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偏僻到很少会有人想到那里。不过每年却也有几个行脚客远地而来，带来外面世界的一丝新的气息。

　　卖鸡鸭的小贩

　　春末夏初，村前村后蓬蓬勃勃地绿起来了，随便哪里，都绿得逼你的眼。水田里终日响着驱牛犁田的吆喝声了，有的人家已经在插秧了。天一天天地长起来，暖和起来，热起来了。蓝天白云倒映在水田里，上下天光，一派澄澈明净。

　　南来的燕子在田野上飞来飞去，忙着衔泥筑巢了，布谷鸟整日在山上岭上“阿公阿婆，割麦插禾”地催着了。人也忙起来了。挑柴灰去地里施肥的，扛了锄头去山岭上种辣椒茄子的，驱牛去犁田的……

　　这时，那个卖鸡鸭的小贩就穿村过寨地来了。他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白背心，外面敞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头上一顶旧草帽，黝黑的脸上透着庄稼人的老实。他挑着两大竹笼鸡鸭，一笼鸡，一笼鸭。那些毛茸茸的小鸡小鸭就在竹笼里叽叽喳喳地叫着，细细小小的声音很好听，像一地碎玉的脆响。

　　“卖鸡鸭唻。”“卖鸡鸭唻。”他长长的吆喝打破了这春末夏初的山村的宁静。

　　后来，他在池塘边那棵苦楝树下放下了竹笼，自己在软软的草地上坐了下来。一阵风来，紫色的苦楝花雪似的落了下来，落到草地上，落到碧波粼粼的池塘上。偶尔有那么一两朵落到他身上，他也没注意。他坐着，吃着他的烟卷，向远处看去。在已经热起来的春阳下，那里有人正吆喝着牛犁田，丰腴的土地像木匠手里的刨花，在雪亮的犁铧下不断地翻卷出来。

　　村中也有人家自己孵小鸡的。开春后，就时见扎煞着羽毛喉咙里咕咕怪叫的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柴垛下草窠里觅食了。但即便这样的人家也多少还要再买些鸡鸭，鸡鸭是农人家里重要的收入。所以不久，苦楝树下就来了不少女人和孩子了。

　　最先来的是孩子。他们忽然就从村中的各个角落冒出来了，拖着他们用树枝做的刀枪剑戟，围着看那些挤在大竹笼里叽叽喳喳地叫的毛茸茸的小鸡小鸭。那些小小的可爱的鸡鸭以及它们细细小小的声音，看得孩子们喜不自胜，那份惊喜不亚于看他们从树上掏来的鸟雀。

　　随后来的是女人。她们刚从地里回来，还没来得及回家放她们的锄头、镰刀和篮子。

　　“好多钱一只？”人们问。

　　“一块五。”卖鸡鸭的小贩比了个手势。

　　“更恩贵？（这么贵？）一块！”女人们讨价。

　　“一块？我裤子都亏期咯。”（我亏得裤子都穿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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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讨价还价，但并不伤和气，大家依然高高兴兴的，好像这只不过是买卖的一个过场。

　　最后大家都让了步，讲定每只鸡鸭一块二。于是，开始拣鸡鸭了。这家十只，那家二十只，竹笼里很快就空了许多了。卖鸡鸭的小贩看看再没有人来买了，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苦楝花，挑起竹笼又去下一个村寨了。

　　小鸡小鸭买回去后，人家里很快就用颜料标上记号了。孩子开始对那些可爱的小鸡小鸭还有兴趣，但很快就又找到更有趣的事情了。况且那些鸡鸭长得太快了，不到一两个月，就换了毛，神气活现地在草窠里、池塘里欢叫着觅食了，再不是原来怯怯的惹人怜爱的模样了。

　　卖瓜人

　　“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故乡最繁忙的莫过于农忙双抢时候，收稻插秧，一样都不能落下。稻子收迟了，谷子就要烂在田里，秧插晚了，谷子就要灌不了浆。这时全家老少一起出动，上至七旬老翁，下至五岁小儿，只要割得断稻禾拔得出秧苗的都要跟着下地。

