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滑过浦东国际机场长长的跑道时，我在想，要是它停不下来，会载着我冲进大海还是哪里？我从来是分不清东南西北的，自飞机从天河机场起飞的那时起，我知道它要往东边去，而当它在浦东机场上空盘旋又降落之后，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就像在天空飞翔时，我的心仿佛飘着某个泛黄的天花板，我却不知道那是哪里。

　　事实上从2010年7月那个炙热的午后开始，我就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了。

　　七月的武汉，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武汉人像一块块冒着热汽的发糕。我躺在谌晨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看着头顶那台十年前的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动，我常常害怕它会突然掉下来，高速旋转的扇叶会不会把我绞得血肉模糊。我和谌晨在这张床上并排躺着，显得这张床更是窄小，虽然我们俩都不胖。

　　谌晨在我身边喘着粗气，我喜欢看他满意地熟睡的样子。果然，不一会他就睡得像头猪一样，我用头发去挠他的腋窝，他转了个身，干脆用右手搂着我的腰继续睡。我将他的手挪开，起床走到窗边，从谌晨烟盒里抽出一根黄鹤楼点上。我不会抽烟，只是看着它一圈一圈燃完，然后轻轻地把它弹到楼下。楼下有一间叫做右岸的咖啡吧，我和谌晨曾经在那里坐到晚上十点，用吸管喝同一杯咖啡，不加糖。然后他骑着花1500块钱买来的二手本田摩托送我回家。我喜欢坐在那辆摩托车后座上，双手揽着谌晨的腰，脸贴在他宽宽的后背，让风吹乱头发。我觉得幸福好简单，就像这样。

　　后来谌晨说，你搬过来住吧，每次来回三十公里接送也够折腾的。我坚决地摇头。不是因为这里离学校太远，而是我不愿意。至于为什么不愿意，我也说不清原因。谌晨就再也没提出过让我搬过来一起住，还是像从前那样每个星期六晚上骑着那辆破本田在学校门口接我，我们经过黄鹤楼，经过长江大桥，桥上风很大，于是我搂着谌晨的腰更紧。因为限摩，星期一一大早他又得骑车送我回去，赶在交警上班前回家。这样的来回大概持续了两年，直到这天。

　　我用笔在谌晨的香烟上画心形，然后一根根装回去，导致谌晨每次都不敢递烟给同事抽。这个午后我一共在40支香烟上画了200个心，谌晨就醒了。他直接去了卫生间冲凉，冲完披着浴巾出来，从身后抱住我。

　　“告诉你一个消息。”他用搂着我腰的手抽出一支被我画了五个心的黄鹤楼。

　　“嗯？”我转过身。

　　“公司派我去上海，明天的飞机。”

　　“……”

　　我从来不过问谌晨工作上的事，他也不会主动跟我聊。他学历不是很高，但工作踏实，从最底层一步一步走上来，这次正是老板给他升职，但必须调派外地。

　　“要去多久？”我略微低下头，看着他高高突起的喉结。

　　“不知道，也许就不回来了。”谌晨抬起右手，把我的头放在他左边的肩膀上。

　　很长的沉默。

　　“你明年毕业来上海吧！”谌晨说这话不像是商量的语气。

　　“……”

　　又是一阵可怕的沉默。

　　我抬起头望了他一眼，然后狠狠地在他肩膀上留下一排整齐的牙齿印。他身体抖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

　　“我走了。”我迅速穿好衣服，到门口的时候背对着谌晨说。

　　“我送你。”

　　“不用，天太热，我打车。”我依旧没回头，“明天我来机场给你送行。”

　　拉开防盗门锁，我一口气冲到底楼。

　　第二天我没去给他送行，而是一个人待在宿舍无聊地看着天花板。连续一个星期的闷热，让我烦躁不安。我想着他什么时候上飞机，登机前会不会来回不安地走动，在人群中搜索我的影子。他会不会打个电话给我。结果直到飞机起飞，也没有收到他一条信息。我不知道那种感觉是失望还是什么。

　　晚上我一个人在江滩吹风，看着对面高高耸起的龟山电视塔，塔后面一层厚厚的云。也许要下雨了。长江里各种不同的泳姿，大大小小的轮胎。也有不会游泳的人脱了鞋子坐在江边，把脚伸进水里不停地搅动，或者是捧了江水往脸上浇。我懒得理会所有的这一切。有什么值得我理会？

　　我开始想谌晨，想他此时在做什么。他此时本应该陪我在这里吹风，或是在右岸喝那不加糖的咖啡，抑或是在他那张窄小的单人床上，我们正汗流浃背。然后开始回忆从前的事情，跟谌晨在一起的两年。所有的一切像一张泛黄的天花板，吊扇在吱呀吱呀转动，慢慢慢慢地，天花板开始往上升，而吊扇直直地落了下来，把我绞得血肉模糊。

