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诗只有在反抗的暴力中才能获得强烈的意义。然而诗只有在召唤不可能性时才具有这种暴力。几乎没有人能理解第一个书名的意义，这是我最后选择谈论不可能性的原因。

　　乔治·巴塔耶的《不可能性》以《老鼠的故事》《狄安努斯》《俄瑞斯忒斯纪》三个“异质”文本为构架，通过明显或隐秘的线索彼此牵连，意图“描绘真实”。然而，在此书中，他并不借助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通过想象“不可能性”，或者将小说人物置于色情、消失、死亡、毁灭等情形的考验之下，或者将诗歌推至一种“暴力状态”，以此来获得意义，并唤醒主体意识。在这一力图触及“不可能性”的文学作品之中，存在着一种生命特有的痉挛，它展现了存在物的全部运动，也使三个“异质”文本在更高层面上获得了一致性。

　　巴塔耶认为，“不可能性”是“不能以任何方式来把握、除非自我毁灭而无法企及的”。

　　在此期间，我在读《十月的夜晚》，因为感受到自己的喊声与自己生活之间的差距而震惊。归根到底，我就像奈瓦尔[1]，因为小酒馆，因为一点小事（更加模棱两可？）而开心。我想起在提利时，我对走出雨水、泥浆和寒冷的村民们的兴趣，对酒吧里摸着酒瓶和高个子农场佣工（醉醺醺的，靴子上全是泥浆）的鼻子的泼妇们的兴趣；夜晚，郊区的歌声在庸俗的嗓子里悲鸣，院子里，吵架声、放屁声、笑声和女孩来来往往。躺在一个肮脏（且冰冷）的房间，听着他们的生活，一边在我的本子上涂涂写写，我感到很幸福。没有一丝无聊的痕迹，因叫声的热度、歌声的魅力而幸福：他们的忧伤让人窒息。

　　编注[1]：热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之一。

　　Funnel Field | Wolfgang Lettl 1981

　　| 庙宇的屋顶 |

　　有一种感觉，仿佛有一场决斗要参加，无论什么都已经阻止不了我。我很害怕，因为确信自己再也避免不了这场战斗。

　　答案难道不是“我忘记了问题”？

　　昨天我似乎跟我的镜子说话了。

　　我似乎看得相当遥远，就像在闪电的光中看到一个地方，是焦虑带我去了那里……由一个句子带来的感觉。我忘记了那个句子：伴随它的是一种明显的变化，好像切断联系的顿悟。

　　我察觉到一个后退的动作，跟某个超自然的存在的后退一样令人失望。

　　再没有比这更超脱、更违背恶意的了。

　　始终无法撤销自己的断言，对此我感到内疚。

　　仿佛某种难以忍受的压迫感困扰着我们。

　　渴望——令人颤抖——突然而至的机会被抓住，尽管它降临在夜的不确定性中，又不易察觉。而且这渴望那么强烈，以致我只能保持沉默。

　　独自在夜里，我只剩阅读可做，同时因这种无力感而痛苦万分。

　　The Great Rain | Wolfgang Lettl 1972

　　读了整本《贝蕾妮丝》[1]（我之前从没读过）。只有前言中的一个句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庄严的哀伤成就了悲剧的全部愉悦”。我读了法语版的《乌鸦》[2]。我起身，我已经被感染。我起身，拿了纸。我还记得自己带着何种狂热的急切走到桌边：然而我是平静的。