　　那时正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太阳整日地炙烤着大地，树啊！草啊！全晒蔫了。人顶着大太阳在田里收稻子，汗雨似的吧嗒吧嗒地滴下来，滴到镰刀上，滴到干旱的土地上，顷刻就不见了。更苦恼的是稻叶杂草在手上脸上拉出一条条红痕，汗水一浸，痛痒不已。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写得实在真实，没有亲身经历过是不知道这种辛苦的。

　　这时，卖瓜人就来了。

　　卖瓜人是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黑瘦，木讷，裤腰带上系着一个旱烟袋。卖瓜人推一车西瓜，身后跟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小男孩靸着鞋，光屁股穿件红肚兜，天灵盖上留一个木梳背儿。那是卖瓜人的孙子。

　　人们认得这卖瓜人是山那边的。卖瓜人在山那边种了一大片西瓜。瓜出红壤时，他就天天坐在地头的草棚子里抽着他的旱烟守瓜了。他要提防的是偷瓜的，过路人口渴讨个瓜吃，他是很慷慨的，亲自去瓜田里，挑一个又甜又脆的好瓜给人家。和他一起守瓜的，就是他的这个孙子。

　　现在瓜收上来了，他带着孙子来卖瓜了。

　　“卖瓜唻。”他喊。

　　声音不大，却宛如一声霹雳，整个山村为之一振。孩子屏息谛听，还真是卖瓜人。孩子的眼睛马上就亮了，巴巴地拿眼睛看院子里的大人。

　　“去吧！”大人从身上摸出十块二十块钱，这是奖励孩子这些日子的辛苦收稻。孩子高兴地要蹦起来，拿了钱飞也似地向卖瓜人跑去。

　　再去田里收稻子，累了渴了，就可以坐到田边的树荫下扇着风（虽然这风也并不凉快，但好歹聊胜于无）吃西瓜了。那毒辣辣的太阳，那挠得人痛痒难耐的稻叶杂草，那到处乱撞的飞蛾蜻蜓也就不再那么讨人厌了。

　　尤其晚上做活回来，舒舒服服地冲个凉水澡，在满天的星子下，往已经凉快下来的场子上一坐，吹着晚风，听人唠着嗑，吃上几片井里浸得透凉透凉的西瓜，再苦的日子也就不觉得苦了。

　　货担郎

　　货担郎是夏天来的。

　　夏天的山村是寂寞的。太阳整日地晒着大地，那些树啦！草啦！全都耷拉着，一动不动。偶尔一丝风来，它们才动一动，见出些活气。人们都躲到屋里去了。整个山村空荡荡的，只有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

　　这时，货担郎来了。

　　货担郎是个四十来岁的壮实的汉子。他戴一顶草帽，穿双草鞋，挑着两个硕大的挑子走在八月的村路上。太阳是真大，毒辣辣的太阳让人抬不起头来。汗不断地从他的额上流下来，他就不断地用肩上的汗巾擦去，带着盐渍的汗流进眼里疼得睁不开眼。早已湿透的衬衫紧紧地贴在他的背上。

　　那对挑子，实在是一个移动的杂货铺。那里有孩子漂亮的红肚兜，可爱的拨浪鼓，有姑娘的发卡、遮阳帽，有年轻女人时兴的健美裤，有老人挠背的抓箕、厚实耐用的老棉衣……除此，挑子里还有一个十二宫格的玻璃盒子，盒子里装着女人的针线，好看的纽扣，漂亮的手串戒指，孩子五彩斑斓的弹珠……这些除了用钱买，还可以拿东西去换。用完的牙膏盒子啦！不穿的凉鞋啦！鸡毛鸭毛啦！女人的头发啦！……这些平日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现在都可以派上用场了。

　　这货担郎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从很远的地方来，并且每年这时候如约来村庄。他似乎没有家，就一个人。他似乎就这么一直走下去，走下去，像上古那个逐日的夸父，永不停息，直到倒下。

