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走进那条小巷是在1966年。那是个疯狂的年代，扭曲的年代，人人以为自己是革命者，觉得一切得推倒重来。戴着红袖套的学生们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挨家挨户进行宣传，让他们把家中的旧书画和所谓‘有严重问题的书籍’交出来，堆到街上焚烧，那些日子里，空气里尽是烟火的焦味。后来的情况更加严重，一切和‘旧’字有联系的都是革命的对象，弄得人人自危，把家里的旧物都送到废品店里，废品店堆满了旧书旧字画锡烛台铜汤婆子之类的东西。

　　我那时在新民中学读书，学校早停了课，进进出出的尽是穿黄军装的学生，就像司令部一样。我也参加了红卫兵。这天，队长分配我去5号哨位监视一户人家。近日，市里的红卫兵将对以前有些根底的人家抄家，必须防止他们转移家里的东西。

　　老实说我对这个队长没有什么好感，虽然他是我同班同学，但人和人不一样，在学生时代就可以区分。他是个阴险的小人，别看他脸上总是堆着笑容，说不定他在暗中算计你。远的不说，原来的队长大勇就是因为他的原因下台的，他们两个人本来要好得像一个人一样，可是有一天开大会，他跳上台去揭发大勇曾说了一句反动的话，于是大勇当场给红卫兵总部开除了，他当了队长。

　　5号监视哨实际上是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槐树，它长在一个人家的院子里，它的对面就是我要监视的人家，洋槐树巷17号。那户有院子的人家预先得了通知，要为我提供方便并且保守秘密。那时革命的任务压倒一切，人家不敢不依。

　　晚上8点钟刚刚敲过，我找到了那条小巷，溜进那户人家上了树，对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带了绳子，把自己系在树干上，又找了一处叶子特别多的地方藏身，下面不可能看见我。巷子里静得很，没有一个人影，巷子里也没有路灯，但是今天的月光很皎洁，月光正好投射在17号门上，那儿的动静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不过，那儿没有一点异常。

　　一直到远处的图书馆钟楼传来12点的钟声，看样子不会有什么了，我才离开。第二天也是没有什么，第三天也是。第四天的12点钟声刚刚敲响，我呵欠连连，准备下岗了，对面的门忽然“咿呀”一声，我警觉起来，一动不动伏在树干上。出来两个人，是母女俩，女孩子大概15岁上下，穿着一条白裙子。她们好像在推推搡搡的样子。一会儿，女孩子独自出门了，怀里好像揣着东西沿着小巷往前走。我正准备滑下树来，不料，那女孩子又走回来了，于是我仍然伏着不动。

　　那母亲又和女孩子说了一些话，我估计是女孩子一个人走有些害怕了，她母亲在鼓励她。女孩子的脸正好对着月光，我清请楚楚地看见她的脸，看见那一双惊恐的大眼睛，那里面包含着害怕、求助。我不禁觉得自己埋伏在这里有些卑劣，这样弱小的女孩和革命有什么瓜葛?当女孩子再次往黑暗里走去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上去，我怕万一她发现后面有个人跟着会吓个半死。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女孩子回来了，她母亲一直等在门边，几乎是抱着拥着她进了门，然后，门“咿呀”一声关了。

　　我想，那女孩子肯定把东西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会是什么重要东西呢？我等了好一会才慢慢爬下树，在垃圾箱里我很快找到了那个纸包。里面果然是一些金银首饰，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是些小挂件，估计是小姑娘的爱物，她父母肯定很宠她，每年买些礼物送她，里面还有一双很可爱的象牙筷子。

　　我站在垃圾箱旁想了很久，假如明天我把这些东西上交，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如果仍然丢在垃圾箱里只当不知道，后果也难说。我好像看到那女孩子的大眼睛在对我扑闪着，我毅然决定带回家去代为保存，这样似乎对那家人最有利。我撬开了一块地板，把纸包藏了起来。过了几天，队长问我，5号哨那有异常吗？我回答说屁事都没有，天天蹲在树干上，把我弄得累死了。队长怀疑地看看我，见我的确一副疲倦的样子，就走开了。

　　后来一些日子，我不知不觉常走到那条小巷去，虽然不用再爬上树去搞监视了，也不知道那家人家是否给抄了家。那条小巷很长，曲曲弯弯不知通向何方，巷子里白天也很静，只有我的脚步声。17号的门总是紧闭着。

　　后来我下乡了，去了遥远的边疆。我曾经回来几趟，到那条小巷，听说他们也全家下乡了，那个年代，这是常见的事。我始终不知道那家姓啥。

　　若干年后，我在美国开了一家小公司，在西雅图招待朋友的一次聚会上，我讲了这段往事。大家都很感慨，但有一位朋友说，这顶多算半部故事。我问，怎么算半部呢？他说，那要问你呀，你要坦白，后来是不是和那个大眼睛发展成了一段爱情。我说，我们那时还都是孩子，再说就树上远远地见过一面，人家都不知道，胡扯什么呀。那朋友说，十五、六岁，正是爱情朦胧的时候。

　　回家想想，那大眼睛女孩在我的印象里的确很深刻。不然的话，我为什么常会不由自主地到那条小巷去转转呢？

　　他们家的东西还保存在我这里，文革结束以后，政府归还了被抄家人的财物，我本想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但私下里仍想当面归还。因为打听不到她们的消息，一直没有完璧归赵。于是我写了一篇回忆性的散文，交给朋友让媒体去发表。过了些时候，我问朋友，我那文章怎么样了？朋友打电话来说写得感人呀，好多杂志转载呢。我说我不是问文章怎样，我是问我文中提到的小姑娘有没有消息?朋友说那倒没有，可能她还没有看见这文章。

　　我的公司有一天来了一批客人，里面有个女士对我很注意，她终于走过来说，我在大公报上见到你的文章了，你写的是文革时候你亲身经历的事吗？我说，是呀。她说，我老家就在D市住洋槐树巷17号。我听了一惊，仔细看了她一眼。“怎么，不像？”“像，太像了，果然是从前那个穿白裙子的小女孩，不过更加漂亮了。”我没有说漂亮得让人不敢和她对视。

　　真奇怪，我们见面就很谈得来，好像是多年未见的朋友似的。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她当然不再是一个羞涩的小姑娘，而是一个成熟女记者了，不仔细看还真认不出来。

　　第二天，我就归回了她家的东西。那个纸包我一直带在身边，好像预见到能找到她似的。她拿起那双象牙筷子沉思着，我说，想起过去了？她回答，是啊，过去虽然苦难，却回味无穷。我说，回忆是一杯醇酒，让你再把生活的甜酸苦辣品尝，回忆也是一道清泉，可以给灵魂一次洗涤和升华。她抬起那双迷人的大眼睛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说，好像一本书上这么说。

　　我仿佛看见幸福女神在向我招手，这么好的姑娘可千万不能放过,我转弯抹角地打听到她现在还没有对象。还用说吗，我立刻向她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也许是有缘分，她对我也有点意思，我呢，这么多年来魂绕梦萦的挂着她，我们很快走到一起了。在布置我们的新房的时候，看着她曼妙的背影，我不禁说道，“我圆满地完成了一部故事了。”她回过身来问：“你说什么？你在写一部书？”我笑笑，我是想起了我朋友当时说过的话了，想不到真的在我身上应验了。

　　我又想起了那条小巷，那条幽静的小巷，我一定要和我的妻子回到那里去，重新走一走那条青砖铺的小路，当我们站在17号门前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