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著名女作家费伊·韦尔登1967年的文坛首秀《食戒》（又译《胖女人的笑话》）中文版问世后，进一步引起人们对于两性关系、节食减肥等问题的热议。

　　已近耄耋之年的韦尔登著作颇丰，其作品探讨两性关系，关注弱势一方。她关注女性权利与福祉，但是不赞同极端的女权主义观点。记者对她进行采访后，感到她赞同的是男女“同权不同质”，认为不应当因为争取女权而否认女人自然的特质。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不同，韦尔登更倾向于女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

　　或许，女权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女性真正获得受教育及工作的权利，有资格获得平等、独立与尊严，而且拥有选择做家庭主妇或是外出工作的自由而不受责难。

　　处女作展现女性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1967年的文坛首秀《食戒》近期在中国出版后，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于女人来说，吃或不吃、减或不减，一直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美食大国，爱情和美食常常密不可分。正如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节食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启，然而，当我们不能一起吃了，或者说吃不到一块的时候，生活往往变得索然无味。当时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的？

　　韦尔登：《食戒》是我大约半个世纪前的作品。自21岁离开大学后，我身为单身母亲，本来一直在为生存而挣扎，但我作为广告文案撰稿人突然大获成功，几乎一夜迈入中产阶层。生活的美妙和不平都给我灵感。于是，我34岁新婚燕尔时开始创作《食戒》。此后，我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相同的灵感来源。

　　女人真的相信自己的幸福取决于身材吗？胖或瘦、多或者少一两英寸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我让笔下的主人公爱丝特（Esther）发出这样的疑问。

　　爱丝特是我的一个缩影：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近40岁，正在节食。我当时认识的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我想要通过《食戒》向她们解释其困境。我看到，大多数妻子注定要一辈子持家， 即使在孩子们长大离开家庭之后也依然如此。

　　在我和爱丝特看来，中产阶级——举行宴会的阶层——中的太多女性都没有必要过于重视自己的身材和体重，为这种想法所累。在女性很少外出工作赚钱的时代，大多数女性在接受完教育后到结婚前几年间可能外出工作，而结婚后就成为全职家庭主妇。她们的生存先是依靠父亲，然后就是丈夫， 因而很担心丈夫会被更年轻、更有魅力的人抢走。所以，如俗语所说，“莫让红颜凋谢”就显得十分重要。无论当时或现在， 哪个女人想发胖呢？苗条意味着青春、健康、活力、金钱， 而肥胖则与衰老、懒惰和消沉相联系。

　　美貌一度是女人获得男人欢心和金钱的途径。在女人数量多于男人、女人收入微薄而男人是家中顶梁柱的时代尤其如此。

　　如同我一样， 爱丝特忍受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的遭遇。我们那个时候很害怕自己嫁不出去，原因是这样不但会蒙受屈辱，而且会陷入经济窘境。正如当时的名作家萧伯纳所观察到的那样，“女人的义务是尽早结婚，而男人的义务是尽可能保持单身”。

　　50多年前，生长于西方的爱丝特决定放弃节食而长胖、变得不修边幅。这是卡尔·荣格所说的“反向转化”（enantiodromia）的一个例子，意即一个人本来痴迷于某一行动，但是却突然转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

　　爱丝特现在如此享受廉价却让她感到舒服的食物，徜徉在脂肪和糖的世界里。穷人的饮食富含碳水化合物，而富人则相反，其结果自然就是穷人往往很胖，而富人身材苗条。

　　准备宴会的为人妻者需要保持身段苗条、外表整洁，以免丈夫误入歧途，被更年轻、更风趣、更苗条的人抢走。如果以离婚告终、丈夫离开妻子，人们往往会归咎于妻子，认为她没有保持容颜，没有努力留住丈夫的心。如果妻子要离开丈夫，那么房子、财产和孩子都要归丈夫所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很少有女人要求离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的爱丝特向命运抗争。爱丝特是我的代言人，也是我们这一代很多女性的代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节食这一共通之处，您的生活似乎与当时的大多数女性很不一样。您如何平衡职场生活与家庭生活呢？

