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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舌先生在他乡:纳博科夫的“美国梦”

阅读:945 次 作者: 来源:经济观察报 发布日期:2018-06-05 10:36:28
基本介绍:

  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很多经典都不是靠作家一人就能完成的,而是由时代共同书就。有种文学理论认为,作家在写完作品的那一刻开始,这本书已经不再属于作者,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作品在完成之后,还要接受大写的时代检验,某些作品如果生于其他时代很可能湮没无闻,但是完成在一个恰逢其时的时代里,作品经历过重重的艰难险阻,会从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变成一个时代的传奇和神话。作家创造作品的过程会被反复赋予一种神圣性,它艰难的出版史、传播史、评价史、与保守而传统的审查制度抗争的被禁史,参与建构世界秩序的历史,都会被反复讲述,确认一种文学经典不容置疑的属性。

  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品并不在少数。比如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几乎很难理解,这样一本几乎很少人能读完和读懂的书,为什么会被奉为现代文学史首屈一指的经典。哈佛大学的凯文·伯明翰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叫《最危险的书》,解释这档子事,《尤利西斯》的被禁和出版,就是现代主义从沉默走向前台,争夺话语权的经典文学塑造史。《尤利西斯》的艰难之路并非孤例,像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成就经典之路同样坎坷多变,只不过它的神话塑造源自被选中参与了文化冷战和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个故事可以参见即将出版的《<日瓦戈医生>出版记》和已经出版的《当图书成为武器》。

  帕斯捷尔纳克因为在海外出版《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国内被孤立,还被迫拒绝领取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本书先是在海外的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俄文版迟迟未见,所以很多学者都察觉到这本书背后有阴谋论。根据后来的资料披露,它确实是美国中情局推动文化冷战的参与项目,《日瓦戈医生》本身的艺术性被政治阴影遮蔽了。比如纳博科夫,就曾在不同的场合,评价《日瓦戈医生》,说它拙劣,笨拙,枯燥,老套,虚假,蹩脚,愚蠢……几乎能想到的丑陋的词汇都可以形容这本书。

  纳博科夫为何对这位俄裔同胞的作品批评起来如此不留情面?这个话题,细究起来非常有意思。表面上看,当然是两位不同风格的小说家之间的价值观分歧,但是考虑到纳博科夫一贯的毒舌风格,他几乎看不上任何比他优秀的作家,连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他贬低得一无是处,海明威也不入法眼,更别说一个帕斯捷尔纳克,你也可以说他的性格使然。但是,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一个原因,《日瓦戈医生》的美国版是在1958年9月中旬上市,当时《洛丽塔》正占据在畅销书排行榜的第四位,等到了九月底的时候,《洛丽塔》占据了排行榜的第一位。这个记录只保持了七个星期,纳博科夫的小说就被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挤到了第二位。如果不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相信《洛丽塔》占据畅销书排行榜的记录会更长一些。

  让我们先回到文学创作的起点,从原始的意义上,关注纳博科夫与《洛丽塔》的故事。这也是一个俄国文学流亡者通过努力在美国这片大地上实现自我价值,走向成功的典范。这个故事经过后来的无数学者的宣扬和书写,已经变成了很多流亡者实现“美国梦”的代名词。

  美国传记作家罗伯特·罗珀的《纳博科夫在美国》,特意用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来表明这种成功:“通往《洛丽塔》之路”。《洛丽塔》并非纳博科夫最为满意的作品,但毫无疑问,《洛丽塔》一定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纳博科夫后半生的安逸生活应该感谢《洛丽塔》的成功,而且他用这种商业的成功证明,一个纯粹和严肃的艺术家,也能通过写作来获得世俗的成就。但这种成就,正如我们开篇所宣扬的,绝不是作家一人单独完成的,时代的因素,社会的风气,出版人的努力和评论家的推崇,在这些合力之下,《洛丽塔》才在经典的序列中赢得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纳博科夫一家是在1940年5月从巴黎辗转到美国的。在法国流亡时期,纳博科夫以“西林”的笔名赢得了不小的荣耀,法国和德国的俄国侨民圈子里,大家都知道这位用俄语写作的小说家是个天才。但也仅此而已,用俄语写作,自然无法融入到巴黎的主流文学圈,纳博科夫终究还是小众作家。博伊德和罗珀两位传记作家都曾提到过纳博科夫在巴黎的时候,有两次机会跟大神乔伊斯的会面,但是在乔伊斯面前,这个平时张扬和毒舌的小说家变得很是低调和腼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他心目中是二十世纪的文学杰作,在真正的天才作家面前,纳博科夫才会心悦诚服。多年后,《洛丽塔》无法在美国出版,只能在海外寻找出版人。纳博科夫最先想到的就是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西尔维亚·比奇,这位曾经出版《尤利西斯》的女人。能够与《尤利西斯》并列,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渴望。

