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尽人皆知的文学名篇，若是照《永州八记》去按文索迹，想像中的钴姆潭、小石潭已不复存在，现实中的景物将大煞风景。对于这些，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我们出柳子庙，过柳子街，在零陵师专杜方智教授的导游下，一路去温习《永州八记》中的景点。

　　愚溪周遭的景物破坏的痕迹并不是太大。但是，整个的生态环境起了变化，柳宗元笔下的那种原始和自然的生态已经不能够完全恢复。但是山水的格局还在，要修复也不要费太大的力气。

　　我们随着杜教授走过柳子街，缘愚溪一路寻访各个景点，并听杜教授说起柳文与当地实景的考证情况。

　　我们对照柳文及当时历史和环境对山水以及人进行揣摩，这比在课堂上的教与学也许更加有意思。

　　河西柳子庙

　　在河西柳子庙右侧，现愚溪水电站附近，是八记中的钴姆潭，据说潭底是天然岩石，凹陷形如古代熨斗。因为上流已经修了一个水坝，熨斗的形式已经不能考证。但水坝上的显眼处竟然放了一个农村常见的木尿桶，虽然这是常见的农具，但放在这里未免太煞风景。山水格局别致且风景和人文资源都相当丰富的永州，却是一个经济相当不发达的地区。它的贫穷使我感觉有一点遗憾，又有一点叹息。因为穷，有时候就露出一点怯，一种与文化高调不相匹配的寒酸。尽管当局也搞了一些诸于公祭柳宗元的活动，有张扬本地文化资源的意思，但是，那种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套路谁都明白。

　　公祭柳宗元是不是合适？我说不上。公祭柳宗元意味着把柳宗元和炎帝、舜帝等中华民族的图腾一样的先祖并列起来，把一个杰出的文学家上升为一个神，我认为不合时宜。柳宗元是不是一个神？当然不是，他自然也逃脱不了那个时代的文人的局限。当年，他来到陌生的地方，一个水土不适的炎热潮湿之地，加上百病缠身，亲丧友离，还有语言不通等等生存的实际问题的困扰，他也会违背自己的初衷委曲求全。艰难的处境，导致了柳宗元人格的缺失，这可从他给亲友的书信中得到证实。

　　首先，他刚正不阿的性格动摇了。他为了返回仕途，向人写求援信，说了些有损自己人格的话，如：“某天罪深重，余息苟存，沉窜俟罪，朝不图夕，伏谒无路”，“不任荒恋之诚”，他在投靠无门的情况下，过着“偷视累息”忍辱偷生的日子。

　　其次，他在多封求援信中，阿谀奉承，大力吹捧对方。他吹捧赵宗儒尚书说：“伏以尚书德量弘纳，义风远扬，收抚之恩，始于枯朽，敢以余喘，上累深仁”。（引自孙代文《柳宗元人格的特点与缺失》）

　　柳宗元的人格缺陷的方面，因为避贤者讳，后人多半不提及。对于柳宗元，我们也没有权利求全责备，人无完人，古人亦是。对于一个落魄的文人，一个被贬的官员，流落异乡，满腹心事，他能做什么呢？寄情山水是疗救他心灵创伤的最好的一种方法。

　　他把他的心事一片片割下来洒落在永州的土地上，这一片片的心事变成了一篇篇山水文章。后人从精致的文章中不难看出作者的哀伤和不幸。假若柳宗元官场得意，他到不了永州，那么，《永州八记》将不会出现。“文章憎命达”，看来，文人还是背时的好。

　　古代文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他们的命运多半掌握在朝廷的手里，当他的政治前途一片暗淡的时候，胸中积聚的块垒就完全仰仗文字这杯“酒”来消解了。文章这东西就像疏肝解郁的中药汤剂，原来是柳宗元用来疗救自己伤口的良药，没想到变成了中国文学的经典的一部分。

　　柳宗元的精神的营养通过他的诗文，把我们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滋养，为我们留下了文字的典范。但凡受过中等教育之上的中国人，对于柳宗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给我们的文学的形象可不完全是现实中的那个潦倒的落魄的失宠于朝廷的官员。他的文字是那样细细密密地缝在我们的记忆里，成为我们初涉文学的范本，那样温润、简洁的文字，那样智慧。他开启了我们的想像和语言的神秘之门。

　　但请原谅我，我不是特别喜欢柳宗元的游记，我不喜欢他的文字那种特别的精致，那种刻意，那种把自己的情绪深深掩埋的曲折。寄情山水而把自己真实的感受掩藏起来，这多累呀？我倒希望读到他的旷达、粗犷，希望也有一点愤怒和豪气。

　　事实上，《永州八记》作为一种游记的样板，只是用简洁的语言对山水作客观的描绘，在照相术摄像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文字的客观描述显得是多么地无力。如果把山水作为一种客体，借来表达对于那个黑暗的年代的主观心境，那么，我们柳宗元可能贴得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