　　韦尔登：我自己的生活和她们颇为不同。我来自新西兰，能看到女性的生活是可以有所改变的。

　　写作《食戒》的时候，我的孩子们还小，家里又没有洗衣机。我当时的丈夫是位艺术家，他的耳朵难以容忍家用电器的声音，当时那种打字机发出的声音也包括在内。因此，《食戒》是我用笔和纸写出来的。我每天一大早都是在家人还没有起床时就在炉火边写作。

　　白天，我把三个孩子留给保姆照顾。我工作的内容是做好广告策划，为客户盈利。午饭时间，我每周都会有两顿吃着最奢侈的食物。下午我计划着如何让孩子们安睡，然后按照当时烹饪专家伊丽莎白·大卫的食谱为丈夫和客人准备晚宴。现在回想起来，我惊叹自己当时精力那么充沛。

　　我很快也涉足电视剧编辑和电视广告。但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工作环境中，我开始意识到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一些成见的影响。比如人们认为，妻子赚的都只是“零花钱”，因而对其征收重税。人们还认为，任何一个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男人为她埋单。

　　我接受升职却受到一个男同事的责难，说我抢了男人的饭碗。实际上，我在这个工作环境中的存在对他而言就是一种痛。然而据我了解，那时候工薪阶层的很多女性，无论是未婚、离婚还是被遗弃、身有残疾者，往往才是养家糊口的人，她们做着卑微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清洁、护理、洗衣、烹饪、打字等，其实也是她们传统妻子角色的延伸——而且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男人的支持。人们对她们视而不见而且加以拒绝，甚至广告商也会忽视她们，因为从她们身上无利可图。我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就是要打破造成女性无助感的种种迷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您的作品也引起了争议，而且有人对您的个人生活产生了误解。

　　韦尔登：创作《食戒》后，我不是很受欢迎。男人们对这部作品的愤怒让我吃惊。在一些聚会上，如果我走进房间，一些男人甚至会掉头走开，不愿与我共处一室。在他们看来，宣扬女人除了熨烫男式衬衫还可以做其他事情，是一种大不敬，好像太阳从此不再升起似的。

　　有些人以为，我写出这样的小说，首先是我自己有严重的超重问题。这种说法并不错：我一辈子或多或少都在“节食”。我婚姻有问题？其实不然。但是正如爱丝特在书中所说：“婚姻就像是背在我身上的一座制度大山，这个负担过于沉重。”“她感到婚姻仿佛化作一股压倒性的力量向她袭来，在这股力量之上，承载着整座人类文明大厦，包括城市与国家、知识与宗教、金融与法律；除此之外，还有文明的浮华、狂热的激情和人类的繁衍。……当她向自己丈夫的权威发起挑战时，她实际上是在与自己所知道的整个世界为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50年后的今天，女人的身材、外表似乎依然很重要。

　　韦尔登：在大街小巷遍布照相机的情况下，今天的女人们自然很在意自己外貌上的不足。只有少数人是天生丽质，但是大家总是被天生丽质者的美照所包围。

　　现代女性可以自食其力，或者说至少社会也是这么期望的。男人在她们的生命中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可或缺。在自拍盛行的当下，女人之间竞争的重点开始变化，以前是为了争取男人，现在是要让其他女性叹为观止，对“节食”的强烈需求尤胜以往。厌食症成为一个问题。

　　书中的爱丝特不再节食， 这对她苗条、优雅的朋友菲利斯（Phyllis）来说非常可怕。菲利斯认为，爱丝特因为纵容自己发胖而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处于节食中的菲利斯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正在提升。今天西方的节食者仍然有这种想法。我想，现在东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这么想。