  三

  话说回来,初到美国,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还有他们的四岁的儿子德米特里,面临的困难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他们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找工作,租房子,给儿子找学校,如此等等,占据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其实他们还算幸运的一部分人,“二战”期间,从法国和德国流亡到美国的人群大有人在,他们至少还有朋友照顾。纳博科夫在美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当打包员和快递员——这可是出版过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托马斯·沃尔夫的出版社——纳博科夫根本不会给书籍打包,再说这个工作待遇太低,无法养家,只能作罢。

  纳博科夫在美国的生活简单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用写作拓展自己的人脉和文学圈的影响力;二是教书养家;再就是不断地远足、捕捉蝴蝶——这是纳博科夫终生的爱好,有时候对蝴蝶的激情会超过写作的激情。

  纳博科夫家族虽然已经没落,但是他们家族的人脉依然还在。纳博科夫的堂弟尼古拉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家,比他们早些年到美国,结交了很多艺术圈的名人。经过他的介绍,纳博科夫结识了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这是纳博科夫在美国文学圈最明智的一步。要知道,威尔逊先后在《名利场》、《新共和》、《纽约客》和《纽约书评》担任编辑,他本人也是首屈一指的文学评论家,跟很多作家和媒体都有互动来往。纳博科夫最初结识威尔逊虽不能说是想找个撬开美国文学圈的敲门砖,但是威尔逊确实帮了很多忙。他把自己多年建立的人脉,积累的经验倾囊相授,帮助纳博科夫与美国文学最重要的文学杂志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发表作品这么简单,像《纽约客》这样的杂志,稿酬十分可观,一篇小说差不多抵纳博科夫教书一年的薪酬。拥有这样优厚的稿酬才能让纳博科夫减除后顾之忧,专心创作大部头的作品,就像《洛丽塔》那样的长篇。

  一般,流亡到美国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以教书为生。这不是流亡者的困境,而是所有艺术家的困境,大多数艺术家和作家都无法靠创作纯粹的艺术作品养活自己,就算美国本土的艺术家和作家也免不了为生活奔波。借用诗人奥登的“吐槽”来形容,这是我们文明的悲剧,“关于我们的文明,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就是,诗人只有通过写作或者谈论自己诗艺的东西,而不是通过写下实际的诗,才能赚到更多的钱”。诗人无法通过诗歌来生活,只能写作评论,出书或者教书。

  小说家同样如此,更何况一个刚到美国的籍籍无名的小说家纳博科夫。在美国的大部分时间里,纳博科夫都是通过不断的教书和演讲,挣得养家的费用。纳博科夫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威尔斯学院、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当教书先生,这其中在康奈尔大学任职时间最长,其他学院要么是打酱油,要么是走过场。在康奈尔大学时期,他的家庭和生活都日趋稳定,待遇稳步攀升,声望也逐渐建立了起来,更重要是,在这个时期,他的写作硕果累累,不但完成了《洛丽塔》、《普宁》、《说吧,记忆》,还翻译了将近两千页的歌剧史诗《奥涅金》和古斯拉夫民族史诗《伊戈尔远征军》。纳博科夫精通俄语、法语和英语,他不信任其他翻译,在课堂上教授俄国文学的时候,也是先自己翻译,然后再进行讲授。他以前用俄文写作的作品,因为信不过英语其他译者,大部分也是自己亲自动手翻译成英文,剩余部分也有他的妻子薇拉和儿子德米特里的参与。