　　“针头线脑。”“鸡毛鸭毛换唻。” ……在这山村的午后，他长长的吆喝像忽然掷入水面的石子，打破了山村的寂静。

　　一个人从屋里探出头来，又一个人从屋里探出头来……像大地忽然起了一丝凉风，山村终于有了些生气了。

　　货担郎把挑子放在三奶奶的院子里，自己坐在门前的石凳上，用草帽呼哧呼哧地扇起风来，这风也是热的。他看到池塘边的苦楝树，二奶奶屋前的梧桐、酸枣树、葡萄树一直到村前的榆树、桑树全都蔫不拉几，有气无力的。村里一个人都看不到，到处都是白晃晃的让人害怕的日光。

　　不久，三奶奶的院子里就来了不少人了，孩子、女人和老人。孩子依然是来得最快的，他们刚才还在院子里热火朝天地打仗、躲猫猫，现在已眉开眼笑地挤在人群里看热闹了。

　　人们围着两个丰硕的挑子高兴地评论着，在他们看来，每一件东西都是那么新奇、精巧。他们赞叹着城里人的聪明和灵巧。

　　孩子这时是最勤快的，不用人说，就一溜烟跑去找那些丢弃的牙膏盒子和凉鞋了。门前屋后，翻了个底朝天，连草根底下都不放过。有时在草丛里扒出一个牙膏盒子、一只凉鞋，便如获至宝，高兴得忘乎所以。他们拿着捡来的牙膏盒子、凉鞋从货担郎那里换来他们喜爱的糖果、气球、弹弓、五彩珠和鸡毛毽子，这些都是他们的宝贝。

　　一向省吃俭用的人们这时也都大方起来，都忍不住买上几样东西。老婆婆给自己买了一个挠背的抓箕，给家里的老头儿买了一个旱烟袋。（这样，早上起来，老头儿可以坐在门前吸那么一两口烟醒醒神了）年轻的女人给自己买了一条健美裤，给摇篮里的孩子买了一个拨浪鼓，给家里的男人买了一件冬天的棉大衣。姑娘给自己买了一朵头花和一顶有飘带的漂亮的遮阳帽，赶集的时候，她可以戴着这顶帽子去集市了……大家欢欢喜喜，像过年似的。

　　人们买了东西并没有立即散去。货担郎也没有动，他不急于赶路，他走到哪里算哪里，况且太阳还这样的毒。

　　日长无事，人们和货担郎聊天，请他说说外面的世界。货担郎说他走过的云南、贵州、四川和山西，以及那些地方的趣事。对于小县城都鲜少有人去的山村的人们来说，这些事情是那么新鲜、有趣，简直就像听武陵人讲桃源外的事情似的。

　　太阳落到河对面的山头了，燕子也在田野上飞着了。人们要去做活了。圈里的猪哼哼地叫着要吃食了，栏里的牛也哞哞地叫着要出来了，塘里的鱼也浮上来要吃草了……人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陆陆续续地散去了。货担郎也这才挑起两个空了许多的挑子向村外走去了。再看时，他已走在河对面的那棵槐树的树梢上了。

　　明年这时候，货担郎又会如约走进村来，挑来两挑子外面世界的新奇。

　　卖冰人

　　太阳火球似的炙烤着大地。地上烫得要融化了。草树全晒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没有风，空气似乎凝固了。最聒噪的蝉也被这气势汹汹的酷热吓住了，全都噤了声，大气也不敢出。

　　所有的人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了。连最不安静的孩子也都老老实实地拿着草席跟着母亲睡在穿堂里，虽然一丝风也没有。整个山村空空的，似乎是一个没有人住的空村。

　　“卖冰。”“卖冰唻。”这突然的一声，像大地忽然起了一丝凉风，整个昏昏欲睡的山村精神为之一振。

　　这是卖冰人。卖冰人是个中年男人，黑瘦而小。戴一顶草帽，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上的漆几乎都剥落了，铃铛也坏了。自行车的后座上，是一个泡沫箱子，箱子上铺着很厚的用井水浸凉了的毛巾。这是他的冰箱。

　　汗从他脸上、身上不断地淌下来。他的衬衣都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的前心后背上。他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身上没有一处是干的。灼人的阳光照在他汗淋淋的黑皮肤上，反射出一片金属的刺眼的光芒。

