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队的生产队里，有一个叫鲍传银的农民。他没有结过婚，孤身一人过一辈子。插队时我经常断粮，没有菜吃。尽管他日子过得也十分艰难，还是不时地给我送点粮，送点菜去。有时把我叫到他家，弄一点好的给我吃。在那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能做到这一点，又是多么不容易。一天，他从我门前经过，见我断粮躺在床上，望着我哭了起来：“孩子，你不能这样糟塌自己，没有粮食你怎么不说一声，大家凑凑，每人省一口，也不能让你饿肚子啊！你爸你妈不在跟前，他们要是知道，你现在躺在床上饿肚子，会心疼死的，你真是个傻孩子啊！怎么能这样？“

　　听他这么说，我哭了起来。”看我哭了，他擦擦我的眼泪说：“孩子，不要哭了，到我家去吧，我家还有点粮食，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不会让你饿肚子的。”就这样，他硬把我拉到他家里，在他家过了好几天。。

　　经过这件事以后，他更不放心我了，总是不时地去看我，看我有没有断粮，有没有菜吃。为了安慰我，他总是不时地讲一些当地的民间故事和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笑话给我听。尽管有的笑话并不可笑，他仍然笑得很开心。在他的感染下，我的心情好多了。如果没有他在我身边，这几年真不知道能不能走过来。

　　也正因为他有恩于我，我才会一直把他记在心里，时时想着他，招工上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给他买一点山区见不到，吃不到的东西，虽然那时票卷很紧张，自己省一点，也不能不考虑他。每年春节我都给他寄十块钱去。当时我的工资也只有四十多块钱，再加上一点稿费，全家人生活己够艰难的了，再艰难这十块钱必须寄。这十元钱对某些有钱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他一个山区的单身汉来说，孬好也能过一个年吧！当时我也只有这点能力了。

　　一年春天，我又到那看他，见他生活非常困难，又有病在身，除了给他买些东西外，又给他十元钱，他怎么也不肯收。含着眼泪对我说：“过年你才给我寄十块钱，怎么又给我钱，你家有多少钱？你们也不容易，这钱我再也不能收了。”

　　我硬塞给他：“我再没有钱也比你强，我虽然工资不高，还有点稿费，你就拿着吧，起不了大作用，也能救一点急，更何况你现在还有病在身，更需要钱用、钱是少了点，回去我再想想办法，给你再寄一点来。”他这才含着眼泪把钱收下。

　　两年以后，当他得知我家属胆结石做手术时，可把他急坏了。他提着两只鸡，村东跑到村西，见人就说：“谁能到淮南去，把我这两只鸡带给小俞，我也没有别的给他，也只有这两只鸡，听说大侄媳妇要做手术，给她补补身体。”见没有人去淮南，当时就坐在地上哭了：“这怎么好，这怎么好！我腿脚不好使，也不能去淮南，谁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我求求他了。”又过了半年他离世了。

　　虽然他只是一个农民，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但却从没有做过一件亏良心的事，与人相处，他总是抱着吃亏态度，处处为别人着想，从来不想自己。他一生曾救过俩个人。一个是抗战时国军的一个伤兵，一天，他从青山街买东西回来，刚进油房冲，见一个国军伤兵在前面跑，几个日本鬼子在后面紧紧追赶，这个伤兵手和腿都负了伤，实在跑不动了，眼看就要被鬼子追上，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一把把伤兵拉了过来，藏到山谷背后的树丛中。日本鬼子在附近转了一会，看找不到人，只好向后转。看鬼子走了，他把这个伤员领到家里，藏在山洞里，天天晚上给他送饭，白天上山挖药草给他治伤，伤员手不能拿筷子，他一口一口地喂他。经过两个多月的照料，这个伤员伤总算好了归队。另一个是文革中被打伤的知识分子，当他正要上山砍柴，看一个知识分子向山上爬，就有些不放心跟了上去，当这位知识分子站在涯上，正要跳涯自杀时，被他一把抱住，问他究竟遇到什么事情了要跳涯。当知识分子哭诉着自己的遭遇，说自己再也活不下去时，他劝他不能经生，要想开点，以后总会好起来的，你要是死了，你家人怎么办，一定要活下去啊！你全家人说不定一定正在找你呢。看这个知识分子不再说话，就把他接到家里，保护他，侍候他，安慰他，让他开心。尽管生活相当困难，自己都吃不上饭，也要让他吃好，并不时地到山上打些野味给他吃，不让他受一点委屈。还时时看着他，总怕他再想不开，出意外。直至文革结束，才把他送下山。临别时，拉着他的手说：“回去看看，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再回来，千万不要再做什么想不开的傻事，大不了一碗饭，我兄弟俩分着吃，你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保证饿不着你，你千万要记住我的话。”就这样，这个知识分子含泪向他告别。

　　他在离世前，曾在路上遇到过那位知识分子，这位知识分子坐在轿车里，一眼就认出走在路边的他。赶忙叫司机停车。那时他有病在身，生活又相当困难。这位知识分子看他面色焦黄，走路十分艰难，又穿着一身破衣服，，当时就哭了。赶忙从车上下来，拉着他的手，劝他到他家去和他一起过。他怎么也不愿去，望着那知识分子说：“谢谢你的好意，现在都不容易，我不能拖累你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他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永远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