　　从“复仇男人”到“同情男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1983年所著《女魔头的人生与爱情》一书风靡英美文坛（小说主人公原来是一位家庭主妇，平日恪尽职责相夫教子，却饱受家人的轻贱，并被丈夫抛弃，后来她摇身一变，整容实施报复计划，将前夫玩弄于股掌之间，反倒坐享一切）。书中似乎既有女权主义思想，又有对于它的质疑。该书在出版36年后仍然畅销，在很多读者中引起共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韦尔登：创作《女魔头的人生与爱情》的时候，我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我认为这部小说在更大意义上是关于妒忌而非复仇。丑女自然容易嫉妒美女，因为美女们往往得到最好的男人、最棒的工作、最佳的爱情。相貌平庸者或许是天生丽质者的10倍之多，但是后者获得的关注是前者的10倍，在书中、荧屏上或是政治上均是如此。

　　妒忌令人感到痛苦，但报复不是解决之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成为别人嫉妒的对象。女主人公露丝（Ruth） 聪明、勤劳，但长相欠佳。遭丈夫波勃（Bobbo）抛弃后，她用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变成丈夫的情妇那样，外表漂亮，头脑简单。露丝只是希望自己为丈夫所爱、所珍惜、所需要。这是女权主义吗？

　　露丝想要得到爱，但是却不够可爱。通过整容手术，她几乎取得了成功，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看来，可爱不仅仅是拥有一副好皮囊。露丝为人品德欠佳：她烧毁了自己的房子， 抛弃了她的孩子，还把波勃投入监狱。而她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赚到足够的钱来支付整容手术费用。然而，认同露丝的读者们认为，小说的核心是复仇而非嫉妒。这本书大获成功，而我被贴上摇摆不定的女权主义者这一标签。

　　这本书之所以仍然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是因为社会虽然变了，但有些人的思想没有变。女人仍然羡慕她们更漂亮的姐妹，有的女人仍然厌倦家庭生活，想要烧毁自己的房子，想抛弃不争气的孩子，想让婚姻破坏者受到惩罚。这些愤怒的情绪今天仍然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女魔头的人生与爱情》相比，您2004年的小说《男人陷阱》（Mantrapped）在观念和内容上都有相当的变化，甚至探讨了今日男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从看似“复仇男人”到“同情男人”，除了您对女权主义有所反省，是否也是由于您生活经验的积累？

　　韦尔登：我有四个儿子、三个继子，没有女儿，自然也看到他们因为一些女人的无端嘲弄、抛弃而受到伤害。如果我有女儿，我也一定会了解到一些同样无情的男人。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孩童时期，我没有父亲的陪伴。那时的我将男人视为与世界作斗争的英雄, 认为他们神秘、奇妙，双脚如黄金般坚韧。我发现很难消除这些浪漫的想法，相反，它们不断得到强化。而在我的孙女们看来，男人都是泥足。

　　十几岁的时候，我崇拜男人，但是随后60多年的经历，自然也让我的观点有所改变。

　　如今的女孩似乎觉得男人比女人低劣，很多男人暴力、粗俗、麻木不仁。相比于如今的这种观点，我认为我当初傻傻地崇拜男人的信念反而让我更有可能拥有幸福快乐。我现在认为男人是弱势的小男孩，他们都活在别人的期望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无论是“复仇男人”，还是“同情男人”，无论是偏激离奇还是回归平静，您的作品一直试图在两性关系中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该如何找到这种平衡点呢？在您看来，什么是理想中的两性关系？

　　韦尔登：我想理想中的两性关系应该是阴阳搭配协调，是符合大自然意愿的两个对立面相结合。当今有人想要找到完全对等的伴侣，希望对方与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是一致的，我认为毫无意义。即使你找到了这样心仪的完美对象，你或者对方可能很快就觉得无聊而分手。最好是寻找“不完美先生”而非“真命天子”。不完美的他反而会更有趣，关系反而可能持久。

　　旧时婚恋观对当今仍有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女人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