　　谁也不认得这卖冰人，只知道每年这时候，他会来村庄。

　　卖冰人把他的冰箱和破旧的自行车放在三奶奶的院子里，自己就拿着草帽坐在门口的石凳上呼哧呼哧地扇着风。在他前面，是一排村树和一大片农田。树已经晒得奄奄一息了，田里的秧也都晒得打起卷来了。一切都在毒辣的太阳下昏昏沉沉，有气无力。看着这毒辣的太阳，卖冰人心里发着怵。

　　孩子从屋里探出头来，他们像嗅觉灵敏的动物似的最先察觉到外面的异样。死寂的山村忽然有了些生气了。确定是卖冰人，人们很快就从屋里出来了，三奶奶的院子一下子有了些活气了。

　　卖冰人的泡沫冰箱里永远是那两种冰棒，一毛钱一根的糖水冰棒和两毛钱一根的绿豆冰。

　　人们很快买了就走了，卖冰人也很快收拾起自己的泡沫冰箱，骑上自行车去下一个村庄了。山村很快又恢复了沉寂。

　　不过，因为卖冰人的到来，山村终究是不一样了。在某个静悄悄的院子里，孩子快乐地舔着冰棒。因为这一毛钱的冰棒，这炎热的午后竟也不那么难熬了。

　　卖月饼的女人

　　中元节过后，暑热就一天天地降下来了。农事也不再那么繁忙了，无非去地里抽抽豆子，薅薅草，去田里拔拔杂草。

　　日长无事，故乡的女人就开始编笆斗了。抽来狗尾草的茎，剪去穗子，晒在屋瓦上、草垛上。晒干，用绿丝线或白丝线编成笆斗。编好的笆斗有草的清香，阳光的味道，很好闻。这是预备给家里的孩子八月十五装月饼的。（故乡八月十五有孩子用笆斗装月饼瓜子花生过节的习俗）这时节，不管走到哪户人家，都会看到那家的女人坐在院子里编笆斗。

　　那时卖月饼的女人就来了。

　　卖月饼的女人黑胖，不高，四十出头，不过头上已经生了些白发了。挑一对挑子，挑子里是薄膜袋装着的月饼，上面盖一面竹筛。

　　“卖月饼唻。”一进村，卖月饼的女人便拖着长长的嗓音吆喝起来。这一声吆喝像强大的磁石哗啦啦把村里的孩子都吸引过来了，拖着鼻涕的，靸着鞋的，曳着树枝的（他们刚还在哪个院子里用树枝打仗呢！）……卖月饼的女人走在前面，孩子们跟在后面。

　　看人家买月饼，孩子早急了，先怕人家买光了，自家没有月饼了，早撒脚如飞跑回家找母亲了。母亲坐在院子里编笆斗，不慌不忙，没事人似的，孩子急得要哭了。

　　卖月饼的女人终于走过来了。还远着，站在门口翘首张望的孩子便迫不及待地挥起手，急急地喊起来：“这里！这里！”

　　卖月饼的女人的挑子里只有两种月饼：芝麻饼和猪肉饼。芝麻饼四块钱一筒，有十个，现在市面上还有卖，当然现在是贵多了。猪肉饼要贵一些，一块二一个。猪肉饼里并没有猪肉，只有芝麻、杏仁、瓜子仁、花生仁之类的东西。猪肉饼其实就是现在的五仁月饼，当然没有现在的五仁月饼松软、细腻，它梆硬，粗粝，但在那时却是孩子们盼了一年的最美味的吃食了。我不知道故乡的人们为什么把五仁月饼叫作猪肉饼，大概觉得猪肉是好的，——对于一年吃不上几回猪肉的故乡的人们来说，当然是好的——所以一切好的东西都应该叫作猪肉。人家里买月饼，芝麻饼和猪肉饼都会买些，芝麻饼是给大人吃的，猪肉饼是给孩子吃的，大人舍不得吃猪肉饼。

　　这家卖了，卖月饼的女人又挑着挑子去下一家了。孩子们就跟在后面。直到卖月饼的女人走出村去，走出老远，孩子们才恋恋不舍一一散去。

　　月饼买回来，母亲就收起来了，这要等到八月十五中秋节才能吃。那时母亲会在散发着草的清香的笆斗里放上诱人的月饼、今秋的瓜子花生和新炸的麻花。于是孩子就天天掰着指头数着离中秋节还有多少个日子了。

