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十足的底气去说，我们相信女性，尊重女性，让她们自己做出选择和决定。」前几日，爱尔兰废止“反堕胎法案”后，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如此表示。

　　然而，女性作为“行走的子宫”的噩梦，还在《使女的故事》中愈演愈烈。一些评论认为，“反乌托邦小说正是通过贩售苦难来带动销量”；而戴锦华教授更是直接表达她对《使女的故事》原著的不满：我们（以及作者）又是否有能力去想象一个真正男女平等、不存在强权和压迫的政治形态呢？

　　是的，人们是否带着猎奇的目光来看《使女的故事》？为什么《使女的故事》中的恐怖和暴虐，仅仅刺痛女性？除了通过暴力不断重申女性的悲惨处境之外，文学作品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由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同名小说改编的美剧《使女的故事》于今年 4 月 25 日推出了第二季，虽然原著的故事在第一季结尾就已经讲完，第二季是编剧在小说基础上的续写，但新一季口碑不输前作，豆瓣评分从 8.8 飙升到 9.3 ，在“烂番茄”上也保持着 90% 以上的新鲜度。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豆瓣页面的评分

　　唯一的问题是，相比第一季，第二季的剧情更“虐”了，许多剧迷大呼“看不下去”，甚至呼吁这部口碑爆棚的好剧快点完结，千万不要再拍下去了。

　　电影自媒体“桃桃淘电影”就以《受不了了！这部剧能不能快点完结啊！》作为标题来介绍《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剧情；《纽约时报》的剧评也代表了部分观众的心声：

　　不知道制片人是怎么想的，也很难说这部剧适不适合拍到第二季或第五季，甚至更长。但是有时候，对故事有效性最好的证明就是，已经有很多人希望它快点完结了。

　　《卫报》也刊出了题为《永无止境的噩梦：求求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别再虐待女性了》（以下简称《噩梦》）的评论，文章认为，许多反乌托邦小说正是通过贩售苦难来带动销量，尤其当受虐者是女性时，这种效果便更加显著，于是在这些小说中，作家着重渲染一个男性主导的极权社会如何花样百出地折磨女性，即便这种折磨有时候显得十分荒谬，是“为了折磨而折磨”。

　　《纽约》杂志甚至将《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形容为“一部永无止境的可怕的女性主义施虐色情片，和极端的厌女症作家的作品有一拼”，文章同样对这种令人不适的暴力是否有恰当的理由提出了质疑，“这种暴力究竟是能给故事带来更深刻的内涵，还是仅仅处于一种病态的施虐心理？”

　　《使女的故事》第二季暴力升级

　　从《使女的故事》第二季是否过度地渲染了暴力这一问题引申开去，《噩梦》一文作者 Sarah Ditum 表达了对市面上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乌托邦作品的忧虑。

　　她认为，虽然“意识觉醒”是女权主义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暴力制造耸动的效果有助于唤起女性的反抗意识——但这毕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当下女权运动所面临的一个急迫的问题正在于：我们已经在意识觉醒方面展现出了不可比拟的力量，却难以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目标。

　　而女性主义反乌托邦文学似乎也走进了这样的死胡同，“我们知道哪些事情是错的，但一旦面对该如何纠正的问题，就只能僵持不前。”

　　于是我们看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于女性主义反乌托邦作品来说，何种尺度的暴力是合适的，而在于除了通过暴力不断重申女性的悲惨处境之外，这些作品还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文学是否能够为现实指明一条出路？女性主义文学是否应该忠实地刻画、甚至是有先见性地指导女性的抗争？又或者说，我们对文学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否太过分了，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本不应该由小说来提供？

　　为什么恐怖和暴虐仅仅刺痛了女性？

　　如果将“能否提出解决方案”作为衡量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的标准的话，那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恐怕也很难合格。