　　韦尔登：幸福不是天然就有的。首先不要去寻找幸福。大自然让我们繁育后代，而且给我们躯体、情感、冲动，以确保我们去繁育，但却全然不管我们是否幸福。所以，不要以为幸福是你天然的权利。我们并不是天生总会幸福，那样想是一种奢望。

　　不要期待男人能让你幸福：性爱与幸福没有关系，性爱的双方只是被一种生育后代的冲动所控制。记住：做妈妈也可能给你带来不愉快，它是大自然为了你能养育子孙后代而加给你的极端艰苦的工作和终生焦虑的刑罚。你能活着，能看到阳光照耀，能听到鸟儿歌唱，就该感到快乐，对不快乐也要心存感激。

　　不要从天性中寻求满足感， 而要从道德上寻找，我并不是提倡“无性”。我记得英国有一句古话：“善者乐；乐者善。”这或许算是一种道家式的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中国有很多女性尽管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但是仍然承受着需要结婚的压力。这种压力或许在西方没有这么普遍，但女性或多或少也存在这种焦虑。您对此怎么看？有何建议？

　　韦尔登：英国女人当然也有需要结婚的压力，至少要有男朋友。这其中大部分压力的来源是父母，他们想要孙辈。在英国，女人这么抱怨的同时，却有越来越多的男人不愿结婚；女人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孩子的可能性就越小。英国如今有37%的年轻女孩接受大学教育，而年轻男孩只有27%。英国的城市中有很多独居青年，大约有28%是单人家庭。

　　在中国，目前婴儿出生男女比例为117?誜100，问题更加严重，原因大同小异。有人为了逃避农村父母让其生孩子的压力，最终逃到城市成为单身人士。不过社交媒体也缓解了他们的无聊。

　　我想要对英国和中国的姐妹们说：在生命的进程中，你年轻的时光是短暂的。如果可以的话，就结婚吧。女人有了伴侣，经济压力减半，而且也可能会做母亲。当你精力充沛、聪明健康、只对自己负责之时，独自生活当然很好、很有趣。但女人有很长时间处于年老的状态，如果孤独终老恐怕没什么意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简·奥斯汀时代的婚恋观？

　　韦尔登：现在大多数女性都是经济独立的，所以说，如果简·奥斯汀时代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不再适用，那就太好了。但是恐怕今天仍然能看到那些旧传统。环顾四周，我看到很多年轻女性，结婚更多是为了金钱和地位，而不是为了爱情。我有时候会悲观地想，有的女人完全忘记了该如何去爱。电视上有些没头脑的女孩似乎更注重的是结婚仪式、礼服、婚宴，对于新郎反而没有那么在乎。

　　《中国社会科学报》：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提出，女人应该勇敢理智地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您觉得她的理想在英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吗？

　　韦尔登：伍尔芙本人享受经济独立和平等地位，也希望其他女性可以这样。英国女性鼓起勇气，为获得经济独立和平等地位而奋斗，并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1949年到2019年这70年间，社会改变的速度令人惊叹。在英国，20世纪60年代那种爱玩娃娃的温顺女孩已不是主体，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要求平等的经济独立权，呼吁得到公正平等对待和享受同工同酬。诸多原因导致这种迅猛改变。

　　1949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瓦最先表达了西方文化背后基本哲学的一些变化。此时，一场使社会猛烈震荡的大战已结束近5年。二战中，女性被征入工厂、农场，从事“战时工作”，她们能够在家庭之外工作、赚钱，并从中体会到自由和乐趣。在21年之后的1970年，澳大利亚学者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所撰写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成为畅销书。女性的不满情绪日益发酵，掀起了一场新的女权主义运动。女性普遍被唤醒，认识到仅仅因为性别原因被阻止参与社会活动，其罪魁祸首是“父权制”，它让女性远离职场，只围着厨房转，只熨烫衬衫。女性有充足的理由愤愤不平。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教育，但是她们的才华却并没有得到发挥。看起来好像每个女人仍然有男人作为其经济支柱，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人们可以得到避孕药，但流产在英国直到1967年都是非法的。各种家用电器普及，女性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同男人一样进入社会。家庭规模变小了。

