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岛全搜索电子报
　　《三十三年梦》于她，是交代真实的人生必须要做的，“我要当个负责任的作家”，而这受了张爱玲《小团圆》的启发。日前，朱天心来到方所青岛店与读者交流，讲述她写作《三十三年梦》的缘起，她说，是为了把个人在场的、在台湾的几十年中看到的、想到的、记下来的非说不可的东西都打包好。虽然这是本散文集，但在台湾激起不小的波澜，因为她在书中揭露了不少文坛中人的真面目，这种直白让许多人不解甚至不快。为何要揭开真相，早报记者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在她细细解说中，能够理解她对于写作、对于人生和处世的执拗。
　　书写真实的人生不做选择性记忆
　　早报：2015年这本书台湾出版繁体版，当时引起很多人的不解，甚至是不快，您能谈谈您创作的初衷吗？
　　朱天文：我既然是打算记录下自己三十几年走过的路，所以来不及有太多的空间和闲暇做虚构的事。光彩荣耀和快乐是真实的一部分，可是愤怒焦虑和不满，也是我真实的一部分，那我决定一概都概括，一概都得去面对，而不做选择性的记忆，只写正面的部分。别人看来可能是负面或者是引起争议的部分，我并不打算闪躲，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自我设限，只想要能够尽量地和盘托出。
　　但我尽可能不去把这本书变成一个私人之间的小恩小怨，因为那样不公平。我议论别人的地方，都是对方在公共领域角色扮演的部分，我写的是我认识的他。其他有的朋友在私底下比我写得还尖酸刻薄，可是见了面总是你好我好，我受不了，人生苦短，我不打算做那样子的人。
　　受到张爱玲启发当负责任的作家
　　早报：《三十三年梦》有没有得到张爱玲《小团圆》的启发？
　　朱天心：张爱玲曾经是我十几岁前后最钟爱的作家，反复看她的作品，她最让我着迷的，不是她的华美的文字，最迷我的是那种沧桑――那种苍凉的沧桑，因为她曾经在大家族，看过它的兴衰。但是当自己的年龄年长于她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沧桑只是沧桑的味道，她只是有着高超的文学技巧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小鬼，但这不足以欺瞒过我，所以三十几岁以后我不再看张爱玲。一直到六七十岁，因为《小团圆》《雷峰塔》，很多人都会去想，她怎么会一手把自己建造的王国――七宝玲珑塔，就这样一下捣毁。就像小孩搭积木，搭得那么漂亮，完了哗啦推倒，张爱玲是这么做的，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觉得非常感动，她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
　　我很讨厌看美食节目，人人都在炫耀，比如吃鱼，只吃最好吃的脸颊肉，其它都扔掉做饲料去。打个比喻，张爱玲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把一条鱼最好吃的脸颊肉都吃掉了，也就是她把她最精彩的部分都已经写掉了，可是五六十岁的时候，她还是要把剩下的整条鱼与人善用，虽然没那么好吃，但也并不是不能入口，她就是一个如此负责任的作家，她给我很大的启发。
　　1977年，《击壤歌》一举成名。胡兰成称赞这本小说像《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无忧无虑的高中生活如同大观园里不知外界世事,“可你要怎么写后四十回？ ”那时候我才十七八岁，他就问我后四十回，问得太早了。写《三十三年梦》时候我没想到，我竟然在回答他要的后四十回。当一个人年华不再、梦想不再的时候，不管是外表或是内心的样子，都变得非常粗砺，可是，这才是真实的，你把它写出来，即便会把前八十回赏心悦目的那部分七宝玲珑塔打碎。这是张爱玲给我的启发，我要当个负责任的作家。
　　文学一直在萎缩做个活久的恐龙
　　早报：您在几年前的时候曾经叹息过台湾的文学现状不是太好，现在您认为现状有所变化吗？
　　朱天心：在继续坏下去，也绝对不会再回头了。以前台湾的出版市场底线是两千本，不赚钱也不赔本的书都可以出版，可是现在这个线降到500本，但出版社赔本就无法出。导致的结果是，本来也许有两百个不同的作者在众声喧哗，就像一个花园有两百多种花盛开，而现在萎缩到只有15种植物，好荒凉。反过来，社会因为没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梦想、不同的窗口，而越来越单调。
　　现在的人们，想获得知识，看手机比一本文学书要快得多了，想获得娱乐，追剧与次文化比文学要活色生香得多，想获得人生的启示，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讲座。过往，文学家就像一个民意代表，为大众发声，现在文学的功能全都被其他渠道各自代替，所以文学反而变得非常纯粹，是真的想看文学的人、而不是心有旁骛的才可能来接触的。所以它整体地在读者端和创作端这两端都一直在萎缩中，你说悲不悲观呢？
　　我很难去讲，读者应该争气一点，或者作家应该争气一点，所以到最后我忍不住说，起码如果我相信有纯粹的文学，我就让自己还活着吧，就像濒临绝种的恐龙。要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位小孩问什么是恐龙，爸爸不用去博物馆，不用翻图鉴，他起码还可以指着我说，恐龙在那里，那我觉得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姐姐已经“阵亡”自己只想安心写作
　　早报：很多知名作家一半精力做文学创作，另一半用来做编剧，你有没有做编剧的打算？
　　朱天心：一点也不会，这可能和我姐姐天文有关系，因为她跟侯孝贤导演合作了30多年，我常觉得她已经被侯孝贤占用了太多时间了。我觉得，写作是个人的事情，我们家已经有一个“阵亡”掉了，那我还是把持住吧。
　　以我的观察，我感觉到文学比电影的自由度大很多。写作只需要纸和笔，就算是卖不出。最多赔出版社30万元台币。可是我目睹侯导拍电影，就像《聂隐娘》，投资人民币一个亿，说他不考虑票房不可能的。我们两个人对谈，我可以看着你的脸，能够观察到你的理解能力，而一部电影要与500人对谈，话就得说得很简单，要取理解能力的最大公约数。
　　电影，即使对于一个作者导演，他想要表达的初衷和梦也是一路被打折，一路迁就，一路妥协，很不自由。当然，那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世界，可是真赚了钱才真的叫钱。当然这不是你想真正要问的。（记者 单蓓蓓）