　　加拿大作家、《使女的故事》小说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在日前一场《使女的故事》观影分享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指出，结尾的设计体现了阿特伍德的“柔软”：一方面她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太过残酷也太过真切的恶托邦（ Dystopia ，也译作“反乌托邦”、“反面乌托邦”）；另一方面，她将这个恶托邦放置在了未来的过去，而真正的叙事者则处于未来的未来，通过这一时间差，阿特伍德承诺给我们，那个恐怖的世界终将沉沦。

　　但同时，这种“柔软”又使阿特伍德在书中搁置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在基列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国度。

　　基列国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它与现实的距离仅一步之遥，而身处这样现实中的我们（包括阿特伍德本人）又是否有能力去想象一个真正男女平等、不存在强权和压迫的政治形态呢？戴锦华坦言，这正是她在阅读《使女的故事》时的“不满足之处”。

　　戴锦华

　　戴锦华将阿特伍德的工作比作一种“未来考古学”，这种站在未来的未来对未来进行考古研究的写作实践本身，就是对现代主义基本承诺的消解和反叛，这一基本承诺便是，我们会不断进步，人类在不断自我提升，文明也会不断自我提升，任何进步所带来的问题最终都会通过进步本身来解决。

　　而阿特伍德想要通过《使女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正是文明是多么脆弱，我们离文明的滑坡真的只有一步之遥；同时，真正的进步又是多么艰难，以至于在太多人看来，所有改变世界的努力都只是权力的转移而已。

　　于是我们在女性主义反乌托邦小说中，看到了一种新的叙事类型，它们想象了一个女性占绝对优势的世界。

　　这类小说是“她乡式”（ Herland ，1915 年由夏洛特·吉尔曼设想出的一个没有战争、冲突和强权的母系社会）的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另一种反面——当女性获得了支配男性的权力，世界并不会就由此包裹在爱与和平的粉红泡泡里，暴力和犯罪仍会继续，只是权力天平上的双方发生了反转——男性因自己失去了长久以来的优势而恐慌，女性则开始对应该如何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力想入非非。

　　在《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刚刚开播之时，视频网站 Youtube 上曾有一支名为《使男的故事》（The Handman's Tale）的恶搞视频迅速走红，视频将《使女的故事》中的男女角色调转，想象了一个极端女权主义社会中男性的悲惨处境。

　　做出类似尝试的还有法国女导演埃莱奥诺尔·普利亚（Eleonore Pourriat），她在与 Netflix 合作的新剧《男人要自爱》（I Am Not An Easy Man）中讲述了一个处处留情、视女性为猎物的花花公子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这个新世界里，掌权的是女人。

　　如果说，上述两个例子只是对现实的简单戏仿的话，英国女作家娜奥米·奥德曼（Naomi Alderman）的悬测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权力》（The Power）则为女性的支配地位找到了一个生理上的解释。

　　小说的故事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青春期的女孩突然发现她们的身体可以产生一种致命的电荷（electrical charge），产生这一电荷的器官名叫“线束”（skein），是女性新近进化出的一条位于锁骨上方的横纹肌。

　　且不论这一设定是否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毕竟电鳗可以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人类不能呢？），但它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女性生来拥有的这一致命武器足以颠覆以往所有的文明结构。

　　男人要小心了！“很快”，奥德曼写道，“就有父母告诉他们的儿子，不要单独外出，也不要去偏僻的地方。”——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

　　奥德曼希望通过小说来挖掘和探讨权力更加黑暗、更加腐败的一面，女独裁者和女变态杀手为了宣誓自己的性别霸权，制造了一个更加混乱、无法可依的世界；但在开头的几个章节中，奥德曼却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自己的意图，她甚至故意用一种积极、正面的笔调来描写这种性别角色的倒转，让许多女性读者看来不仅羡慕，而且解气。

　　对于这种“先扬后抑”的写法，奥德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她希望小说的前几章能够让女性读者感受和想象一下自己作为权力上位者的样子，她认为这种思维实验是有益的，因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看社会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