　　果然开始下雨。连续几声巨雷，豆子大的雨点很不讲理地打在我的脸上。人们开始四散逃去，到附近的咖啡厅或是随便找个屋檐避雨。江面上没了各种泳姿，一时显得略有些孤单，雨点打下去，荡起一圈一圈小小的涟漪。我像个傻子站在那里听雨打在法国梧桐叶子上的声音，头发已经湿透了。我不想逃，为什么要逃呢？不管逃到哪里，也是孤单。孤单是一种病，当你刚开始病的时候，也许还在想着怎么医治；而有的病，病人自己会知道它是无药可救的。但也许孤单不孤单与爱情无关。

　　一把雨伞很突兀地递了过来。我转过头看这把雨伞的主人，长着一张还算俊秀的脸，个儿不算高，瘦瘦的，脸上棱角很分明，一对儿剑眉轻轻往上翘，下巴尖得像个女孩子。好吧，我对他印象不算坏。虽然此刻我没心情搭理他。

　　“看来这雨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了。”他没有说送我回家，也没说“小姐你还好吧”，这让我没有立即对他产生厌恶感。

　　可是我此时真的没心情搭理他。

　　“要不，我陪你淋雨。”他说着就把雨伞扔在了地上。

　　我惊愕地看着他，他却咧着嘴给了我一个很好看的微笑。很好看的牙齿。

　　说实话，我开始对他有了一点感激。

　　“你叫什么名字？”我居然主动问他。

　　“杨乐。”

　　一个比谌晨更女性化的名字。

　　“我心情不好。”

　　“我知道。”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我这样问，事实上我并没有生气。

　　“等你心情好一点。”

　　“世上竟然有这么厚颜无耻的人。”我转向他。

　　“好吧，那你知不知道天为什么下雨？”他竟然问这么小孩子的问题。

　　我仰头看了看，雨还在不顾一切地下，似乎要一次性下完这一年的雨。但是为什么要下雨呢，因为谌晨的离开？可笑，我到现在还没接到他一条讯息。

　　“天要下雨，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下，也无法让它停止。你要悲伤，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悲伤，也无法让你停止悲伤。世上的事本来就是这么无解又无能无力的，好吧，我们在这里淋雨，这能做到，但它似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貌似有道理。

　　“请我喝咖啡吗？”我问。

　　“行。”

　　咖啡厅名字叫Red’s。菱形的玻璃格子，霓虹灯把它的外形装饰成一个菜篮形状，内部装修比较简单，却典雅，爵士乐轻盈地盘旋在这间不算大的咖啡厅。杨乐问服务员要了两张毛巾，递给我一张，自己照着头发擦了起来。我擦干头发，发现衣服也湿透了，浅色的衬衫贴在身上，似乎有些不雅。不过我懒得理会。

　　我们点了两杯意大利浓咖啡，然后对坐着聊天。他说他来自上海，到武汉找分手两年的前女友，却发现她现在过得很幸福。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我只是想看看她现在怎么样，如果过得很好，我就回去上海继续我的工作，然后努力让自己幸福，要是她现在过得不好，我想也许我会留下来，让她幸福，或是看着她幸福。我说你真伟大。他呵呵一笑，说，不过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梦而已，有时候梦会自然醒，而有时候，梦得太过幻想，需要自己把自己叫醒。然后他停住这个话题，开始给我讲上海，讲世纪公园，陆家嘴，徐家汇，讲城隍庙，讲上海的华丽与盛大，梦幻与真实。他却不知道，上海对于我是来说是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城隍庙，没有外滩，只有泛黄的天花板，以及吱呀吱呀转动的电风扇。这个故事的一半被谌晨从武汉带到了上海，却被我收藏了另一半。

　　其实整个晚上都是他在讲，我在听。不可否认他天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一个个无关紧要的细节，被他娓娓道来，却变得有声有色。咖啡厅，爵士乐，一个长得还算好看的男人，这真像一部电影。我们一直这样对坐到11点，他说我送你回家吧，我说好。

　　出租车上变得离奇的安静。我原以为这样的桥段像一段艳遇，至少会发生点什么，而事实上他直接把我送到学校门口，然后挥手跟我道别，说到上海的话找他，带我去看外滩。我说好，然后手举在头顶上挥了挥，径直向宿舍回去。

　　这时候雨已经停了，刚下过雨的路面很干净，我能闻到花坛里泥土的味道。偶尔有一对恋人依偎着走过，低声呢喃着什么。7月的学校已经放了暑假，留校的人不多，安静得像一本书。我的天空好像突然放晴，随着大雨过后很舒服的天气。如果说谌晨的离开给了我一道伤疤，那么这场及时的大雨送了我一剂金疮药。当然，还有杨乐。

　　天要下雨，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要下，也无法让它停止。我要悲伤，我却知道我为什么悲伤，我想用时间来止住它。虽然后来我还是固执地跑去上海找谌晨，但我只是像杨乐今晚一样，仅仅想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后来谌晨也有跟我联系，说他在上海很好，再次让我毕业之后过去上海。再后来联系逐渐少了，也许他有了新的房间，估计比之前的要好得多，吱呀吱呀的吊扇也换成了空调。而他的枕边换成了谁，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肯定没有给我留着，虽然他不曾说。这一切这么顺理成章地发展着，谁也没去阻止，谁也阻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