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诗曰：“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杭州西湖的荷花，又怎能比得上闽北建宁荷花有百里莲乡。正当此夏日荷叶碧绿时节，作为“福建省特色文艺创作基地”的“建宁莲乡文学创作基地”推出一套文学丛书，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更如映日荷花别样红。

　　丛书由五部文学作品组成。其中两部合集，一部是外地作家的《为荷而来》，另一部《因荷精彩》是建宁本土作家和在长期在建宁工作过的作家的合集，两部合集按作者收录作品，个人或有多种体裁。三部个人专著是唐朝白云的诗集《春秋濉溪》、宁江炳的长篇小说《终极剿匪》、温兆坚的散文集《记忆的碎片》。

　　一

　　2017年10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到建宁采风。他们从他者的视野来考察、体验、感受和抒写建宁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畅谈建莲文化和建宁红色文化，采风作品汇编为丛书的《为荷而来》一书。第一辑为“莲乡非虚构”，既是指作品的非虚构性，更是指建宁这座闽赣边城不是虚构的著名莲乡，这得到作家们的认可和赞美。如，廖奔的《站在闽山第一峰》，高屋建瓴，感慨金铙山的“横空出世，俯地经天”，遥想建宁七千红军烈士的悲壮历史，抒写第一次真正看到荷花“无穷莲叶接天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澎湃心潮。黄国荣的《善地，建宁》深掘莲花向善的文化内涵，又从佛教的莲花意象而联想中国共产党为百姓谋求福祉的人间大善，从生物的莲花引向文化的莲花和革命现实，立意深刻而高远。更多作家抒发在莲乡的艺术感受。如胡学文的《荷塘漫步》，追忆在建宁荷塘美景中的似幻非幻感觉。龙一的《乾隆一日》，考证和推想乾隆皇帝怎样面对和享用御膳中的建莲羹，作品充满物趣、事趣和情趣。世宾的《建宁的莲田》，写到里尔克《秋日》中的感谢主的恩赐的诗句，认为建宁莲田也是土地的丰厚馈赠，从而思索莲田的生态保护。王晓云的《一颗古莲与稻种》，把一颗古莲的生命之种，放到宇宙天地和建宁沧桑的历史中思索，引出对建宁物华天宝和丰富物产的赞颂。施晓宇对建宁并不陌生，这次写的《又到闽江源》，通过科学的表述，再次明确闽江正源在建宁县均口镇台田村的张家山村。而在审美上，再次看见永不枯竭却又是小小水潭的闽江正源，他说：“在看见源头的一刹那，确实引起了我内心极大的震撼。原来往往是其貌不扬、看似渺小的事物、现象，却孕育了巨大的能量和实力。”行文至此，就像紧闭的闸门被滔天的洪水破开，将文势推向震撼的高潮。郭志杰的《莲说——献给建莲》则匠心独运，以建莲的根、茎、叶和果实的角色——其实是一个生命整体，自述怎样由传说中的千年前之根轮回为一次次荷花盛开，“在不断轮回的世界里，吐露属于自己的青绿与涩苦，美丽与芬香。”作品以莲隐喻生命力的顽强，赞美生命的存在和精神的胜利。女作家戴冠青的《建宁纪行》，一如福建旅游所推出的“清新福建”品牌一样，以朴素而清新的文风，诗画般地描写建宁美景的“温润濉溪”，追忆壮丽的朱毛红军楼的风云历史。

　　2017年7月在建宁举行“苏区胜地，红色之约”系列活动

　　《为荷而来》的第二辑“莲乡觅诗行”汇编22位省内外地诗人以莲、莲花或建宁景观为意象的诗作，意象纷呈，诗情涌动，多有莱笙所说的“唯美的基调”，宛如清晨荷叶滚动的露珠。第三辑“莲乡文学说”收入9位作者的文章，评论有关建宁莲乡的文学作品。其中，集中收入杨少衡、施晓宇、黄莱笙、绿野、廖开顺2017年7月在绿笙长篇小说《建莲古事》新书发布暨创作研讨会上的研讨文章。杨少衡以自己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评论《建莲古事》，是小说家之间难得的交流和借鉴。施晓宇以丰富的编辑和审读经验，评价《建莲古事》作者巧妙借助关键人物李直而导入故事，展开情节，建构结构的奇巧构思。莱笙阐发《建莲古事》创作现象的三重意味，对推进三明市文学创作提出指导性意见。第三辑也收入西风对建宁本土作家白云的散文集《生命的演绎》的评论，西风是一位勤奋而成果丰硕的残疾作家，对生命有更为真实而深刻的体验。林恒、高珍华、詹鄞森评论建宁另一位本土作家宁江炳的散文和散文诗。江炳是一位失聪的作家，长期在无声的世界默默创作，像扎根在荷塘的荷根，却开放出艳丽的荷花。当然，这一部合集，因采风日程紧迫的原因，对于悠久而丰富的建宁文化，未及全面考察和书写，莲乡期待他们有更多的发现和关注。

