影，那些花里胡哨地像个啥！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喊大：削（打）、削、削！给我往死削！这败家玩意，不削死他还留着干啥！有时候憋屈憋屈地就掉下泪来。当看到《白毛女》里的喜儿被地主黄世仁逼进了深山老林，老太太急得直跺脚，“大春和八路军都上哪嘎达去了，咋还不来救她？”当《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音乐骤起，杨子荣登场亮相，人家唱她也跟着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事后很久，她一想起母亲当时那直声拉气的腔调还憋不住笑。身边的老头、老太太各个一脸严肃，郑重其事，一时间不大的放映厅从头至尾南腔北调地响起来……事实上来这里看电影的大都是老年人，或者领着老年人来看电影的儿孙们。徐芳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看电影的情景，当时县里的放映员带着片子和放映设施（也就幕布和发电机，老百姓管幕布叫大白布，一看学校操场上挂“大白布”了，就知道要演电影了；管发电机叫‘电锅’，放映员拿着一根皮绳，把它套在发电机上的一个圆形凹槽里，一下下地拽（启动发电），大伙就围着看，发电机突突突一响，人群呼啦就散了，赶紧抢位子看电影，如果干发动突突不起来，大伙就急得团团转，有的甚至说搁麻杆点（火）一下能不能行；电影开始放映了，有好奇的社员在幕布前边看一会儿，再上幕布后边看一会儿，还自言自语地嘟囔，这人咋上去的呢？）每月下来一次（冬天、雨天除外），挨着村子放映，也不过《英雄儿女》《上甘岭》《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啥的，她和村里般对般的小孩子还有比她大很多的半大小子或半大姑娘甚至很多青年男女们，从这个大队看到那个大队，从这个山沟看到那个山沟，一场相同的电影至少要看七遍、八遍，为了调节气氛，相互间常常还要编排出一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新闻：今天晚上要演新片子了；某某放映员昨晚上电影一结束就坐火车回县里取某某某战斗片了；某某某和放映员认识，说明天晚上肯定有“加演（片）”……有时候一个单程要走十几里路，有时候甚至顶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点，也撵着去看。

　　每次从电影院出来，老太太讲的全是电影，“董存瑞的衣服咋不像以前了？在咱村那咱可没现在立整，还哆哆嗦嗦好像冻够呛似的？”女儿就说那时候的电影（效果）赶不上现在，都是一样的。一会儿老太太又问：《南征北战》里那个张军长我记得不是在山沟里给抓着的吗，怎么变成坐吉普车了？具体她也记不清了，那咱她才十二三岁，一晃都五十多年了，谁还记得他是在哪嘎达给抓到的，回答得就支支吾吾。老太太就一遍遍地刨根问底。徐芳也不吱声：这么大岁数了还磨磨唧唧，逮着点事没完没了，她刚要想起门前的大水泡子，忽然有人群走过来，老太太想问也插不上嘴，挨挨挤挤地直打趔趄。女儿咋咋呼呼地上前搀扶，老太太胳膊一耸，“离我远点，让人看着成啥了！”

　　有一次林桂琴突然问看一场电影得多少钱？徐芳愣了一下，就含含糊糊地说没几个钱，看一场电影能用几个钱……

　　“没几个钱是多少钱呀？”

　　“五毛……”她觉得说多了老太太肯定就不会看了。林桂琴果然说还不贵……忽然又说那也不贱，搁过去五毛钱能买多少东西？五毛钱不也是钱吗？此后徐芳再领母亲去看电影，老太太说啥不去，说在家看电视多好，不用下楼挨累，还不用花钱。直到把积攒的废品卖了，才掏出一元钱，说以前都是你花钱，今天我做东，就手忙脚乱地穿衣服下楼。

　　一天从老电影院出来，林桂琴忽然站下来不走。徐芳说累了吧，打个车，我也累了。她家离老电影院不远也不算近，左拐右拐地加起来咋也得有一站半地，老太太一直坚持步行，说啥也不打车，“坐那破玩意呢，有那钱攒着给我大孙子说媳妇，脑瓜子让毛驴子踢了咋地！”中途总得歇几气儿才行。女儿再问，老太太先是一声不吭，突然喊起来：“红红！红红！”徐芳顺着母亲的手指，只见女儿徐艳红和女婿连源在一个卖冷饮的小窗口前驻足。徐芳扯起母亲的胳膊就走。老太太使劲地挣脱，“你干什么——你！”于艳红和连源很快奔过来，“姥姥！”外孙女亲切地喊了一声姥姥，又看了一眼母亲，就不吱声了。连源先喊了一声姥姥，又甜甜地喊一声“妈！”徐芳尴尬地答应一声，脸就红了。于艳红回身买来两个蛋卷冰淇淋递给姥姥，林桂琴说买这玩意干啥，冰凉冰凉、死贵死贵的，又说一个我都吃不了，咋还买俩，你认识人家——不花钱咋地？于艳红只顾往姥姥的手里塞，也不解释。连源马上接过一只，殷勤地递给丈母娘。

　　*

　　于艳红一年后生下女儿连莹莹。

　　分娩前老太太多次闹闹要去产房看看外孙女生孩子。徐芳说我都不去，你去干啥？老太太说谁能比你，没亲没热、没远没近，连自己的亲闺女都像敌人似的。

　　女儿分娩的头天晚上，徐芳悄悄地去了市医院妇产科。老太太问她干啥去，她也要跟去。徐芳说同事有点小事，她去去就回。老太太一等二等不见女儿回来，就问身边的于波。于波就实话实说。老太太说啥也要过去看看。于波就撒谎说人家不让去那么多人，去多了罚款。老太太就说那你让徐芳回来，换我过去！

　　徐芳和连源还有亲家母在产房外边焦急地等待。林桂琴就一遍一遍地给女儿打电话：“生没生呀？你快点回来，换我过去！”

　　第二天一早，于艳红顺利地生下了女儿连莹莹。

　　看着胖嘟嘟的外孙女，和外孙女那尖利的大嗓门，徐芳除了高兴，也有讥讽：哼，这回你也做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