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既为一着名报刊创办人，也为一着名评论撰写人。但广为世人所知的，无疑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钟情于甚至迷恋于先生的武侠小说。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性格鲜明，个性突出，言论行为无一不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同是技艺高手，同是武林前辈，同是行为怪癖，先生为东邪设计的言语，就绝不可能出自西毒之口。小说构想的故事情节，也常常有异想天开、出神入化之笔，常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令人拍案叫绝。

　　因缘际会，我与先生也有一段交集。而且差点促成一桩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化大事。

　　2000年，金庸先生在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的张俊生陪同下，曾造访过富阳。当时我是富阳市委书记，作为东道主，自然应当为他们接风宴请。加之我一向倾慕金庸先生的为人为文，免不得攀谈请教一番。

　　大凡文化界人士到富阳，都会关心富阳是三国东吴创立者孙氏故里这一历史事实。我向金庸先生、张浚生先生介绍了天子岗、瓜洲、雄瓜地和富阳龙门古镇的孙氏后裔集居地、场口镇的曹氏后裔集居地、渔山乡的刘氏后裔集居地。这三家的族谱记载，都可以追溯到三国时代。世事变迁，当年的征战对手，其后裔集居地如今不过相距几十公里，且常有来往，每年还都有集中活动。

　　我向两位感慨：历史上的孙坚、孙策、孙权父子三人，在那个年代，是有大作为、大贡献的。孙权称帝后，对魏据险自守，对蜀则忍辱负重，“借荆州”十余年，只外交催讨而不动刀兵征伐。夺取荆州及夷陵大胜后，也依然与蜀恢复和平。却全力做强自己：谋设全局、平定东南、涉足琼粤、经营台湾，使者互访远达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政治军事眼光看海洋的君王。惜乎仲谋子孙不如仲谋，否则，三国相争未必归晋，正不知鹿死谁手呢？

　　但是，一部《三国演义》，尊刘贬曹抑孙，不但将三国人物脸谱化，并且有意无意地淡漠虚黜了孙权的个人才华和历史功绩，将其矮化为曹刘争天下的一个配角，进而把东吴诸多文臣武将的智慧计谋，移花接木到刘备阵营人士。而《三国演义》的巨大文学成就，更使许多读者误把艺术形象当作了历史真实。

　　金庸先生十分赞成我的观点。作为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家，金庸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功。这本小说基本忠实于历史事实，塑造了一批足以传颂千古的艺术形象，像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都已成为某一类特色人物的典型代表。这种巨大的成功，在其他小说中，很少见到。但是，《三国演义》崇尚刘汉和此后的晋正统，其尊刘贬曹抑孙的倾向性，也是极为明显的。这确实对孙氏有所不公。他觉得，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再写一部《新三国演义》。

　　适逢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我自然即刻抓住。请金庸先生考虑，是否能以陈寿的《三国志》、《孙权文选》及其他正史为模板，以涉及孙权的三国重大事件为基点，剔除《三国演义》中的种种艺术创造，突出去掉文学色彩之后的历史真实，重新塑造那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

　　金庸先生当即笑着说，是应当写一写孙坚、孙策、孙权、周瑜、陆逊、陆抗这些人物。但没有进一步的表态。

　　我说，倘若真的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当代恐怕除了先生的如椽巨笔，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

　　同时，我也希望张浚生书记能代为美言，促成此事。

　　张浚生认为，可以找几个助手，在金庸先生的指导下，先搜集材料，逐步准备，待条件成熟时，再行动笔。并建议，是否考虑把这个任务交给金庸先生任院长的浙大人文学院？

　　我当即表示，如果此事能够启动，有金庸先生的领衔和浙大人文学院的合作，富阳愿意全力配合，承担财力和物力的支持。

　　可以设想，这样的《新三国演义》如果问世，借助金庸先生的大才和威名，依托浙大人文学院的根基，竖起真实反映历史的旗帜，凭借老《三国演义》的影响，说这部小说能引起全国乃至全球华人世界的轰动，并不为过。

　　可惜的是，因为不为人知的原因，此事一直未能付诸行动。我后来问过张浚生书记几次，他也只是说，好事多磨，还有一些困难。

　　这是富阳的遗憾，更是中国文学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