  但是纳博科夫在美国教书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他的文学课了解到一个作家的文学观。他对俄国文学的深情,对欧洲文学的挑剔,以及对很多知名作家的不屑,都透过他的文学课堂呈现了出来。他的课程讲义后来以《俄罗斯文学讲稿》、《(欧洲)文学讲稿》和《<堂吉诃德>讲稿》出版发行,现如今也是批评史上难得的作家涉足批评的典型。

  纳博科夫本来继承了巨额遗产,可以保证他过上优渥的贵族生活,但1917年10月之后,这一切都通通丧失,父亲也死于一次暗杀行动。纳博科夫在流亡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从云端跌落泥淖的苦痛。所以,纳博科夫终生对政治都深表厌恶,他在各种场合都强调根本没有苏联文学的说法,他只相信文学的艺术性,政治涉猎文学只会玷污艺术性。

  这是他的文学观,借用小说家丹尼洛·契斯的说法,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他的整个姿态,都是在为维护精神价值而大声疾呼,都是在对抗精神的混乱,对抗时代的愚蠢,对抗错误的价值,对抗那类按照非美学的、心理学的或精神分析学的标准来评判艺术作品的文学批评。

  一个八卦可以佐证他的文学观,在课堂上,纳博科夫因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洛伊德贬低得一无是处,导致有学生摔门而出,以示抗议。他在课堂上给俄国最伟大的作家排名: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里;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然后点评说:“这很像给学生的作文打分,可想而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想为他们自己的低分讨个说法。”

  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纳博科夫的文学倒是没问题。但我们不要忘了,一部作品一旦完成,它的传播和评价都无法由作者来左右。正如伊朗裔作家哈扎尔·纳菲西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伊朗偷偷教授她的学生阅读《洛丽塔》。她们的解读因为身处独特的政治语境,反而衍生出了其他含义。在纳菲西看来,这个讲述十二岁少女走投无路的故事真相,不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女被老色鬼强暴,而是一个人的生命被另一个人剥夺。从这个意义上说,《洛丽塔》“反对一切极权思想的本质”。

  用这种方式理解《洛丽塔》,肯定不是纳博科夫的本意。但是好的作品是向所有人和所有的时代开放的,纳博科夫无论对隐喻式的政治解读多么反感,他却无法阻挡任何人用自己的方式理解《洛丽塔》。就如同罗珀在《纳博科夫在美国》中,力图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拆解纳博科夫写作《洛丽塔》的过程。他猜测引荐纳博科夫到斯坦福大学教书的同事亨利·兰斯是《洛丽塔》创作的一个诱因,因为兰斯曾私下向纳博科夫透露过,他喜欢勾引小女孩。

  他还推测,纳博科夫受到威尔逊的部分影响。在开始创作《洛丽塔》之际,威尔逊正好送给他一套哈维洛克·艾利斯的法语版《性心理研究》,其中附录部分记录着一个老男人对自己性经历的忏悔录。

  罗珀还揣摩,纳博科夫受到当时的一则社会新闻的影响。五十年代的一则新闻报道中,一个被解雇的汽车修理工,诱拐了一名十一岁的女孩。罗珀分析认为,《洛丽塔》第二部分的故事框架大概源于这则社会新闻。

  罗列以上的例子不是想证明罗珀的推测正确,而是想表明我们无法用这种拙劣的方式来拆解一部作品。任何作家写作,就算他搜集了很多素材和资料,我们也无法知道作家是用何种方式利用了这些原始资料。在原始的资料与已经成型的文学作品之间,横亘的是一个天才作家的天赋。很多文学研究者已经发现,纳博科夫很多作品中都已经涉猎过这个题材。纳博科夫总共19部长篇小说里,至少有六部的内容是与少女的性问题有关。纳博科夫用自己的文学观为自己选择的体裁辩护,说文学写作是一个审美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无法仅从作家选择了一个社会禁忌的题材,就可以推断作者本人的道德是有问题的。其实无数小说家都曾不同程度涉猎到禁忌的题材,这种禁忌有社会的、历史的、色情的、政治的因素掺杂其中。写作本身应该是百无禁忌的,我们不能用道德的眼光去审视文学,更不能武断地推论凡是涉猎这种题材的作家都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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