　　成为俄瑞斯忒斯 

　　赌桌是这个有星光的夜晚，我跌落在此，像一颗骰子一般，被掷在转瞬即逝的种种可能性的场域上。

　　我没有理由觉得“它很糟糕”。

　　因为在夜晚盲目地堕落，我身不由己地超越了自己的意志（我身上这自我只是被给予的）；而我的恐惧是某种无限的自由的叫声。

　　如果我没有借一次跳跃超越“静止的、给定的”自然，那么我将受到法则的限定。然而自然玩弄了我，把我丢在比它更远的地方，超越那些令卑微者爱它的法则与极限。

　　我是一场赌博的结晶，如果我不存在，那么这一切将不存在，可以不存在。

　　在一个巨大空间的中央，我是超越这巨大空间的一点什么。我的幸福和存在本身都来自这种超越的特征。

　　我的愚蠢为跪在上帝面前的可以被拯救的自然赐福。

　　但我所是的（我那带有醉意的笑容与幸福）仍旧是赌博的结果，在偶然中获得，在夜里被赶出门，像一只狗一样被驱逐。

　　真相的风做出了回答，像一记耳光扇在恻隐之心那伸出的脸颊上。

　　心只有在反抗时才具有人性（这意味着：成为一个人就是“不在法则面前卑躬屈膝”）。

　　诗人不会完全为自然辩护，他不会完全接受自然。真正的诗在法则之外。但是归根到底，诗接受诗。

　　当对诗的接受将它转变成它的反面（它成为某种接受态度的中介）！我忍住了本该令我超越宇宙的跳跃，我为被给定的世界辩护，我对它心满意足。

　　钻进包围着我的一切，自我辩解，或者将我那无法探测的夜只看成一个为孩子写的寓言（为我自己创造一个物质形象或神话形象）！不！……

　　我宁愿放弃这场赌博……

　　我拒绝，反抗，可是为什么迷失了自我。假如我胡言乱语，那么我将完全是自然的。

　　诗意的谵妄在自然中有它的位置。它为后者辩护，接受对后者的美化。拒绝的行为属于澄明的意识，后者估量自己的遭遇。

　　对各种可能性的明确区分，坚持走到最遥远处的天赋，这些属于平静的专注。自我的无法回头的赌博，走到一切给定事物的范围之外，这些不仅需要这无尽的笑，还需要这缓慢的沉思（疯狂的，但是过度的）。

　　是黑暗和模棱两可。诗同时令人远离夜晚与白昼。它既无法质疑这个将我捆缚的世界，也无法推动它。

　　威胁始终存在：自然可能将我毁灭——将我缩减至它的尺度，取消我在比它更远处进行的赌博——这赌博需要我的疯狂，我的快乐，我无尽的清醒。

　　放松将人从赌博中拉出——正如过度的专注。带笑的怒气、不理智的跳跃和平静的清醒是赌徒应有的品质，直至运气——或生命离他而去的那天。

　　我接近诗了：却是为了错过它。

　　| 1928年，巴塔耶的小说《眼睛的故事》出版，对法国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部“情色小说”，此书因其语言的诡谲、内容的大胆与大量的赤裸裸的、露骨“低俗”的性描写被长期禁行，但这却让其在地下更为流传。

　　在超越自然的赌博中，究竟是我超越了自然，还是自然在我身上超越了自身（它可能完全超越自身），这已无关紧要，可是，在此期间，超越最终落入了事物的秩序（我将在那一刻死亡）。

　　为了在某种明显的不可能性中抓住一种可能，我不得不先想象反面的处境。

　　假设我想令自己回归合法的秩序，我也不太可能完全做到：我会因为有始无终——因为不幸的严谨而犯错……

　　在极度的严谨中，秩序的要求拥有如此大的威力，以致它无法反噬自身。在（神秘主义）信徒的经验中，上帝被置于某种不道德的无意义的顶峰：信徒的爱在上帝——他自己的化身——身上实现了某种超越，如果他以个人名义承担超越的结果，那么这结果就会令他跪地不起，恶心不已。

　　向秩序的回归无论如何都失败了：形式上的（没有超越的）虔诚令人有始无终。逆向的尝试因而可能有机会。他需要利用迂回的道路（笑，不停歇的恶心感）。在这些事物起作用的层面，每个因素都不停地转变成自身的反面。上帝突然之间被赋予“可怕的崇高”。或者说，诗滑向了美化。对于我等待的对象，我每做一次抓住它的努力，对象都转变成一个反面。

　　诗会在死亡的混乱中达到某些时刻，但诗的光芒显现于这些时刻之外。

　　（一个共识令两位作者被边缘化，是他们给诗的光芒增添了失败的光芒。模糊性与他们的名字紧紧相连，不过这两人都穷尽了诗的意义，使它最终变成自身的反面，变成一种对诗的仇恨。没有上升至诗之无意义的诗只不过是诗的空，只不过是美文。）

　　|《不可能性》初版于1947年，当时书名为《诗歌的仇恨》，1962年第二版时更名为《不可能性》，巴塔耶本人在二版序言中解释了更名的原因。

　　这些蛇是给谁的……？

　　未知和死亡……没有牛的沉默，在这样的路上，只有牛的沉默才足够坚强。在这未知中，失明的我弃械投降（我放弃了理性地穷尽所有可能性的打算）。

　　诗不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更不是对某种遥远的可能性（对之前不存在的事物）的经验，它仅仅是通过词语，对那些无法企及的可能性的召唤。

　　相对于经验，召唤有一种优势，它是丰富的，具有无限的便利，但它令人远离（本质上被麻痹的）经验。

　　如果没有过度的召唤，经验将是理智的。如果召唤的无力感令我恶心，那么它将从我的疯狂开始。

　　诗令夜晚向过度的欲望敞开。被诗劫掠过后的夜晚在我身上是对某种拒绝——对我超越世界的疯狂意愿——的量规。——诗也超越了这个世界，但它无法改变我。

　　与其说我那虚构的自由摧毁了给定的自然的限制，不如说它确保了这种限制。如果我满足于此，我将渐渐屈服于这给定的东西的限度。

　　我继续质疑这世界的限度，同时抹除那些满足于此的人的悲惨处境，我无法长久地承受虚构的便利：我要求现实，我发疯了。

　　如果我撒谎，那么我就处于诗的层面，处于以言语超越世界的层面。如果我坚持盲目地贬低世界，那么我的贬斥就是假的（就像超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与世界的和解得到深化。可是，由于不能蓄意撒谎，我发疯了（能够忽视现实）。或者，由于再也不懂该如何为我自己上演一出胡言乱语的闹剧，我又发疯了，不过在内心深处，我体验了黑夜。