　　二

　　丛书的另一部合集《因荷精彩》，收入27位作者92篇（首）作品。在题材上，较之外地作家，一是多有反映建宁人现实生活的题材，二是写建宁的自然景观、风物民俗较多，三是较多的革命历史故事。对于建宁古老而漫长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性格的形成，也有少数作品涉及，如宁江炳的《建宁木偶戏，百年传承话兴衰》、《水性莲乡》，寒鸦的《闽江江源赋》、吴景栋的《认识莲之美》、谢木生的《千古绝唱说“爱莲”》等。但是，从地域文化的视野来看《因荷精彩》的题材，对于地域文化外在的显性层次的题材较多，深层内涵挖掘不够。其实，个别作品和一些作品的字里行间，已将触及到文化的深层。如宁江炳的《水性莲乡》表现了莲乡人尚“雅”的人文性格。莲文化是雅文化，与精耕细作的闽北农业文化直接相关，又受到南唐文化、理学文化和江右商道文化影响，都值得挖掘和审美表现。

　　《因荷精彩》也是对建宁作者群的一次检视。唐朝白云的诗和散文、宁江炳的散文诗、早已突破建宁地域，在外有相当影响。丛书收入唐朝白云的个人诗集，其实他的散文也达到相应的艺术水平。2009年他以“白云”笔名，出版30万字的散文集《生命的演绎》。施晓宇在《序》中评价他的散文是“相当嘹亮而又幽远的抒情男高音。其字里行间弥漫出的诱人的怀旧色彩，同时也正在成为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滋生的一种略带忧伤的美好情愫。”宁江炳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终极剿匪》之前，更主要的创作是散文诗和散文，已经出版3部散文诗集和1部散文集。他的散文诗既保持着诗的跳跃、情趣和意境，又有散文的白描、飘逸和自由，在个人独处的寂静而沉静的世界中，抒发对美的赞颂、追求和向往。譬如收入本书的《残荷听雨》，虽然不无感伤，却更赞美“残荷对温馨世界最后的灿笑”。莲的整个生命体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原型意象，更多的建宁作者从自身的生活与生命体验出发，以莲为意象，抒发对生命对美好的歌咏，如谢水龙的散文诗《下辈子，我愿为藕》等篇章。总体上看，建宁作者群的诗作的艺术性较胜于散文等文体，这与诗本身更浓郁的文学性有关，也与三明诗群的影响有关。如陈映艳的《山中红叶》，以家乡美丽而成熟的红叶指代待嫁的新娘，实则暗喻故乡和故乡的等待，深层中的乡愁隐而不露，用“你的新郎啊/还奔波在异地他乡”暗示，近似郑愁予那句著名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却是另一种清新而寓以哲理的意象。

　　↓建宁诗人陈映艳（右）与三明市文联主席黄莱笙

　　散文是容易普及的文体，《为何精彩》的散文篇章较多，作者语言朴素、情感真实而自然，于平淡中抒发人生感受。如老作家陈炳烈的《拜岁兰》，写自己所喜爱的拜岁兰不再开花，朋友说许是老了，引起“我听了，不禁心酸”，“但我决不放弃，继续养护着”，“或许它们内心自有天成，来年又会开花的”的人生感慨。感发性是文学散文最重要的特质，是在人事景物的描述中，抒发人生的独特发现和引起的感受、感触、感动、感奋和感受。夏洪毅的《记住乡愁》，魏晓风的《品味黄桃》、何绍贤的《母亲教我做莲子》、《黄昭希》的《建宁梅花石》、林军的《建宁野鸦椿》、谢水龙的《中畲的圩会》，杨进龙的《因为山在那里》等散文，取材小而别致，语言朴素如话家常，文风朴实敦厚，读来如见故人。但也存在比较注重客观叙述，感发性不足，或以“卒章显志”的附加式议论代替审美感发的问题，对于散文应有的“见情见性”，情感抒发较多，而表现自我个性、独特人生感受的“见性”不足。

　　建宁荷花

　　《为荷精彩》也编入一些小小说。宁江炳《打电话的民工》篇幅简短、情节新奇。一位民工每晚要来用“我”的小卖店使用计费公用电话，如果自己很忙就委托一位民工来打电话。可是每次在电话中只说一句报平安的话，时间不到半分钟，话费一元钱。原因是远在家乡的民工的妻子不会说话，只能接听，却又天天挂念在外的丈夫。这样的构思或来自作者自己失聪的切身体验，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爱情和亲情打动读者，也反映民工及其家庭当下的生活艰难，体现了小小说的以小见大。女作家丁海兰的小小说，贴近乡村生活，人气温馨，散发泥土芳香。她的《为爱守候》写姐姐与走村货郎的一段奇缘，一种美好的情愫充盈其间。她的小小说篇幅可以再简短一些，为此需要构思更精巧一些。在《为荷精彩》收入的革命历史故事中，廖光朗的《女游击队长张炳贞》既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传奇的生动性。建宁为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革命历史故事和歌谣很丰富，但是一些作品拘泥于简略的史料，最为故事则内涵不足。可以在保持真实的前提下，将史料与当时的情境相融合，进行再创作。对故事发生的背景，人物的生平和环境影响，进行更多的发掘和合理的加工，增强可读性和感染力。