　　弹花匠

　　一层秋雨一层凉。几阵秋雨过后，天凉了。树上黄的红的树叶随着几阵秋风秋雨刷刷拉拉落下来了，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人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人们添上衣服了，见面说的最多的就是眼前的天气了。

　　“天凉了。”一个坐在门口吧咂着烟杆的老人向一个双手已经笼到袖子里的老人说。

　　“是啊！凉了。”那老人也说。

　　那时弹花匠就来了。弹花匠是踩着一路湿漉漉的秋叶来的。

　　弹花匠是一个中年男人，黑瘦而高，竹竿似的，似乎是急速猛长一时没来得及收住就窜过了头了。弹花匠是背着一张大木弓和一个碾盘进村的。因为他的高瘦，再加上常年背着重物，他整个人也弯成了一张弓。

　　在乡下，学弹棉花的都是些穷苦人。弹棉花脏、累，但凡有些法子的，都不愿走上这条路。不过，人们对手艺人都很尊重，知道赚的是几个辛苦钱，都不会杀价，是多少就给人家多少，还要好吃好喝地招待人家。

　　“弹棉花唻。”他喊，声音清清凉凉，像这凉下来的天气。

　　要弹棉花的人家就把弹花匠请到家里去。

　　院子里摆上几条高脚凳，架上木板，铺上草席。摊开棉花，弹花匠就开始弹棉花了。他挎上弓，一手扶弓，一手执棒槌，对着棉花，在弓弦上嘭嘭嘭地敲起来。

　　不久，院子里烟尘弥漫，弹花匠就像在纷飞的雪里。到中午主人家请吃饭的时候，弹花匠头上、脸上、身上全是灰。整个人灰扑扑的，像从柴灰里爬出来似的，只有两个眼睛还可以看出白来。他站在天井里擤了擤鼻子，清了清嗓子，不过，擤出来的鼻涕是黑的，咳出来的痰也是黑的，黑痰里还有淡淡的血丝。洗脸水换了几回，香皂也抹了几遍，弹花匠的洗脸水还是黑的，连主人家特意准备的新毛巾也洗黑了。

　　棉花弹松，弹匀。再网线，固定棉花，四边收线。最后碾盘碾匀，压实。一床棉被就大功告成了。这往往要耗上一天的功夫。

　　弹花匠的弹花声是弹棉花的号角，只要一家响起嘭嘭嘭的弹花声，村里人家就知道弹花匠来了，就去弹棉花的人家找弹花匠排定日子。一年到头，乡下人家都要弹弹棉被，或者弹一床新棉被，或者把旧棉被重新弹弹，弹松软，弹暖和。这家一床，那家两床，一个村子往往要弹上个把月。

　　这个把月里，弹花匠就挨家挨户地弹过去。

　　这个把月里，村里就响着嘭嘭嘭的弹花声。声音极单调，但听着听着也就听出节奏来了，像一首古朴的民谣给山村又添了一丝烟火气。这声音让人感到安全，再冷的冬天也用不着担心，因为有一床松软暖和的棉被已经预备在那里了。

　　打冻米的老夫妻

　　天渐渐地冷了。地里最后的红薯也收回来了，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也落了，光秃秃的枝桠孤零零地剩在苍茫的天空中。

　　人们不怎么出门了，他们开始整日地坐在屋里了。女人开始勾毛鞋，男人坐着抽秋天的叶子烟。老人坐在火塘边打起了盹，或者和人说说话，家里那只老猫在脚边打着呼噜。终日不着家的孩子，这时也安安静静地坐在屋里听老人讲些久远的故事了。