　　Name Unknown | Wolfgang Lettl

　　诗是一种简单的迂回：我通过诗逃离话语的世界，这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自然的世界。我与诗一起进入某种坟墓，其中可能性的无限性诞生自逻辑世界的死亡。

　　走向死亡的逻辑孕育出疯狂的丰富性。可是被提及的可能性却是不真实的，逻辑世界的死亡是不真实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并逃离到这种相对的晦暗中。我可以在此嘲笑我自己，嘲笑别人：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一切价值都是不真实的！从中很容易产生致命的滑移，在滑移中，我不知道我是在撒谎还是发疯了。夜的必要性即来自这种不幸的处境。

　　夜晚只能通过迂回产生效力。

　　对一切事物的质疑产生自某种欲望的扩张，而这种欲望不可能是对空的欲望！

　　我的欲望的对象首先是幻觉，之后才是幻觉消失的空。

　　不带欲望的质疑是形式上的，是无动于衷的。对于这种质疑，我们无法说出“这和人是一回事”这样的话。

　　诗揭示了未知的某种力量。但是，未知如果不是某种欲望的对象，那么它便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诗是一个居间的词汇，它在未知中窃走了已知：它是装饰有太阳那刺目色彩和外表的未知。

　　数以千计的形象令我眼花缭乱，无聊、急躁和爱在这些形象中组合而成。现在，我的欲望只剩一个对象：这数以千计的形象之外的东西，和夜晚。

　　然而，在夜里，欲望撒谎，而夜晚因此停止成为欲望的对象。我“在夜里”的这种生存仿佛爱人死去时情人的生存，仿佛得知赫尔弥俄涅[1]自杀时的俄瑞斯忒斯。在夜里，它无法认出“它等待的东西”。

　　编注[1]：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和海伦之女，据阿波罗多洛斯所着《神话择要》：赫尔弥俄涅于童年时被许配给俄瑞斯忒斯，结为夫妻，并生子提萨墨诺斯。

　　| 1957年出版的《色情史》与巴塔耶的诗构成了互文性：“诗歌导致了同一个地方的各种形式的情色——独立对象的混合与融合。它引导我们走向永恒，它引导我们走向死亡，并且通过死亡来延续。诗是永恒的，太阳与大海相匹配，相互支持。”

　　/ 诗，生命的痉挛/

　　1962年，《不可能性》第二版序，[法] 乔治·巴塔耶

　　正如小说的虚构叙事，接下来的文字——至少前两篇意在描绘现实。倒不是说我倾向于认为它们具有确定无疑的价值。我不想欺骗。另外，从原则上说，不存在骗人的小说。而且我不认为自己能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叙述明显触及了不可能性。说实话，这些回忆有种让人无法忍受的沉重。沉重感可能与一件事有关：恐怖有时真实地存在于我的生活中。或者也有可能，即使这种恐怖在虚构中被触及，也只有它还能帮我逃脱谎言的空洞。

　　现实主义在我看来像个谬误。唯有暴力才能摆脱现实主义经验的贫瘠感。唯有死亡和欲望拥有压迫人的力量，切断人的呼吸。唯有欲望与死亡的极端性才能让人获得真相。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出版了这本书。那时我给它起了个晦涩的名字：《诗之仇恨》。当时我觉得，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诗只有在反抗的暴力中才能获得强烈的意义。然而诗只有在召唤不可能性时才具有这种暴力。几乎没有人能理解第一个书名的意义，这是我最后选择谈论不可能性的原因。

　　的确，这第二个书名也远远谈不上清晰。

　　但它总有一天能清晰起来……：我从整体上看到了某种牵涉生物全部运动的痉挛，从死亡的消失直至心迷神醉的狂怒，而后者可能正是消失的意义。

　　在人类面前有一种双重的视角：一方面是强烈快感、恐怖和死亡的视角——恰好就是诗的视角，以及它的反面，科学或有关实用性的真实世界的视角。唯有有用的、真实的才是严肃的，我们永远无权放弃它而去选择诱惑，因为真理有权支配我们。它甚至可以任意支配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能够，甚至应该向某个东西做出回应，这东西不是上帝，但比一切权利都更为强大。它就是不可能性，为了触及它，我们唯有遗忘所有这些权利的真相，唯有接受消失。

　　Parable | Wolfgang Lettl 1968

　　节选自《不可能性》，[法] 乔治·巴塔耶着，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

　　|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法国着名哲学家、评论家、小说家，博学多识，思想庞杂，其作品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文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巴塔耶的思想上承尼采、克尔凯郭尔、萨德的批判倾向，下启20世纪后期法国诸家思潮，对福柯、德里达、波德里亚等人的影响尤深，颇具反叛精神，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