　　建宁反“围剿”纪念园

　　三

　　丛书有三部个人作品集。《春秋濉溪》是唐朝白云的第二部诗集，收录150多首诗作，其中100余首在《诗刊》、《星星诗刊》和其他文学刊物发表过。他的诗具有相当的震撼力。譬如《一条河站立起来》的第一节：“一条河站立起来，就像父亲从一口水井里/直起腰身，对着一大片庄稼地/干吼了一声，雪花落下来，梅花落下来/泪水、汗水、雨水和星星、月光、马蹄落下来/三千年的剑气、三千丈的白发落下来/没有一个波澜，没有一个回声/”近几年，一些现代汉诗作者和论者诗歌排斥意象，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唐朝白云诗的感染力首先来自原始意象的力量。一个民族的原始意象积淀在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处，又在自己民族的文学中反复出现。荣格说：“原始意象……是同一类型的无数经验的心理残迹”，“都有着在我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它就像心理中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大凡有稳定风格的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象创造，欧美新批评认为：“一个语象在同一作品中再三重复，或在一个诗人先后的作品中再三出现，就渐渐积累其象征意义的分量。”唐朝白云是这样的，他的大部分诗作以“濉溪”为核心意象，“濉溪”也是他诗语言的“词根”。自然地理中的濉溪是闽江上游的支流，是建宁人的母亲河。“濉溪”虽然属于建宁，实际上是“故乡”和“生命”（生命在故乡获得，故乡意象可以包括生命意象）原始意象的变体，因而，每一位读者读“濉溪”，也是读自己的故乡和进行自我的生命体验，从而触动心弦。《春秋濉溪》作为现代汉语诗，它的意象又不是古典诗歌那种内蕴明确、久之而概念化的意象，是隐显适度的个人化意象的创造和非常规组合。所以我们读唐朝白云的诗似乎有古典的影子，似乎有一个古典的背景（实际是原始意象），又不都是古典的，很难一时捕捉其具体含义，进行清晰的解读。这又与他诗作的隐喻有关。文学语言是隐喻的，诗的语言更加隐喻。唐朝白云诗的隐喻不是古典诗词单个的隐喻修辞格，可以进行单个的即时的具象的转换，而是通篇隐喻，不能分解为单个的隐喻修辞格，而是每一首诗都是一个隐喻场。这需要高度的语言翻新艺术，新颖、鲜活而纷呈的意象创造，以及非视觉化的语象的运用，《春秋濉溪》是这样的。诗需要哲理和思想，古典理学家的诗以简单的议论阐发思想或哲理，如朱熹的《半亩方塘》，它禁锢读者像注解六经一样按照理学的思想去解读它，而现代汉诗写作的唐朝白云，将“思想知觉化”，把思想还原为知觉，通过意象这一情绪的客观对应物或象征的营构加以寄托、暗示，让读者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去进行开放式的个性化的解读。唐朝白云对激情的放纵和理性的控制，对隐喻的暗示和语象的使用都恰到好处。读他的诗，既熟悉而陌生，既冲动情绪又有理性所思，魅力由此产生。

　　丛书收入温兆坚的散文集《记忆的碎片》。他的散文重在文化书写，贯穿在所采撷的古代文化意象、文化事象和自己旅游行走视野中的种种人事景物的“碎片“之中。他的一类散文围绕一个文化原型或者文化事象展开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这类散文很陷入枯燥的引经据典，带来非审美化的“掉书袋”现象，作者努力克服了这种现象。温兆坚的另一种散文是对乡土文化的开掘，这类散文更有乡情乡恋的情感，以朴素、自然的笔调营造家乡充满生机活力的、完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在这一类散文中，作者不受文化原型和文化事象的题材掣肘，行文更加自然而舒展，在《一个古村的背影》、《水韵莲乡》等作品中得到很好的表现。

　　宁江炳所著的长篇小说《终极剿匪》是建宁文学的一个惊喜，他从散文诗和散文的创作一步跨越到长篇小说，而且是建宁本土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从《终极剿匪》所反映的历史来看，叙写了从土地革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白莲县匪患的形成与完全（终极）剿灭的全过程，具有长篇小说的史诗架构，尽管“诗”的审美性有所不足。《终极剿匪》以两条线索支撑结构，一条线索是匪首“猪头”从穷人子弟、红军指导员叛徒，蜕化为匪首，危害百姓，最后被剿灭的全过程。另一条线索是中国解放军小分队和白莲县党组织坚持斗争，剿匪的过程。人物性格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没有将土匪全部刻画为十恶不赦，而是善恶兼备，又有或恶或善的主导性格。在环境描中再现了建宁县环境原型的地理特点和风土人情、各种民俗事象。小说情节紧凑，曲折多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是，小说也存在人物刻画不够细腻，小说语言锤炼不够，章回式结构过于陈旧，构思与流行的剿匪影视剧似曾相识等问题。无论怎样，《终极剿匪》充分显示了作者创作长篇小说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