　　这时，那对打冻米的老夫妻就来了。

　　打冻米是我故乡的方言，其实就是爆米花。打冻米的机子（故乡一种爆米花锅）后来经过改良，也可以打花根（一种管状物）了。不过因为习惯，人们还是叫打冻米。

　　打冻米的老夫妻五六十岁了，身材矮小，穿着青布棉衣，系着青布围裙，满脸皱纹，手粗大如树根。他们低着头走在路上，乍一看像是从地下突然冒出的土地公婆。

　　老头推着一板车打冻米的家伙走在前面，老妇甩着手走在后面。两个人都不说话，只是默默地低头走路。

　　“打冻米唻。”“打冻米唻。”老头吆喝着。他那苍老而平和的声音像一笼篝火使整个山村都有了些暖意了。

　　他们最后把板车停在村中那棵已经光秃秃的苦楝树下，从板车上把打冻米的家伙卸下来。

　　很快，苦楝树下就来了不少人了。有小孩的人家都会打上几筒米，冻米是乡下孩子难得奢侈的零食。人们舀来大米，拿来白糖，——打冻米的老夫妻那里只有糖精，讲究的人家，就只得自备白糖了。一筒米两块钱，一般人家都会打上两三筒三四筒。大米经机子一打，可以膨胀数倍，三四筒米就可以打上一大袋冻米和花根，足以让家里的孩子吃到来年开春。

　　老头烧火，摇机子。老妇就把打出来的冻米和花根装进人家的袋子。火光映红了他们灰黑的脸。他们不说话，只是默契地做着各自的活。

　　天渐渐地晚了，苦楝树下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孩子了。看看再也没有人来打冻米和花根了，老夫妻这才收拾起家伙。像来时一样，老头推着一板车打冻米的家伙走在前面，老妇甩着手走在后面，在四合的暮色里，一前一后走出了村庄。明年这时候他们还来。

　　整个长长的冬天，孩子们就坐在火塘边心满意足地吃着冻米花根，听着老人们讲那些讲了一辈又一辈的久远的故事。外面天寒地冻，屋内却温暖如春。

　　送福人

　　已经是旧年的最后几个日子了。家家户户的尘除了，油糟、薯丝圆子、粑粒鼓圆子（故乡的物产）等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瓜子、花生、糖果、饼干、鱿鱼、粉丝等年货也都买了，年猪也杀了。窗外寒风呼啸，彤云密布的天空低低地扣着大地。雪已经一尺多深了，整个大地白茫茫一片，外面几乎看不到人了，只有房屋在这苍茫的大地上静默着，像入定的老僧。人们都坐在屋里，等着过年了。

　　这时，送福人就来了。送福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青布棉衣，双耳帽，旧布鞋，胸前一只布口袋，手里一根底部开裂的竹杖。煤黑的脸没有什么表情，似乎经过人生的大痛之后，便没有什么可悲可喜的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只知道他无儿无女，孤零零一个人。

　　他其实不只是这时候来村里。村里办红白喜事，他有时也来，主人家这时都会给他送上一大盆好饭菜。他有个钵盂一样大的盆，就揣在他的布口袋里。除此，一年里其它时候，他也会来村里一两次，请求人家给他一把米。

　　但只有每年的这个时候，他是来送福的。

　　他拿着一叠年画，上面画着笑容可掬的捧着金元宝的财神和抱着百宝盆的两个小童，左右两边是对联，或“三羊开泰辞旧岁，四季平安迎新春”，或“泰运鸿开兴隆宅，财源广进昌盛家”之类。他“咚咚咚”地敲开人家的门，用暗哑的嗓音向屋里喊：“老板，财神来了。恭喜发财，想好多闯（赚）好多！”他黯淡无光的脸上显出少有的喜气。

　　“恭喜恭喜，大家都恭喜发财。”主人家忙忙地迎出来。

　　这时，人们都会给送福人送上五角或者一块钱。钱是特地从八里外的镇上邮局兑换来的崭新的钱，是给孩子们作压岁钱的，寓意新的一年，新的面貌。有的人家还会用红纸包一包有大米、豆子、麦子的粮食送给送福人，寓意五谷丰登。赶上吃午饭，主人家还会慷慨地给送福人的盆子盛上一满盆鸡鸭鱼肉类的好饭菜，其实这样的好饭菜他们自己一年也吃不上几回。

　　给这户人家送了福，送福人又给下一户人家送福去了。

　　人们把那张喜庆的年画小心地贴在门上。连同门上的春联，墙上的年画，窗上的窗花，家里的喜气更浓了。新的一年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