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概念的产生，据考源于西方报纸的报道与翻译。尽管无论在近代还是当代，“华南”一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然以其代指中国南部地区，尤其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显然已为一种共识。

　　作为一种讲述中国的方法，“华南”早为海外学者重视。因天时地利和在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历史变迁中的独特地位，加之海外华人包括研究者许多来自这一地区，“华南”较早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窗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汉学研究者以香港和来自粤闽地区的华人为对象从华南外围考察中国，80年代之后，海外汉学的华南研究逐步从华南沿海深入到内地。柯文和施坚雅等人舍弃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宏大叙事，在整合中心地理论、城市空间理论和人类学的“等级—规模”理论后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分区理论，并由此成为西方学界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典型模型。

　　受此启发，国内一批历史学和人类学学者将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于华南区域研究，并由此成立了“华南研究中心”。这其中，程美宝对于广东地方文化观形成的考察、科大卫对于华南地域与族群的研究、萧凤霞等对于华南地缘特点的考察等，皆是以“华南”作为试验场讲述中国的一种努力，是以“华南”为方法探索中华文明形成与变迁的尝试。学者们通过对粤港澳等区域的历时发展与结构变迁的分析，挖掘内在差异，揭示区域社会的复杂性，在研究“华南”的同时，又能超越“华南”，关注到地域之外的各种联系，表现出对以往地域研究的突破。“华南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区域取向、以微观见宏观的研究路径，既是与国外汉学界的一种互动，对于国内区域研究也是一种积极推动，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以往的中国新文学的发生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时间层面、观念层面和省界行政区划层面去展开，而较少对具有明显文化板块特征的空间予以足够关注，对于文化板块之间的比照互动关注更少。今天，以“空间发生学”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的发生演化过程，不仅可以发现新文学发生的地理因素，而且可以丰富对新文学发生条件中各种复杂关系的认识，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建立一种新的参照。

　　以“华南”为例，海外汉学界尤其是柯文等人在清末时期，就将中国分为了“沿海”与“内陆”两大不同的文化区域，并对珠三角沿海地区投入了特别的关注。这种视角对于考察地域文化、生活环境对改良派人物思想活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与内陆文明相比，“华南”沿海地区具有迥乎不同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沿海地区本身因所独具的语言、文化、制度与经济特征，又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趋同性的空间。在柯文等人看来，“华南”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根本源于受西方影响程度的不同。尽管这种研究依然带有“西方主义”的色彩，但考察华南地区新文学发生的诸多影响因素，西洋文明是无法忽略的存在。

　　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确实兼具了柯文的“沿海—内陆”和施坚雅的“中心区”理论所概括的部分特点。事实上，近代以来的“华南”一直是中国的风云之地。抛开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不论，作为一个文化板块，“华南”在整个中华文化圈中，也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将过多的视角投注到京沪两地，而忽略了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华南”一直扮演着微妙而关键的角色。诚然，从地域上讲，“华南”相对于中原是“周边”；从政治和文化角度来看，相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无疑是“边缘”。但从华南这一区域内部来看，近代广州相对于周边地区尤其是港澳地区甚至南洋，无疑位居“中心”。在国民革命时期，广州曾一度是全国的中心，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主将们接踵而至，汇聚于此。这也提醒我们，所谓“中心”与“周边”，在不同的历史和空间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含义。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南下和国民革命的北上，广州又成为京沪之后的“次中心”，同时也是两广、福建、港澳甚至南洋地区新文化和政治革命的“双中心”。以“华南”研究再现这一时期和这一区域的新文学发生过程，势必需要将社会研究与政治文化等因素纳入其中，而这恰恰是以往的整体文学史研究和地方文学史研究所忽略的部分。因此，“华南”研究之于中国文学研究，既是一种地方研究，也是一种跨越传统区划拘囿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文化板块考察。“华南”研究是考察特定历史、政治与人文地理环境下，文学发生演变的内在规律特征，以及各种区域和关系之间的互动共生过程，是对以往“中心—边缘”研究模式的再度审视。它揭示了“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不仅存在冲击与反应，也有着改造与互动。

　　因政治文化、地域特点等条件对文学的影响不同，华南地区新文学呈现出与京沪两地和其他内陆区域迥乎不同的发生特质。它与新文学主潮既有同步追随，亦有错位行进；既有主动吸纳，也有改造回应；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探究其中的原因不仅对于丰富整个新文学发生的历史图景大有必要，而且对于今天乃至未来的区域文学发展不无启示。

　　华南地方高度的流动性特征也提醒我们：“华南”研究必须超越以往侧重于文化地理角度的地方史研究。传统的省界和族群研究对于考察本土粤籍作家的文学创作并无不可，但无法真实反映新文学发生发展的全貌和实况，也难以合适表现区域之间广泛而深入的文学互动，尤其是许多非粤籍作家在区域新文学建构中的实际作用。由此，“华南”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为切割和“牵强附会”，因而也更符合文学发生规律和区域历史实际。

　　近年来，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多中心”时代的不断发展，“京津冀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等概念应运而生。笔者认为，如果这种区域划分的背后确实存在一种所谓“文化板块”的支撑，那么了解其来路，或许才是构建这种理论框架的第一步，也是解答当下诸多困惑的一把钥匙。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