　　随着“上班的妻子”成为时尚，男人们出乎意料地不再抵制女权主义。“性别歧视”的帽子会让他们觉得很丢人。

　　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种族歧视”比“性别歧视”的错误更为严重，因而女权主义运动风头略减。然而随着新世纪社交媒体的兴起，女权主义重拾力量。

　　温和的女权主义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您的哪些观点契合女权主义，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韦尔登：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原因在于我一直关注女性福祉。但我并不是那种女权主义者——指责男人“压迫”女人，而且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依然如故。女权主义让女性获得了独立、尊严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这是一场成功的革命。但即使我们获得工作赚钱的权利，事实却证明，我昔日的那位抱怨女人抢男人饭碗的男同事是对的。女性就业几乎成为一种义务，但它分走了男人一半的收入，使得一个普通男人无法养活一家人。现在，女人也必须工作，而这与女性照顾孩子的本能相违背。

　　强硬的女权主义者否认母性本能，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并主张加以克服。她们认为，一个待在家里的母亲是一个游手好闲的自私自利者。对于“真正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这样的观点令人深恶痛绝。有很多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长大而不是由母亲在家里照顾长大的年轻人深受精神疾病困扰，他们生活不幸，行为乖张。这些年轻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向同病相怜者寻求安慰、指导和教育，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有哪些得失？

　　韦尔登：乐观估计，女权主义对大约40%的女性而言发挥了正面作用，这些女性包括受过良好教育、聪明美丽、精力充沛而身体健康者。对于其他的 60%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她们其实感到疲惫而焦虑——她们本来宁愿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得到经济照顾， 然而却不得不工作。

　　如今很少有母亲可以悉心照料孩子。男人陷入困境，对女人怀恨在心。我认为，他们对变性运动的强烈支持是怨恨女人的表现。支持变性运动曾经可以理解，但现在却走向了极端——这是两性战争的一条新战线。我2017年的小说《女魔头之死》（Death of a She Devil）就是关于这些问题的。

　　男性的本能是照顾无助的妇女和儿童，没有这种需要的时候，男人们通常迷失自己，去散播自私的基因。现在女性可以独自照顾自己和孩子，男性不知道自己能扮演什么角色。这些说法让一些女权主义者嘲笑我犯了“生物学主义”的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波伏瓦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您是否赞同她的观点？

　　韦尔登：我同意生物学的观点，女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尽管我也赞同，女人很可能像波伏瓦所说的那样是 “第二性”。

　　1928年，由于妇女参政运动，英国女性获得平等的选举权。这是欧洲女权主义的第一次浪潮。1949年，波伏瓦所著的《第二性》一书则引发欧洲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波伏瓦认为，男人被默认为本位，而女人则是“他者”：“因此，人类是男性的，男人没有将女人定义为独立的存在，而是相对于男人的存在。” 她认为，做母亲这件事把女人禁锢在动物性上，因此，男性可以主宰女性和自然。

　　波伏瓦所言符合当时的情况。我在1965年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因此向女权主义倾斜。但是，从那以后，女性发生了变化，男女角色已经逆转。女人被默认为本位，而男人则成为“他者”。女性可以自由选择避孕，从而选择是否生育，再加上女性可以接受教育，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我认为，如今女人有赚钱的自由（事实上，女人别无选择，必须赚钱），而不再像动物一样禁锢在她的宝宝身上，今天的女人生来就是独立的，不是后天使然。

　　第四波女权主义者倾向于赞同波伏瓦。在关于女人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塑造的争论中，她们支持后者，认为性别不是死板的，可以根据个人品位来改变；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男是女，自我界定就足够了。

　　但是，我认为，改变可能成为一个失控的钟摆。我希望2018年相对合理的“Me-Too”运动是钟摆的最远端。我相信，正常、愉快的男女关系终会恢复。（记者 姜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