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第一次坐飞机，记忆清晰。

　　那是1974年秋，邓小平同志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指示全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为主的“三打”和以“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防”训练，我所在的190师接到命令，从辽东的本溪摩托化奔袭千里，到辽西的塔山一线构筑工事，隐敝接敌，在强大的炮兵和空军配合下，进行一场实兵实弹的反坦克阻击战训练演习，快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部队经过一昼夜的摩托化开进，到达辽西的预设阵地，天刚蒙蒙亮，敌人由强大的坦克集群打头阵，向我方阵地杀来。我军先是出动空军，将一枚枚炸弹砸向敌人的坦克集群，敌方的阵地上炸弹轰鸣，浓烟滚滚。在空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敌坦克有的被掀了个肚皮朝天，有的被炸得趴了窝。遭空军沉重打击的敌军经过重新组织，继续向我师的预设阵地杀来，但锋芒已大大受挫，远不如开始时那么杀气腾腾了。当敌人的坦克进入我们师各种反坦克武器的射程后，我们的加农炮、火箭炮、掷弹筒、火焰喷射器才依次开火，在敌人前进的道路上织成了一道道严密的火力网。最终，敌人的几百辆坦克被我们在塔山一带“包了饺子”。

　　我们师当时是全军的第一机械化师、国防部总战略预备队，这种在空军配合下的大规模反坦克演习在军史上还很少见，经验需要深刻总结，好好宣传。师首长指示我这个师政治部宣传科的新闻干事，由司令部作训科科长协助，尽快将这次大规模的反坦克作战演练写一个长篇通讯，送往解放军报。我搞了几天，围绕着提高部队反坦克作战能力这个主题，从思想统一、步空协同、靠前指挥、将士效命等方面，写出了一篇6000多字的通讯，交给师首长审核。师首长看后很高兴，交待说：“小刘哇，为了不耽误时间，从沈阳坐飞机到北京吧。”

　　一听师首长这样交待，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要知道，当时乘坐飞机是身份的象征，购买机票需要单位出具介绍信，必须是团级以上干部，中国普通老百姓乘飞机的人少之又少。中国民航全年的客运量才200来万人次，全国所有机场加起来还不及现在一个中等机场一年的客运量。

　　从沈阳坐飞机到北京，得先从辽西返回沈阳，而从塔山到北京，如果从塔山上火车，所需时间肯定比返回沈阳再乘飞机上北京还短。我当然知道师首长并不是不会算这种账，他们之所以让我从塔山返回沈阳坐飞机，既是便相对我辛苦写稿的的一种犒赏，更是对我的一种期许——希望我不虚此行，尽快将这篇事关我们师的重要文章在解放军报登出来。师首长不但交待我坐飞机，开了购买机票的介绍信，还派了一辆嘎嘶63军用吉普车，专程将我从塔山直接送到沈阳桃仙机场。

　　现在的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是原沈阳桃仙机场的升级版，中国一级干线机场，中国八大区域性枢纽机场之一 ，那时的桃仙机场和现在比可寒酸多了。机票淡绿色，三根指头宽，不是电子打印，手工抄写，可能是售票员的字太臭，本来很庄严很神圣的一张机票，不多的几个字全写得龇牙咧嘴、张牙舞爪。似乎也没什么正规的安检，没有电子安检门，也没摸包搜身，只问了一句“带没带汔油？”听说“没有”就放行了。验票后也没什么摆渡车，就让乘客步行到候机坪，像等公共汽车一样站着等飞机。若大的一个桃仙机场，没见一架飞机停靠，空空荡荡，寂寞萧条。

　　我第一次坐飞机，就那么傻傻地站在绿茵茵的草坪上，不眨眼地盯着蓝天，盼着飞机早点飞来接我们。

　　“来了！来了！”和我一样在草坪上等飞机的一位乘客不知道是耳朵特别灵还是视力特别好，第一个报告信息。

　　果然，天上传来了飞机的轰鸣，接着一架飞机由黑点逐渐变大来到了机场上空。它没有直接冲下跑道，而是在机场上空盘旋，第一圈，第二圈。

　　“三叉戟！我们坐三叉戟！”有位乘客眼睛望着天上嚷嚷。

　　“就是三叉戟！”有人大声附和。乘客中开始轰动起来。

　　这种飞机因其控制框图的结构酷似海神波塞冬的武器“三叉戟”，所以被命名为“三叉戟”。它是英国推出的中短程喷气式飞机，一共只生产了117架，中国作为第二大客户引进了35架。虽然这款客机中国民航早于1991年10月31日就全部退役了，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它速度快、噪音小、飞行平稳、客舱恒温、安全性能卓越，很受青睐，是当时中国民用航空的主要机型，也是领导的专用座机。林彪出逃乘三叉戟葬身蒙古国温都尔罕，更使这款飞机在中国家喻户晓。

　　听说是三叉戟，我把眼睛死死地锁定着天上的飞机。传达林彪出逃的文件中附有三叉戟的照片，离我们越来越近的飞机与照片上的三叉戟太像了——它那尾巴高高地耸立着，尾巴像个立着的大写字母Z，如同上面还驮着一架小飞机，特点十分突出。

　　说时迟，那时快，在乘客们的欢呼雀跃声中，飞机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那时，中国民航是部队管理，驾驶员和服务人员都穿着空军的服装，迎接乘客的不是婀娜多姿的空姐，是我们的几位“女战友”。我坐位靠着弦窗，既可以看舱内，还可以看舱外，运气满满。

　　第一次坐飞机，除了兴奋就是好奇，至于机舱宽敞不宽敞，坐位舒适不舒适，根本没在考虑范围之内。我的邻座是一位老军人，可能看出我是头一次坐飞机，飞机进入起飞地域时，他提醒：“起飞和降落嘴里鼓气，避免伤了耳膜！下飞机后耳朵可能要嗡嗡几天。”

　　飞机吼叫起来，向前冲去，吼声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飞机往上升，感觉人往下坠，我把嘴里的气鼓得满满的，倒没感到耳鼓难受。飞机一直爬坡，向窗外望去，机场留在了后面，地上的房子起来越小，河流起来越窄，当爬上8000米高程平稳飞行时，见铁路如一条银灰色的线，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光，冒着黑烟的火车袖珍得像儿童玩具，在地上慢慢地爬行，一座接一座的楼房，像火柴盒。“那是阜新市。”有人说。“不是阜新，是锦州。”也有人这样说。

　　记得那次从沈阳飞到北京，一个多小时，途中没有配餐，连水都没有给免费送一杯。因为当时还没有矿泉水一说，更没想到后来乘飞机还免费供应咖啡、牛奶、面包、米饭，特别是乘从这个洲到那个洲的国际航班还有牛排、啤酒之类的美味。我们是名符其实“硬坐”到了目的地。

　　也可能是年轻抵抗力强，也可能是太兴奋转移了注意力，感觉到还没怎么坐就从沈阳飞到了北京，飞机落地后耳朵也没嗡嗡着响。

　　一个区区儿连职干部，享受了团级以上干部才能坐飞机的特殊待遇，一下飞机，压力才像大山一般地压来——要是稿子登不了怎么回去交差？万幸，空地配合进行反坦克作战的经验当时全军都迫切需要，那篇通讯送到北京没几天就发表了，占了解放军报第二版的半个版面。我没有辜负师首长的期望，对不起那张绿色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